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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与周国平、杨丽华一同往访徐梵澄先生。
梵澄先生早年（一九二九年，二十岁的时候）自费留学德国，五年以后，战乱家毁，断了财源，只好归国。回到上海后，生活无着，乃卖文为生。在鲁迅、郑振铎的督促下，翻译了尼采的一些著作。抗战以后，又武汉、长沙、重庆、昆明，四处颠沛流离，直到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政府派到印度教学。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垮台，遂成海外游子，须自谋生路了。于是在一个法国女人开办的教育中心任职。这位法国人很看重他的才华，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作“高级雇工”使用的：不开工资，只包一切生活用度。他著了书，出版后，也不给分文稿费，甚至书也不给一本的。在这位法国女人晚年的时候（她活到九十多岁），支撑她教育事业的四个台柱子一年之内相继去世，学院一下子就衰败了。这样，梵澄先生才争得了归国的机会（前此两番皆未获许），于一九七八年返回阔别三十年的家园。先生一生未婚，目前已无多亲属，只是昆明有两侄辈，曾表示要来这里侍奉晚年。不料来了之后，不但不能帮忙，反添了数不清的麻烦，只好“恭请自便”——又回到昆明去了。
梵澄先生在印度
先生现住着一套三居室的房间，饮食起居皆由自己料理，倒也自在。
“印度好吗？”
“不好。在印度有一句话，说是印度只有三种人：圣人，小偷，骗子。”
真是高度的概括。与高深精密的宗教和哲学相比照的，就是世风的衰败么？
“我在印度丢了六块手表。丢了以后，就给法国老太太写个条子，再领一块。有一次她给了我一块很好的表，我连忙退回去了：这是很快就会丢的呀。”
不过回国以后的种种情形也很令他失望。除给个宗教所研究员的职称外，基本上就等于弃置不用了。几部书稿压在几家出版社，两三年以至三四年没有音讯。
请先生为我的《五十奥义书》和《神圣人生论》题了字，梵文、汉文各题一册：
圣则吾不能
我学不倦
而教不厌也
梵澄题字
接到梵澄先生复信，其中言道：
我是唯物史观的，也略略探究印度之所谓“精神道”，勘以印度社会情况，觉得寒心，几乎纯粹是其“精神道”所害的，那将来的展望，科学地说，是灭亡。
来信说《五十奥义书》中有不解处，我相信其文字是明白的。这不是一览无余的书，遇不解处，毋妨存疑，待自己的心思更虚更静，知觉性潜滋暗长（脑中灰色质上增多了旋纹或生长了新细胞），理解力增强了，再看，又恍然明白，没有什么疑难了。古人说“静则生明”——“明”是生长着的。及至没有什么疑难之后，便可离弃这书，处在高境而下看这些道理，那时提起放下，皆无不可。这于《奥义书》如此，于《人生论》亦然。
书，无论是什么宝典，也究竟是外物。
通常介绍某种学术，必大事张扬一番，我从来不如此作。这属于“内学”，最宜默默无闻，让人自求自证。否则变怪百出，贻误不浅。
上午九点半钟，中央电视台胡铮、陈梁等四人坐车来接。
继往北大接金克木先生，然后同往香山饭店，拍片（按片名为《同一屋檐下》，以下所记拍片情景略去）。
前几日曾致函（写满三页纸）金先生，约请他评《五十奥义书》，他说已复信婉辞，但至今信未收到。今日见面，复又提起。
因说起梵澄先生，金先生原是认得的。
他说，梵澄是一九四四年去的印度（此前蒋介石到印度访问，欲与之修好，答允派两位教授去讲学），同行者为常任侠，但二人下飞机后便反目了。常是左倾的，徐无党无派，但决不左向，于是各奔前程。
……
以后就到了阿罗频多·高士的修道院。阿便是《神圣人生论》的作者。他是哲学家，也是社会活动家，搞暗杀和恐怖活动，后受到英统治者的追捕，乃逃到南印度的一处法属地，得到一位有钱的法国女人的资助，办起一座修道院，他就做了教主，著书立说。后“修炼得道”，便不再开言，只是撰述。一年与弟子们见一面，也是不说话的。
他在印度的地位是极高的，被称为“圣人”，卒于一九五〇年。他到晚年，差不多就是个神经病了。
徐翻译了他的书。
徐要求回国的事，冯至和我说起过。他提的条件就是要在国内出书。
经研究后，同意接受。如果大陆不接受，他会去台湾的。（今按：后来我曾就此事问于梵澄先生，先生另有说，见后面的日记）
聊了半天的结果，是金先生同意写一篇谈《五十奥义书》的文章，但不想写长。
我说：短文，最好。
接到金先生六月十五日发出的信，其中言道：
复札手悉。嘱写书评，但《奥义书》聚讼纷纭，实难置喙。译者徐，评者巫，皆在印时素识，更不便说话。
至于唯心唯物等等，由四十至五十年代两大阵营说而起。今国际“阵营”已不讲，哲学“阵营”只中国还在坚持。当四十至五十年代之间，东德有位旧学者力求从印度古籍中寻找唯物论，于是有种种解说，中国受其影响，不少人依之立论。如同对“老子”，有位学者先定为唯心，又改定为唯物，现在不知又怎么讲，我见到也不妨问他。《奥义书》类似中国的子书，《诸子集成》，直到后代仍有作者，本是通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有位学者以康德之学加以解说，后又联上黑格尔，印度学者大为欢庆，也随之联系。这和今日中国尊孔实无二致。他们所□书只指几部，徐译有五十，多去有一百零八，甚到有二百多记，不是一时一地一体系。现代所讲不过都是古为今用，一涉及此点，岂能说话？故我实不欲说，非仅不敢说也。而且书已多年不读，徐译稿，编者曾来问我，我只嘱勿改勿批，不作引言。出版后徐又赠我一册，我也未看。现在精力日衰，不能再去钻研，故亦不能说话。以上啰嗦无非是向你告罪，区区苦衷，尚请鉴谅。……
接金克木先生电话，云评《奥义书》之稿已写就，嘱我往取。遂往北大。
老先生真健谈，一聊又是三个多小时。
回顾这篇文章的整个组稿过程，是极有意思的。长达数小时的两次长谈及书信往还，早已超过这四千多字的篇幅。
如此，乃砉然得解：奥义书者，本无奥义也；最神圣的信仰，原缘自最世俗的念欲；再深奥的哲学，蕴含的也是生命之精义。这是一种高级哲学和原始信仰的特殊共存。
文章浅白平朴，而其中“意思”殊多也。梵澄先生曾云：愿读者自做解人，金文同有此意在焉。因之对若个“奥义”，不过点到而已，正是好处。
金先生戏称：“此稿是在你的‘亲切关怀’下写成的。”
下午与周国平一起往访梵澄先生。
先生今日情绪极佳。首先谈到我写给他的信，认为还有一定的古文修养，但文尚有“滞障”，而文字达到极致的时候，是连气势也不当有的。我想，这“滞障”大约就是斧凿痕，是可见的修饰，而到炉火纯青之时，应是一切“有意”皆化为“无意”，浑融无间，淡而致于“味”。
又打开柜子，找出十几年前发表在新加坡的几组文章：《希腊古典重温》《澄庐文议》《谈书》，并告诉我说，昔年他在印度阿罗频多学院时，由于那位主持人（法国老太太）的故去而使他的生活难以为继，因而卖文为生，虽所得无多，但不失为小补。如我对这些旧作感兴趣的话，可以拿去发表，但要请人抄过之后，再拿去给他看一下。
又翻出《鲁迅研究》，让我们看发表在上面的《星花旧影》，是谈他和鲁迅的交往，并录有若干首他写给鲁迅的诗。当年墨迹的复印件也让我们看了。文字纯静而有味，诗有魏晋之风，书似见唐人写经之气韵。
先是，沏上酽酽的红茶一杯，继而又拿出月饼，一人一枚，分放三小碟，一剖四牙儿。先生和周君都吃了，我没吃。走时却将之装入塑料袋，硬要我带走，说：切开了，不好放，我一个人如何吃得完？
将《希腊古典重温》整理剪贴，并为之誊抄。
上午访梵澄先生，将誊抄过的部分稿子请他过目，并送去信笺、墨汁。
问起他近日的作为，言道：正在为欧阳竟无编一选本。案头所置，正是四厚册《欧阳竟无集》，乃台湾版，国内无见。又问欲交付何家，云：金陵刻书处。遂曰：何不与三联？笑答：也是可以的啊。不过，稿子需要一一抄定。我表示愿意承担。
梵澄先生对渐师很是心折，再三称誉其文章之美，当下让我与他并坐案前，为读其记散原一文。果然文气浩博，凡顿挫处皆有千钧之力，而叙事又多欣戚之感。
如约往梵澄先生家取稿。今日又逢他兴致很高，聊了一个多小时，并出示他几十年来所作旧体诗，请我为之联系出版。惶急不及细读，蓦见一首《王湘绮齐河夜雪》，遂拈出，当场录下，诗云：此夜齐河雪，遥程指上京。寒冰子期笛，落月亚夫营。战伐湘军业，文章鲁史晟。抽簪思二傅，投耒怅阿衡。危国刑多滥，中期柄暗争。所归同白首，何处濯尘缨。返旆还初服，传经事耦耕。金尊浮绿蚁，弦柱语新莺。兰蕙陶春渚，桑榆系晚晴。知几无悔吝，吾道与云平。诗后补注曰：湘绮楼有《思归引》自言其事，苍凉感喟之意皆为其格调所掩，未尽写出，概可于他篇见之。兹则直抒其意，语有当时人所未敢言者，于此又见古人之弥不可及也。——“所归”二句皆用古语而稍变，《引》中亦尝说及石崇事，此又白居易咏甘露之变者也。
因与道及王湘绮撰写《湘军志》一事。先生说，他当年亦尝与鲁迅先生论及此。周问，徐答：《湘军志》用的是《史记》笔法，但太史公虽叙事亲切，每似己之身历其境，却始终保持冷静，湘绮则徒有其一，而无其二。鲁迅先生深然此言。但后来先生得知，鲁迅是赞赏司马氏之冷静的。
由此又把话题转向谈史，谈黄石老人与张子房，谈鸿门宴，谈杨贵妃。先生颇有与众不同之见。遂曰：何不撰几则“读史札记”？《读书》最喜此类文章。先生似有意为之。
上午如约访梵澄先生。——前番交下一册手稿《天竺字原》，嘱我抄录其序，以收入“杂著”。临别问及下次晤面时间，乃答：“星期六。”已而又笑曰：“我，黄石公也。”盖因当日曾论及黄石公与留侯桥下之约。然既如此言，我岂非成了张良？不敢也。
先生将目录审定一回，以为尚嫌单薄，便又寻出一册在印度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出版的《行云使者》，嘱我誊录其序及跋，亦一并收入书中，并应我之请，言当为全书作一序。又将此编初步定名为“异学杂著”。
谈及散原诗，言至今记得一好句：“落手江山打桨前。”“初读之时，以为‘落手江山’，寻常句也，未尽得其妙，而于心中徘徊久不去。约有半年时光，忽而悟得，此乃江中击水，见江山倒影而得句。细玩其意，得无妙哉！”
将日前检得朱记“国史馆长”一则示与先生，先生正之曰：“王晚年非‘寒素’也。仅示一例。当年湘中有一朱姓秀才，弃文从商，经营茶叶买卖，后成巨富，茶行遍布。其向湘绮求文，先是，奉呈银子三千两，王弗受。遂易之以水礼（绸缎、果品之属），乃应。可知王名重当时，囊中曾不少物也。”
继而又述一则王之轶事：“时有一和尚犯事，坐罪站笼。寺中诸和尚欲救不能，乃贿于王，以求为之说情。一日，王拜会县令，说笑一回，起身告辞。主人送客，王见笼中和尚，佯称曰：‘这和尚站得好！那日同他对弈，竟一子不相让。’言讫而去。和尚由是得免。——能与王对弈者，岂非友乎，县令固不愚也。”
忆及著述之甘苦，乃云：五十年代迻译《五十奥义书》，时在南印度，白昼伏案，骄阳满室，寓居之墙又为红色，热更倍之，每抬臂，则见玻璃板上一片汗渍，直是头昏昏然也。然逢至太阳落山，暑热渐退，冲凉之后，精神稍爽，回看一日苦斗之结果，又不禁欣欣然也。
人入暮年，可有孤独感？答曰：余可为之事，固多也。手绘丹青，操刀刻石，向之所好；有早已拟定的工作计划；看书，读报，皆为日课；晚来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诵之，批之，殊为乐事，孤独与余，未之有也。
接陈平原电话，云《散原精舍诗集》已借到，遂往北大。
书取到，径送往梵澄先生家，时已将及六点。先生一再留饭，说：我这里有三个馒头，我只吃一个，你吃两个。乃婉谢。于是为我沏上一杯咖啡，并一定要我喝下去。
取出一册《玄理参同》，嘱我将其序言誊抄，一并收入《异学杂著》。
如约往梵澄先生家取《异学杂著》序。又交我一部手稿，是室利阿罗频多修道院的主持人，那位法国老太太的著述，名为“周天集”，一段一段，类似“道德箴言”。他说，联系了几处（包括香港、新加坡），都碰了钉子，嘱我再为之找一出路。
告别之时，硬塞我两个橘子。先是不受，后先生说，这是对朋友所表示的好感，便觉再推似有不敬，遂收下。
往编辑部，发稿。
中午到的丽吃饭，老沈又参加了。饭桌上说起梵澄先生所托的那部书稿，老沈表示很有兴趣。
上午往梵澄先生处取《散原精舍诗集》。借书本是为请他写书评的，但今日却言不愿为之，原因是恐牵涉诸多人事，乃欲令我代笔，而不署先生之名。恐无力荷此任。
又示我一副对子：人寿丹砂井，春深绛帐纱。云此联乃廖季平所为，但先生不满于下联，因欲改写，然后书于壁，并让我也试为之对。我何尝有此急智，再三言之：不能。先生曰：不急，不急，待对出，信告可也。
辞别而归。未及进家，脑子里蓦然跳出一句：神通梵铃中。情知未称的对，也只得以此交卷了。
雨化为雪，天寒甚。
为梵澄先生送去《周天集》稿，请他为之序。雪犹未止，路滑难行，骑车至团结湖，已觉双腿发颤。
先生稍肯日前之对。示我一纸当日所书梵文墨迹，云：此曰梵寐文。以此易下联之后三字，当为佳对也。
谈及八指头陀，犹记其若干好句，如“袖底白生知海色，眉端青压是天痕”。此登高之作也。又曰：陈石遗尝有诗：山鬼夜听诗，昏灯生绿影。八指头陀乃云：后句不妥，当易为“宽窗微有影”。
又示我学诗之途：先由汉魏六朝学起，而初唐，而盛、中、晚唐。追摹杜工部、玉溪生可矣。我说，学诗乃青年人事，如今已过此界，何以为之。先生曰：不然。知高适否，四十岁以后方学诗，岂非卓然大家。
又说：我向不以灵感为然，学识方为第一，所谓厚积薄发是也。即如八指头陀，大字不识一个，不过以“洞庭波涌一僧来”一句成名，后之为诗，则多为一班名士所助。
往梵澄先生处取《周天集》序。
他说，一年将尽，遗憾的是没有得机会去四处走走，只是因公去了一趟扶风的法门寺。明年要制定一个旅游计划了。不过今年的确做了很多事情，看校样，编书，还看博士论文。于是又说起，去一次干面胡同，乘出租汽车，要耗资三十四元，而细心审阅一篇博士论文，才得二十元。先生是以国内之收入，来行国外之生活方式，如何能持平。出门坐小车，当然不是一介寒儒所能享受的。
将《周天集》选题报上。
上午访梵澄先生。
先生正在临《泰山金刚经》，因让我当场临写几字，顺势告以执笔之法、运笔之道。说目前我已到了中级阶段，欲再向上跃，则须反求于古，即所谓取法乎上，从汉魏学起，求朴，求拙，勿钝，勿利。又提起我的那首小诗，指出其中病句，并曰学诗与学书的道理是一样的，先从《古诗十九首》入手，熟读《文选》诸诗，而唐，而宋，元、明可越过，清初王渔洋诗不可不读。
又取出他的诗作，选出若干首读给我听。有《前落花诗》（五古一首）和《后落花诗》（七律十五首），写得极好，开篇一句“落花轻拍肩，独行悄已觉”，已觉很有韵味。
《周天集》已作选题上报，因字数过少（两万），故请先生再为之增补若干篇幅。于是取出一本小册子《南海新光》，后有室利阿罗频多事略，嘱我补于其后。
临别，约二十六日再见。
上午访梵澄先生，告以《异学杂著》已发稿，但《希腊古典重温》《澄庐文议》《谈书》外，其他几篇序跋被撤下。先生意欲再增补几篇，另成一书。此议尚须与李庆西商量，不知他们是否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