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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生涯大约是从四五岁开始，当然是看现在差不多成了文物的小人书。那时候最常去的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地址在帅府园胡同口的拐角上，清楚记得店堂中间有一道高台阶，台阶下边是幼儿读物，台阶上边是青少年读物。大概没有过很久，我的阅读就上了台阶。当时读的书，现在想来大体可以别作两个系列，一是以曹雪芹为代表的古典系列，一是以浩然为代表的红色系列。后者的影响至于七十年代，前者的影响则恐怕是一生。
遗憾的是青少年时代给我的读书时间太少太少，在没有书读的时代里，只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总在手边，成为随便翻开任何一页都有兴趣看下去的书。当然我至今仍对它充满感激，它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会经常出现字音读错的过失。
我是七〇届初中毕业生。过来人都知道，与“老三届”相比，七〇届是尤其不幸的一代，因为小学只上满四年，一九六六年进入五年级的时候，课堂里已经不平静了。一九六八年“复课闹革命”，就直接成为初中生。初中两年半，学工、学农、学军，挖防空洞，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不多。七〇年夏天开始提前分配，根红苗正的同学优先分配到工厂和医院，留下的同学年底分往北京远郊区插队。我分到当时的房山县史家营公社会青涧生产队。史家营位于深山区，长途汽车只能开到柳林水，再往上就没有汽车路，要步行四十五里山路才能到我们所在的会青涧。虽然插队时间只有一年半，但我把所有的农活都干遍了，包括最苦最累的“下煤窑”。一九七二年秋北京市二商局招工，从我们这些知青里招了一批，我被分配到王府井果品店。先是售货员，半年之后，去学开“小蹦蹦”，取得驾照后便成为司机。过了两年又去“增驾”，即由小车改为大货，在有机厂学习了一段时间，又改到了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后来这段经历被简化为“开过卡车，卖过西瓜”，其实准确的说法是：当过售货员，也当过司机。
本应在学校受教育，却被抛入社会，乃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命运，其中七〇届年龄最小，底子最薄，因此七七年恢复高考，考取的绝大多数是老三届。我老伴七八年考上大学，在他的鼓励下，我七九年参加了高考，因为数学不行，故报了外语，——外语系数学不算分，清楚记得高考成绩超过分数线五十四分，然而忽然出来一个新规定：年龄超过二十三岁，外语系不再招收。而我已经超了两岁，自然被卡在线外。不曾料到第二年春天第二外国语学院又补招了一批，补招对象就是我这种情况的超龄考生。天公却是再次捉弄人：这时候我已经成家并怀孕。此生与大学无缘了，从此走上自学的路。
自学的路很漫长，但漫长的路途中不时会出现指点迷津的师友。
这个漫长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七九年我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进入疯狂读书的阶段。这时候的问题是不懂得怎样读书。有一位常来借书的同事，是“文革”前的北大毕业生，年纪不很大，但大家都称他“老傅信”。他告诉我说：新出版的钱锺书《管锥编》，你一定要好好读。于是我马上买了来，从此成为我的入门书。以《管锥编》为入门书，并不是说我读书的起点有多高——实际上我的读书生涯已经开始得太晚了——而是说，在高人的指点下，我遇见了一部好书。《管锥编》当然不是能够一下子读懂、读透的书，它对我的意义，在于使我看到了一种读书的眼光，读书的方法和境界，知道了如何把书读活，从此就不再一本一本读书，而是一片一片读书。这是求学路上一部书给予我的一把开启宝库之门的钥匙。
买书的生涯当然更早，现在有证据留下来的是四十七年前买下的《宋书》，至今还包着牛皮纸的书皮——那是当日买书时候的原包装——书脊上写着编号，从“1”到“8”，直到今天不曾更换。版权页的内容是，“宋书（全八册），中华书局出版（北京人民路36号）”，“1974年10月第1版，定价7.60元”。就在刚刚查看版权页的时候，发现里面竟然还夹着当年的发票，时间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椭圆的红印上有“北京市新华书店王府井门市部”的字样。王府井大街，在“文革”期间改作了“人民路”。所谓“新华书店王府井门市部”，乃是王府井南口新华书店开设的一个“早晚服务部”，面积很小，不过是书店前面辟出的一个窄长条，“早晚服务”的时间，依稀记得是早七点至九点，晚七点至九点。模糊的印象中，“早晚服务部”的时代，新华书店好像尚未恢复营业，但是这里居然经营“古书”了。那一年我二十一，正在王府井果品店开车，月工资四十块零五毛。以后我又在服务部里陆续买到《史记》《曹操集》《陆游集》等。《曹操集》书皮上的编号是“27”，保留至今的编号到此为止。
曾经狠狠过了一把买书的瘾，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在民间文艺研究会做资料员的时候。我负责编目，做索引，借阅，更兼采购。当时为资料室买了不少好书，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那批书很有价值，只是后悔许多好书没能给自己也买下来。书不能不拼命买，重要原因在于我的驽钝，首先是记忆力不好，因此书不能不尽量把它“圈养”，一切只为使用的方便，就狭义的藏书而言，那是欣赏玩味的境界，为我永远不能及。图书馆当然也常跑。图书馆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大量浏览不值得买的书（值得与不值得，当然仅仅就个人兴趣而言）。开卷有益的话真是说得太好了，跑野马式的泛览从来不会令人无获而归。然而另有一个严重后果，便是把看到的好书再想办法买回来，终究还是“圈养”。
第二阶段，是为组稿而读书，更是广结书缘。一九八四年春，新成立的光明日报出版社招聘编辑，九十多人参加考试，录取了九人，我是其中之一。编辑，自然要组稿；寻找选题，自然要海量读书。一年半之后，我进入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与寻找书稿选题相比，杂志编辑需要寻找的作者就更多。我负责外国部分，包括哲学、文学、音乐、建筑，因此这方面的书都需要涉猎，从中寻找作者，寻找话题。此外还有写书评：当时有不少出版社给编辑部寄书，希望《读书》做宣传。那时候常去的书店是西单绒线胡同的内部书店，这里的书全部开架，而且品种很多。再有出版社的门市部，如建工出版社、农业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社门市部的好处是书的主题比较集中。当然还有中国书店：灯市口、隆福寺，更少不了琉璃厂。琉璃厂有个机关服务部，熟悉的人都称它为“三门”。经常是周四在那儿和杨成凯碰面，向他请教目录版本方面的知识。写一篇两千字的书评，往往要买来一大摞相关的书。买学术方面的书，会看一下印数，如果印数少，就考虑买下，因为怕以后用到的时候就买不着了。
这一时期的另外一项修炼，是在主编确立的“《读书》标准”影响下，一面训练了鉴赏的眼光，一面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顶头上司老沈是一位喜欢读书并且很会读书的人。《读书》十年，主编对勤恳工作的奖励，就是赠以我喜欢的书。由平日的闲聊，逐渐明白了主编心目中的择稿标准，便是有创见，有韵致，题目不俗，总之是不仅有思想，还要文字好看。大雅久不作的时代，能够填词作赋固然教人佩服，然而凭着古文修养把白话写得好看，才更是本领。当然，有发明有见识是好看的前提，此见识也包括了通达。八股文章，一律不取。顺带说一句，那时候阿拉伯数码的使用已经开始多起来，但还远没有到当今的泛滥程度，《读书》的规则是除引书页码之外，行文中的数字表达一律用汉字。这一原则沿用至今。
在《读书》的时候，还参加了主编为几个年轻编辑组织的德语班，老师是两位德国神父。我是这个班里年龄最大的，所以学得很认真很拼命。后来德语班因故停办，如同我曾经努力学习过的英语，德语也很快忘光了。
第三阶段，是师从孙机遇安先生，开始名物研究之后。在遇安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完成了《诗经名物新证》。师生二人都把它视作毕业论文，于是先生认为我应该认真选择一个专业方向。答道：名物研究。师曰：这个词，今人已经很陌生了。我想，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个词为人所熟悉。其实我也是受到先生的研究方法的启发。先生学的是考古专业，做的是文物研究，研究方法，则是在实物、图像、文献三者的结合处揭发研究对象的本质。这岂不就是名物研究？而相对于传统的名物学，它的研究层次更为丰富。在考古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情况下，今天完全有条件使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解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中遇到的问题。
能够拜在遇安师门下，是靠了王世襄畅安先生的绍介，畅安先生给了我电话号码，说：给你介绍一位最好的老师。在此之前，我先已有了先生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系海上陆君推荐。挑着读了其中的几节，便觉得实在太好，竟好像得获一部“汉代大百科”。第一次通电话，因为太紧张，张口就说：“请找陆机先生。”
先生治学的观念和方法，首先是“问题意识”，即特别有着发现问题的敏感。遇安师的全部著述，可以说都是由“发现问题”而引出，著述的分量，也正在于“解决问题”。初从先生问学，师即告诫三点：一、必须依凭材料说话；二、材料不足以立论，惟有耐心等待；三、一旦有了正确的立论，更多的材料就会源源涌至。第一、二两条虽苦，却因此每每可得第三条之乐。我把它视作自己取到的三部真经。
此外，是更为具体的指导。首先要通过大量阅读使自己立足于学术前沿，明白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心里不能只有一个问题、两个问题，而是要有很多问题。好比同时点火烧着十几或几十壶开水，不断添柴的过程中，发现哪壶快开了就加添一把火。先生特别强调通识，当然日本人深井式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不过日本的大学问家也都涉足很广。
论文的写作，则分作两步。第一步，是做长编。先生的办法，是备下若干个牛皮纸信封，封皮上写明类别，然后把相应类别的卡片装在信封里。每一类卡片有了一定的数量，就开始做长编，亦即材料的整理和罗列。如果能够通过比较充分的证据而解决某一个问题，就可以写文章了。到了第二步，即写文章的过程，便是做减法，便是删汰枝蔓，“直指本心”，前提是大量的材料已为自己所理解、所消化（近年看到不少学术研究的书，都好像是罗列材料的“长编”，似乎缺少一个消化过程）。细微到引书的方法，先生也都有教授。比如古籍的引用，要选择好的版本（职官、地理、目录是研究的三把钥匙，有目录学的知识，自然懂得选择版本），只需要注明卷数。四库本，一般是不用的（宿白先生授课的时候即曾如此说）。再有就是要查找原书，引述原文，尽量不转引。
那时候会和遇安师一起去逛书店，不过更多的还是去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一般是在日文书库转，一面填卡片借书，一面到日文新书阅览室浏览。沿着书架走，先生会随时抽出一本书来，说“这个有用”，以及如何有用；或“这个重要”，以及如何重要。于是记下来，特别需要的就委托旅居日本的李长声帮忙购买。
这一阶段读的是两部书，一部是依然与此前相同的纸质书。撒下一面大网，有条件经眼的书尽量拿来过筛子，即所谓穷尽资料——当然这“穷尽”也只是理想中的标准。先是把《文物》《考古》《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大致配齐，接着是买考古报告。辗转联系到文物出版社的一位员工，正好因为搬家要处理一大批社里的书，于是买到不少考古报告。当时考古所门口有一个考古书店，常会出现一本两本早期出版的考古报告，不过都是加价的，每每数倍于原价，自然也在所不惜。还有一番幸运，是在杨成凯的帮助下，买到了章巽先生的一批藏书，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套《禹贡》杂志。这一时期是搜索式的读书，是带了极强的功利目的亦即解决问题，阅读的兴趣，差不多止剩了发现线索、发现证据的兴趣，而这种发现常常能够令人欣喜若狂。到了文学所，变成了全职读书。爱好变成了职业应该是很糟糕的事，不过幸好我对这职业也爱着。在电脑发达的时代，这种阅读依然不能以电脑检索来代替，也正如侦破不能靠电脑来完成。一桩疑案终于水落石出，设下的埋伏终于有了收获，其兴奋大约不过如此，只是过程中的一切，惟个中人冷暖自知。我曾经很想为当日正在炮制的“古诗文名物考”起一个侦探小说式的名字，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够表达破案过程的艰辛和快乐。
另一部书，是真实的“物”。追随遇安师问学，很长一个时期内，参观博物馆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以此深感这是一个几乎不可少的学习方式。不过那时候国内的多数博物馆都还是冷清所在，当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也不例外。基本陈列之外，很少举办各种专题的临时展览。印象中，参观都是要买票的，五元、十元、二十元不等。很多博物馆不允许拍照，便只能以画图的方式纪录所见，以至于养成习惯。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二〇〇六年。那一年一行二十多人往闽北窑址考察，参观博物馆，我依然驻足于展柜面前在本子上勾画展品，同行的李旻博士说：“为什么不用相机来纪录？”这以后方由画图改为拍照，也因此逐步积累起图像资料。虽然近年开展的“大众考古”为大家提供了了解考古实践的机会，但能够前往考古现场的“大众”实际上仍是“小众”。博物馆则不然，它不像考古现场那样不得不有诸多限制，而且还提供了免费开放、允许拍照的条件，因此走进博物馆的真正是大众。拍了照片，把“展品”带回家建立自家的“博物馆”，这是信息时代问学与治学的新途径，也是我们特有的幸福。近年博物馆的开放力度愈益增大，展览的学术含量愈益提升，今之寻“微”，比以往增添了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对治学者的辨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字词的训诂，依凭网络检索寻源讨本，可得前人不可想象的快捷之便，然而去伪存真，抉发诗意文心，究竟还要靠学者的综合修养。而涉及一器一物的定名，在目前却是网络搜索也无用武之地，于是博物馆参观以积累实物资料便成为一个新的治学途径。不过这却更具挑战性，真正把“物”读懂，必要有对图像之时代的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典章制度等等的深透了解，这一切，无不与对文献的理解和把握密切相关，即要使图书馆的书和博物馆的“书”相互发明，当然这也带来更多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快乐。卫星总体设计师胡海鹰说：“热爱是一时的，剩下的全是责任；喜悦是一刻的，剩下的全是投入。”（《文化报》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我认同这里的后一句。其实所有的投入，都是心甘情愿。
《文心雕龙·史传》第一节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刘勰的时代，欲接通古今，惟有文献一途。然而现代考古学的创立以及逐步走向成熟，却为我们走进古代世界揭示了更多的可能，因此很有必要使几乎被遗忘的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所谓“名物学”，二十年前专业以外的人知道它的还不很多，即便在学界也变得有点陌生，虽然它曾经是古代经学中重要的一支，在近代学术史上也还发挥着作用。名物学差不多可以说是随着科学考古的兴起渐趋式微，而二者本来应该是“同谋”。它不仅能够解决历史研究中的问题，还能够解决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沈从文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虽然有着特殊的原因，但从文物与文学的关系来说，这种转变其实也很自然。我对名物学的解释是：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所用的方法说来也很简单，即文献、实物、图像三头对案，让失散的名和物重新聚拢，然后拼镶起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若干生活细节，而它们本来是相互依傍的真实存在。那么这也可以说是选择一个角度进入历史，而在一事一物之微中作一点点侦破工作。
前面已经说到，我在遇安师的指导下，完成了《诗经名物新证》，紧接着写作了《先秦诗文史》和《诗经别裁》。后者至今仍在不断重印，前者则很少有人提及，不过六年前采访过我的张定浩却注意到了这本书，并由此想到了我的读书和治学路径。他说：“《先秦诗文史》是一本很有特点的文学史著作，它‘欲从文史哲不分的浑然中抉发独特的文心文事。所谓史，却既非纵贯也非精通，而只是用了“笔削”的办法在选择中体现出评价’。但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您对此有何看法？这是不是和我们当下的学科体制有很大关系？联系起您读书从《管锥编》入门，这也迥异于大学中文系的通常读法。是否可以说，您的读书和治学路径，更接近于传统的中国古代学者而非受西方人文学科洗礼过的现代学者？”我的回答是：“《先秦诗文史》本来是集体项目中的一册，但完稿之后却发现它成了一首乐曲中的不谐和音，因此另外单独出版了。当时有朋友转告我网上的评论，道是书名不通，书也不是史的写法。我想读者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合乎常理的。我既没有进入文学史写作的规范体系，也没有（其实是不会）使用理论术语，当然怎么看去也‘不像’……我只能说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运用自己既有的知识储备，去努力贴近那个时代，去认识那一时代作者的文心，然后把自己的认识写下来。不必说这种认识是很个人化的，但它是否也可以算作文学史写作的别一种呢。”
在那一次采访中，张定浩又问道：“《先秦诗文史》完成之后，您的治学兴趣似乎就开始转向两宋乃至明代，仿佛被吴小如先生言中，‘从先秦入手，后来顺流而下’，是不是这样呢？然而当代学者似乎另外一直还有一种治学途径，就是逆流而上，从民国、晚清至明，进而再上溯唐宋先秦，您是如何看待这两种方式的？”我的回答是：“这一转变，得自老师送我的半部《全宋诗》。《诗经名物新证》完成之后不久，孙先生送了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北宋部分二十五册，书装满了一纸箱，当年老师是从北大骑车驮来直接送到我家，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岁了。孙先生说：这部书你以后会用得着。不过我可没这么想，因此连箱子都没打开就放起来了。直到《先秦诗文史》交稿之后，才忽然想起翻一翻，翻阅之下立刻有了兴趣，于是把南宋部分也全部买来，七十二册通读一过，从此就走出先秦时代了。”在通读《全宋诗》的过程中，我整理了几类感兴趣的问题：一是两宋香事，一是两宋茶事，一是宋诗中的日常生活。自二〇〇二年起，陆续写作并发表了相关文章，十年前出版《棔柿楼集》，这部分文章分别收入《香识》《两宋茶事》和《宋代花瓶》中。
我的金银器研究，则始于对《金瓶梅》中诸多名物的好奇。入手之后，才发现金银首饰的研究实在太少了，因此益发有了探索的动力。十年前出版了《中国古代金银首饰》，近日五卷本《中国金银器》终于问世，可算作自己二十年研究心得的一个总结。李旻在此书的《序》中说道，“考古揭示古人的做法，包括器物的制作流程与使用场景。名物探究古人的说法，在‘物’与‘文’之间架设桥梁。两者共同构成扬之水的研究方法”。“这部中国金银器研究巨作是一个文化史意义上的考古发掘——从尘封多年的出土金银器中发掘关于设计、制作、使用、传承的信息，进而考察它们的发展脉络”。他近日又进一步申说道：“巴米扬那种破坏性的断裂，金银器的销熔，都是剧烈且不可逆转的断裂，非名物研究所能阻挡或重建。然而，物与文的脱离也是社会大断裂的产物之一，至少这一部分可以通过名物研究使文明达到重生。”
当然任何研究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比如我以为最有意思的是用拼对的办法，找回在历史中失散的名和物（一面是文献中有这样一个名称，可是原本和它对应的物找不到了，或者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一面是考古发掘中出土某物，却不知道它原本叫什么名字）。通过拼对，名与物在文献、实物、图像的契合处一旦重逢，这便是最教人兴奋也最有成就感的时刻。然而这三部分材料都各有自己的偶然性，因此求证过程中，不免处处有陷阱，不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是方法的局限。再有便是个人的局限。老友李零的一句话我以为表述最诚恳：“我们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百孔千疮。”正所谓“生也有涯，无涯惟智”。读书，求知，所以一生不可懈怠，而人生的乐趣，也就在此。
欧阳修与蔡君谟论书道：“学书如泝急流，用尽气力，不离故处。”读书，治学，也有同样的感觉。《诗》曰“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放眼看去，目标仍然是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