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最澄与日本茶道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今宁波地区由县升为州，因为当地有一座四明山，所以朝廷将它命名为“明州”。从此，这个新名字作为一个显赫的政治单元横空出世。

明州的兴盛，除了基因里自带的地理、区位优势，还有四个加持因素：

第一，海上丝路相对于陆上丝路的比较优势。作为陆上丝路的主要运输工具，一峰成年雄性骆驼——“沙漠之舟”，可以驮150公斤左右的货物；即便是一艘载重量5000公斤的小型帆船——“海洋之舟”，也相当于一支30多峰骆驼的驼队，更别说中型与大型商船了。唐代，中国船只普遍采用了钉榫接合技术，保证了船的坚固性；发明了水密隔舱技术，解决了船舱漏水问题；掌握了季风的规律，提高了帆船行进速度，海运风险明显降低。而陆上丝路需要穿越多个国家，常常被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所阻断。加上陶瓷、珊瑚之类的易碎品，经不住陆路颠簸，只能走海路。这也是大唐失去西域以后，陆上丝路日渐沉寂，海上丝路不断兴盛的主因。

第二，“衣冠南渡”带来的产业升级。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导致了两次“衣冠南渡”，大批人才进入江浙地区，使之成为丝绸、茶叶、瓷器的主要产地，宁波的“甬绣”与“蜀锦”“苏绣”齐名，越窑的青瓷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天台山、四明山的茶叶是茶中上品。而这三大特产，恰恰是海上丝路的紧俏商品。

第三，杭甬运河开通。唐代开凿了从明州到杭州的杭甬运河，从明州驻地三江口出发，循姚江西上，过曹娥江、钱塘江就可直达杭州，再通过京杭大运河就可到达中原。

第四，南岛路开通。日本与新罗关系破裂后，前往登州的北路受阻，日本不得不开辟从九州岛南下，经琉球群岛中部前往明州的南岛路。

基于以上原因，明州一跃成为与交州、广州、扬州齐名的唐代四大名港之一。大量日本人在此登陆。

有一个留学僧，叫最澄，俗姓三津首，据说有中国血统，是汉献帝的后裔。他12岁出家，20岁在东大寺受具足戒，有幸阅览了鉴真带去的天台宗经文，从此对天台宗情有独钟，并梦想有朝一日到天台宗的起源地天台山受教。正好日本组建遣唐使团，他欣然报了名。

贞元二十年（804），最澄以“入唐请益天台法华宗还学生”的名义，带着弟子兼翻译义真，加入了第十二批遣唐使团。

跨海之旅一如既往地艰难，途中多次遭遇大风，船队也被风浪吹散。正使藤原葛野麻吕所乘的第一艘船，随风漂到福州；最澄搭乘的由副使石川道益带队的第二艘船，在海上漂了20多天，才幸运地抵达明州。37岁的最澄因为船只长时间颠簸，在海上就生了病，靠着对天台山的向往，才支撑着病体没有倒下。

从明州上岸后，副使石川道益在向明州刺史孙阶递交外交文书后，马不停蹄地赶赴长安。生病的最澄也拿到了孙阶签发的度牒，但只能在原地休整。

十多天后，康复的最澄才带着义真前往台州。在台州，他受到了刺史陆淳的热情接待。为了方便他抄写佛经，陆淳还赠给他大量纸张。在天台山期间，他一边学习天台宗教义，一边雇用几十人誊抄经书。离开时，陆淳亲自为他签发了返程度牒。今日本京都的千年古刹比叡山延历寺，仍保存着这份度牒，被奉为日本一级文物，史称“明州牒” 。

回国后，最澄以天台宗经义为主，融合了台、密、禅、戒各宗的教义，在比叡山创立了日本天台宗。比叡山天台宗以《梵网经》为律，推出了“十重四十八轻戒”，倡导“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提出在家或出家都可受戒成为菩萨，公开宣称天台宗为大乘戒，鉴真及其弟子们的奈良六宗为小乘戒，从而引发了日本佛教界长期的律仪之争，有时双方甚至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

是与非的矛盾不是悲剧，是与是的冲突才是悲剧。在漫长的历史和人生中，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很多问题可能有多个解法。鉴真派的戒律很成体系，很有权威；最澄派的戒律自成一体，也能自圆其说。我这样说，是站在佛教本土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角度，最澄的做法无可厚非。因为真正让人生燃烧的，不是冷冰冰的知识，不是唯唯诺诺的顺从，而是活生生的问题，尤其是火花四溅的批判性思考。

此外，最澄对中日文化交流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将中国茶道引入日本。

中国是茶的故乡。唐代，饮茶已经十分流行。这一风尚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寺院，大部分得道高僧都喜欢品茶，茶和茶道甚至成了修行的一部分。在天台山，最澄很快就学会了饮茶、品茶和中国的茶道。在他回国的行李中，除了佛经、佛器，还有浙东茶叶和天台山、四明山的茶籽。

回国后，他把茶籽种在比叡山延历寺、日吉神社等地，结束了日本列岛没有茶树的历史。他把种出的茶叶敬献给了嵯峨天皇，还向天皇详细介绍了中国茶道。此后，茶文化在日本生根、发芽、开花，最终形成了以“和、敬、清、寂”为理念的日本茶道。

如今，日本茶道已经融入了日本人的血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大特色。 3mCJfoUInzVlD069AxTiLNKQHXwa9qbL3cvtnZRES9eqEcpXnP50hcyYeyLru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