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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改朝换代，属于典型的大拆大建，不仅要换国号、皇帝、年号，更要换体制、机制和国策。大明，是一伙饿疯了的农民通过造反建立的朝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乞丐出身。朱元璋称帝后，便把解决“吃得饱，睡得着”问题作为头等大事，一直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给前朝带来巨大财富的外贸产业，根本不以为然。他还根据信国公汤和关于海岛地区“穷洋多险，易为贼巢”的奏报，严禁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捕捞和探险，“朝贡贸易”成了官方唯一认可的对外交往方式。
所谓“朝贡贸易”，又叫“随贡贸易”，是大明独特的外贸制度。多数史学家认为，从唐代开始，中国皇帝就自认是天朝上国，一直对“八方来贡，万国来朝”乐此不疲。大明建立后，朱元璋也延续了前朝的做派，派出使者出使朝鲜、日本、安南、占城等，说明大明继承了中国正统，敦促各藩属国前来朝贡。郑和下西洋，也是以让“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为目标的。同时，大明准许外国使节在“进贡”的前提下，用所乘坐的船舶、车马，携带商品来中国，在朝廷指定的场所——会同馆开市交易。对于前来朝贡的使团，大明特别设有负责接待的官员，专门建了免费提供住宿和吃喝的驿馆，回赠的物品也异常贵重和丰富。对于大明来说，朝贡显示的是一种政治隶属关系；对于前来朝贡的国家来说，则把“贡品与馈赠之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商业交易。实际上，这是一种先“贡”后“易”的垄断贸易。
对于“朝贡贸易”，西方世界颇有微词，认为是一种不平等的贸易。连许多中国学者也认为这是外贸领域的倒退，是中国皇帝“自大症”的典型症状，也是造成中国封闭落后的制度根源。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也认可上述观点，直到看到一本书。
这本书叫《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作者是法国史学家阿里·玛扎海里。他在该书的“导论”中，对中国“朝贡贸易”给出了全新的解释。
他首先声明：“丝绸之路仅仅依靠中国，而完全不依靠西方。这不仅仅是由于中国发现和完成了这条通向西方的道路，而且这条路后来始终都依靠中央帝国对它的兴趣。疆域辽阔的中国是19世纪之前世界上最富饶和最发达的国家，丝毫不需要西方及其产品。相反是西方人都需要中国并使用各种手段以讨好它。”意思是，丝路贸易的主导者是中国，中国采取任何贸易政策，都是天经地义的。
他进而指出：“明王朝在关隘上拥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控制制度，外国人进出中国时都有一种如同海关网一样的机构，当时根本不能像进磨坊那样随便自由进入中国，中国官府严格地要求进出境的关文，某些买卖是被严格禁止的，如禁止出口铜钱。外国人只能以使节的身份进入中国，或者至少是以某一使节侍从的身份入境，任何人都不能以普通商旅的身份越过中国关卡。因此，西方人觉得这种做法很奇怪，因为我们的理想是财产和人员能自由地穿越边界。”
那么，中国人真的不关心贸易吗？他接着说：“这些使节团的仪礼性特点会使人认为，15世纪的明朝皇帝和西域国王并不关心贸易。事实上绝非如此。我们掌握有大量在明朝与穆斯林国王之间交换的外交文书，信中双方都希望维持丝绸之路上各自所属一段的安全，这样做有利于贸易，所以驼队和商船按季节往返于丝绸之路上。在伊朗，有时是国王亲自为某些商行经纪人提前数年垫付资本；有时又是商贾们联合起来向国王进贡，以便从他那里获得从事某种季节性或定期的商业旅行的特权。最后，国库、国王以及市场上经常性地对布帛、药品、小五金用品、中国瓷器和纸张等的需要，也是刺激丝绸之路上商人们的兴趣和导致这些浩浩荡荡的使节团每年往返的原因。”
这个法国人说得够直白，也够透彻了。一句话，“朝贡贸易”也是一种贸易，朝贡国也是受益者。
景泰四年（1453），日本朝贡使团来华，礼部官员对其所带的货物稍加压价，日本使团就表示，如果明朝不按拟定的价格收购货物，他们将拒绝回国。景泰帝竟然不顾货物的价值，指示礼部官员“远夷当优待之，加铜钱一万贯”。日本使团仍不满足，再次要求加价，景泰帝又指示给日本使团500匹绢、1000匹布。
长此以往，各国外交使团前往大明朝贡，就成了一本万利的买卖。如此巨大的利益，当然会让周边各国趋之若鹜，后来竟然出现了一些假冒朝贡使团来大明“揩油”的外国商队。朝贡贸易鼎盛时期，关联国家超过150个，真、假朝贡使团络绎不绝。
大明很要面子，但绝非冤大头。洪武十六年（1383），大明朝廷设计了堪合制度，由使臣将堪合送到周边国家，告诉对方，凡是前来中国的使者，必验堪合相同，否则以假冒论处，并第一次向暹罗发放了堪合。永乐二年（1404），开始向日本发放堪合。《明会典》记载，明代获得堪合的国家有15个，包括日本、占城、暹罗、爪哇、满剌加、真腊（今柬埔寨）、浡泥、苏禄、古里、苏门答腊等。从此，朝贡贸易又被称为“堪合贸易”。
除了堪合制度，大明还对于前来朝贡的国家作了一系列限制性规定，包括朝贡期限、路线、停靠的港口、贡使停留的地点、贡船数量等。其中，朝贡的指定港口是：“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
既然宁波是中日往来的唯一港口，那么日本人在中国发生纠纷的地方只能是宁波。
宁波的名字，也拜那位乞丐皇帝所赐。洪武十四年（1381），为避国号“明”之讳，朱元璋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改称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