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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无益，因为禁海令被严令执行了。
从弘治十三年（1500）起，无论何人，只要被发现建造超过两个桅杆的船只，就要被判处死刑。而在嘉靖三十年（1551），就连乘坐这种船出海都是犯罪行为。有一个故事说，成化十三年（1477），当大臣们重提宝船航行这个想法时，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派人烧毁了郑和的航海日志，刘大夏的理由是：“郑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费了上百万的金钱和谷物，而且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行动，大臣们本应予以强烈反对。即使这些旧资料现在还保存着，也应该被烧毁。”对此，兵部尚书余子俊大为愤怒，但皇帝朱见深没有任何反应。
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句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结束国家航海项目的决策贯彻得畅通无阻，巨大的远洋船无所事事地停泊在港口里，很快就成了廉价木材，被拆卸一空。铁工厂被废弃，航海仪器和资料缺乏管理，船队人员或者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或者被投入建筑和交通行业。不久，大明就不再拥有海洋主导地位，虽然朝贡使团仍在流入，但已是乘坐外国船只而来。到了15世纪中期，印度洋周边国家的使团，一般都远离中国水域了。
大明船队不再独霸海疆半个世纪后，葡萄牙、西班牙船队才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洋，进而走遍世界，成为海上商业与殖民帝国。在此之前，以印度洋为中心，西起红海，东到日本海的整个亚洲大陆南缘的长弓形的海上通道，才是世界贸易的中心，更是世界的活力中心。在此之后，欧洲主宰的大航海时代，使得大西洋成为世界动力的源头。中国的“退守内陆”与欧洲的“海上扩张”，是划分世界史的依据。
与郑和远航的主旨是和平，基础是和谐与宽容大相径庭的是，欧洲人的每一次远航都带有经济掠夺、军事征服甚至地理占有的目的，都夹杂着对当地人的矮化与压制。如1768年英国皇家派出一支远航队，公开宣称前往塔希提岛观察金星凌日，以便准确地测出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船上载有多名天文学家、科学家和画家，船长是航海家、制图师、海军中尉詹姆斯·库克。他们不仅观察到了金星凌日，而且抵达了澳大利亚东海岸和被荷兰人发现但未登陆的新西兰，然后宣称这些岛屿归英国所有。就连1798年拿破仑进攻埃及时，都随队带着165名学者，一大成就是建立了一个名叫埃及学的新学科，长远目的则是为法国占领埃及奠定语言、文化、法理基础。
西方人认为，中国在15世纪初放弃海权是一个“千年之谜”。因为其他航海大国往往经过百年争斗，受到对方的驱逐而成为悲惨的输家，不得不离开这一蓝色的舞台。而大明从蓝色的舞台退出，根本没有任何外力的干扰，纯属自主选择。这一点，是令拥有殖民主义思维的外国探险家和政治家匪夷所思的。
答案，应该与地理、政策和文化有关。
一是地理因素。中国的海岸线长度达到3.2万公里，而陆地边界线仅有1.8万公里，但这道陆地边界线是它与它不稳定和好斗的邻国共享的，尽管明代来自倭寇的骚扰和19世纪来自海上的侵略使得中国数度蒙羞，但它没有被这些侵略者推翻，而来自陆上的侵略者则屡次做到这一点。
二是政策因素。回望中国二十四史，强盛的王朝总是把精力集中在陆地上，土地和人口一直是它的首要问题。只有分裂时期的偏远和弱小政权，才会把目光投向海洋。譬如春秋战国时期，注重发展水产和水师的，是相对边远的齐国、吴国和越国；三国鼎立时期，最重视水军建设的，是相对弱小的东吴；宋辽金元并立时期，发展海上贸易最积极的，是武力羸弱的南宋。虽然中国与海洋存在长期而重要的关系，但历代中国统一王朝本质上都是大陆国家，海洋从来不是国家政策和国家身份的核心。它更关心内部稳定，而不是对外关系，它担心对外贸易会引发不安定，因为这会在世俗和精神层面上引入外国思想，并使商人集聚起个人财富，而这些人是在儒家社会体系中居于最下层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重农抑商”，是除宋朝之外其他所有王朝的国家政策，商人在古代中国人眼里几乎就是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代名词，挣再多的钱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想着捐一个官做。道理很简单，当中华帝国对海外无欲无求，国内又能做到太平、富庶、风调雨顺、衣食无忧，人的举止端庄优雅，能够按照儒家学说组织社会、礼遇那些皓手穷经的人，朝廷为什么还需要更多地注意海外的世界呢？正如亚当·斯密分析的那样，中国主动放弃了海权，没有“鼓励对外商业活动，因此失去了比较优势和国际劳动分工带来的优势”，使得经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只能听任那些毫不起眼的西欧小公国在殖民扩张之路上狂奔。
三是文化因素。在中国人的传统性格里，一向缺乏向外的张力。“安土重迁”，在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守业守成”，是历代君主共同的选择。千年前的秦始皇虽然纵横六合，但他建造的长城，本质上与农夫的篱笆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他的院子更大一点罢了。因此我们看到，永乐除了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外，还有一项同样引人注目的盛举——把国都从长江南岸的南京迁移到靠近长城的北京，并重修被冷落数百年的长城。明朝科举主要考核举人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但朱元璋最讨厌孟子，认为孟子“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思想不利于君主专制，因此科举所用的经典删去了不利于皇权的章节，经典的解释也以朱熹的注疏为主，以保证纲常不变。这样选取的举人，当然都是些循规蹈矩者，对皇帝只有效忠，不敢怀疑。儒家思想的僵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以人性为主、强调人格和公平正义的孔孟学说，从此被阉割为统治者维护专制权威的工具。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从海洋倒退的关键因素，是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因为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儒家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重视。达官贵人对陆军和水军厌恶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商人和商业资本的疑虑与不满。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眼里就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到他们控制。
此外，大多数知识分子目睹了方孝孺、于谦等人的悲惨结局，不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卷入政治斗争，也不再愿意将目光投向未知的世界，便选择了安于现状。一些人设坛讲学，却拒绝为科举考试培养学生；一些人注重为村庄和家庭制定规则，女子裹脚的习俗随之形成；还有一些人倾向自省，通过静坐与沉思来完善自己，勠力实践朱熹所倡导的：“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更有一批人以中庸为人生信条，一再标榜和推崇老子的那句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大清名臣张廷玉在专制君王乾隆登基后，只能黯然致仕，并一再感叹：“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一个印度老牌政治家对明清时期的中国和欧洲做了一个比喻：中国是一个有教养的中年人，喜欢平静的生活，不热衷于新的冒险，不喜欢打乱规律的生活，忙于研究古典文化和艺术；而欧洲则是个毛头小伙儿，桀骜不驯，富有激情和探求精神，渴望到各处去冒险。中国不乏美妙动人之处，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固守住疆界，笼络住人口，成为明清实行海禁的真正目的。特别是到了清代，顺治帝发布了两次“禁海令”，要求商船一律不准私自出海；为了对付郑成功，顺治帝和康熙帝又发布了三次“迁海令”，勒令沿海居民一律内迁30里。连续三次强制性的“迁海”，波及范围北起山东半岛，南到珠江三角洲，不但造成了滨海千里荒无人烟的历史悲剧，而且使得“隆庆开禁”后稍有复苏的外贸业又遭到毁灭性打击。即便是大清后来放松“海禁”，也是有条件、有地点、以收税为目的、在朝廷主导下的放松。所有的海上民间贸易，都被视为“海盗”，都属于禁止的范围；所有远洋的华商海船，无论运送了多少中国商品，都不受大清保护。与此相反，西方国家一直用武力支持商人开拓市场，争夺航线，甚至武装殖民。西方商人在仗剑经商，而中国商人却是非法经营。如此说来，中国民间商船屡屡被外国公司劫持，香料基地和贸易航线全被西方控制，也就怪不得别人了。
在朝廷眼中，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与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一样，不过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免费长城。那漫长的海岸线，是他们无法逾越的精神边界。直到用蒸汽机驱动的、用钢铁打造的、用火炮武装起来的西方舰队逼近中国海岸，尤其是英国炮舰“康华丽号”大摇大摆地游弋在南京下关江面，将火炮对准谈判中的静海寺，用人造的闪电和雷鸣向对方示威的时候，大清官员们才猛然醒悟：大洋原来也是路，而且是最快捷、最宽阔的路——当然只是洋人而非自己的路。
我只有发出一声长叹：郑和下西洋就这样成了一个传奇，也仅仅是一个传奇。
这一声叹息，是萦绕在曾经盛极一时的海上强国心头的噩梦。
难怪梁启超说，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历史也说，郑和之后，再无太仓。明末，娄江上游水利失修，刘家港走向衰落，其枢纽地位被新兴的上海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