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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波罗登月计划一样，郑和的远洋航行也极大程度地展示了国家的财富和科技水准。郑和下西洋证明，中国的发明创造一直犹如蜂窝一样密集，中国不仅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的故乡，也是多种建筑、水利、矿业技术的引领者，当时欧洲并未占有科技上的优势。那时，假如某个观察家拥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可能会认为中国正先于英国，在朝着世界上第一场工业革命冲刺。但事实是，这种冲刺很快就慢了下来，并最终变成匍匐前进。
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以便有效应对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一个王朝地理中心的转移，肯定会影响整个朝廷的注意力，于是大明的海外开拓政策被大陆防御政策所淡化。好在，朱棣还活着，南洋政策的惯性尚在。但永乐二十二年（1424）夏天，朱棣在北征途中驾崩，他所倡导的海外霸业被叫停也就毫无悬念了。果然，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上台后，相继叫停了郑和的远洋事业。
直到宣德五年（1430），朱瞻基才宣布恢复南洋政策——七下西洋的活动。倒不是因为他可怜郑和，而是因为朝贡国由永乐年间的20个锐减到8个，皇帝的面子有些挂不住了，还因为海洋贸易停滞导致国库收入减少。
然而，七下西洋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回光返照。正统元年（1436），新皇帝朱祁镇“决定”不派造船者前往南京，那时他才9岁，应该是大臣们替他做了这个决定。大臣们算了一笔账：永乐年间下西洋花费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还不包括造船、维修等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出航动用260多艘船，仅造修费用就需40多万两银子。
大明的远洋壮举就此终止。
那么，郑和下西洋，真像几个明朝大臣所说的那样“劳民伤财”吗？真如有些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专制君主“虚荣政治”的典型症状吗？真的是对外“馈赠”多，外方“纳贡”少吗？
不得不承认，郑和下西洋，的确带着“宣示国威”的使命，也的确对航路沿线的国王“馈赠无数”。我们暂且不去评论“宣示国威”有无必要，大量史料证明，郑和下西洋所开展的，并非只有朝贡贸易，还有频繁的、大量的国际贸易和民间互市贸易。
除了朝贡贸易由郑和与其他正使、副使亲力亲为外，其他贸易一般由使团成员上门开展。譬如一些东非国家，对中国丝绸、陶瓷早有耳闻，并心仪已久，然而由于远隔重洋，一直无法实现直接交易。当郑和使团不远万里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民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拿出当地特产，如龙涎香、没药、乳香（薰陆香）、象牙、斑马、狮子、犀牛、金钱豹、驼蹄鸡等，供中国人挑选。郑和十分注意保护当地人的贸易热情，往往把质量上乘的丝绸、瓷器、漆器、金银器拿出来，与对方交换。如果是国际贸易，买卖双方还要签订合同。因为有些商品交易时间跨度大，譬如胡椒有生长周期，往往需要船队返航时才能完成交易。一些国家，特别是首次与郑和船队做买卖的国家，担心船队一去不复返，无法履行合同。郑和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会留下几名“人质”。长此以往，郑和船队的信誉不胫而走，沿途各国争相与大明交易。
在有关史料中，笔者从未发现有郑和船队不讲信用或强买强卖的记载。
郑和下西洋带回了多少“宝物”呢？有人说，约合白银千万两。
对于这一说法，许多人存有异议。大明王朝通过下西洋究竟得到了多少实惠，我查不到准确的数字。但是一些残存的史料，却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下西洋结束三年后，南京的守备太监突然接到圣旨，明英宗朱祁镇急调300万斤苏木、胡椒入京，充当朝廷官员的饷银。此后若干年，用苏木、胡椒代饷银的范围越来越大，甚至负责京城守备的士兵，也从中受益。
这些存量巨大的香料，都是下西洋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