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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灯初上，树影婆娑。
当你漫步扬州东门遗址广场，会迎面遇到一尊人物雕塑。他身着中国古代服饰，长着一副欧洲面孔，骑着高头大马，手中握着书卷。当地人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威尼斯商人，他是元朝初年来到扬州的。
威尼斯，位于意大利那个靴子形半岛的东北部，处于亚得里亚海北岸。它本是一个渔村，不仅处于避风的位置，而且拥有157条河道，是一个连上苍都要嫉妒的美丽港湾。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适合从事中转贸易，所以公元5世纪之后，欧洲内陆居民纷纷迁居此地。公元693年，威尼斯选举产生了第一任总督，成为拜占庭帝国属下的一个共和国。
威尼斯的发迹，纯属偶然。因为十字军东征，一般会选择从威尼斯乘船挺进东方，所以为十字军提供横渡地中海的有偿服务，就成了威尼斯人一本万利的买卖。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原计划前去解放被异教徒控制的圣地耶路撒冷，但由于无力支付摆渡费用，只得临时充当威尼斯的炮灰，由威尼斯总督带领，先后攻克了扎拉城（今克罗地亚的扎达尔）和君士坦丁堡。战后，十字军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建立了拉丁帝国，威尼斯共和国则占去了拜占庭八分之三的领土，购买了连接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的一系列海军基地，将亚得里亚海—克里特岛—塞浦路斯连接起来，成为地中海贸易的领导者，由一个小邦国变成了海上巨无霸。到14世纪末，威尼斯人口增加到20万，成为中世纪超级城市。趁热打铁，威尼斯推出了标准货币、汇票和国债，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制定了海洋法，商业成为全民的事业。最终，财富像潮水一般涌来。威尼斯每年的财政收入高达上百万杜卡金币，黄仁宇甚至拿它和明朝的财政收入相比。威尼斯毫不犹豫地把财力用在军事和外贸上，建立了一支能够进行两栖攻击、每艘船配有5门火炮的军用桨帆船舰队；扩建后的造船厂雇员达到16000名，每天可以造出一条新海船，从而创造了令人瞠目的“威尼斯神话”。尽管三场瘟疫让威尼斯人口锐减，但官员和医生无人逃亡，因此没有像其他意大利城邦一样倒下；尽管新生的奥斯曼帝国比死去的拜占庭威胁还大，但威尼斯与奥斯曼边打边谈，既进行军事斗争又进行贸易合作，硬是将贸易垄断地位维持到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为止。
而扬州那座雕像人物，正是威尼斯发迹后出生的，名叫马可·波罗。这个名字即使放在脚注里，也会显得咄咄逼人。
1254年，马可·波罗出身于一个威尼斯商人之家。他11岁那年，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父马菲奥·波罗不远万里抵达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大汗忽必烈接见了他们，详细询问了欧洲的风土人情和天主教教义。作为宗教宽容政策的倡导者，忽必烈决定派使臣出使罗马教廷，敦促教皇派遣100名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并任命波罗兄弟担任副使随同前往。不幸的是，大元使臣在途中病倒，只有两位副使回到罗马。更不幸的是，老教皇克雷芒四世已逝，新教皇未立，两位副使的使命没法完成，他们只有珍藏起大元国书，回乡继续自己的商人生涯。
等到新教皇格列高利十世上台，马可·波罗也长大了。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17岁的马可·波罗陪同父亲和叔父觐见新教皇，呈上了忽必烈的国书，请求回大元复命。新教皇欣然答应了他们，命他们回访中国。同时，新教皇动员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可惜只有2人自愿前往，并且都在没有抵达中国前折返。到头来，只剩下三位波罗怀揣着教皇的书信，沿着古老的陆上丝路，历时3年半，于至元十二年（1275）到达元上都。
国书有了回应，忽必烈喜出望外，三位波罗被破例任命为大元官吏。在常人看来，三个外国人的职位不过是荣誉性的虚职，而马可·波罗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改变常人的看法。他学会了蒙古语、骑射和官方辞令，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当然他还有独特的优势，那就是见多识广。因而，马可·波罗多次受忽必烈派遣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还被任命为扬州官员。因此，《马可·波罗行纪》中记录了这个外来官员对这座古老城市的观感：
从泰州出发，向东南方向（属记忆错误，应为西南方向）骑行一天，就可以抵达扬州。扬州城颇为强盛，大汗的12男爵之一，就驻扎在这座城中，这里曾被选为12个行省的治所之一。本书所言之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之命，在扬州城治理三整年。这里的居民多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靠工商业维持生活。此城及其周边驻扎着大量军队，将士随处可见。
既然他自己声称曾在扬州为官，那么扬州为其塑像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城市总要记住自己的历史与人。
生命从本质意义上是一个从流浪到皈依的过程。马可·波罗一家在侨居中国十几年后，正式提出了回国的请求。恰在此时，忽必烈遇到了一件头疼的事。
至元二十六年（1289），伊尔汗阿鲁浑的哈敦
卜鲁罕病逝，她临终前留下遗言，除了本族女子之外，其他女子不得承袭她的哈敦之位。不久，阿鲁浑派出三位使者来到大元，请求忽必烈再赐一位与卜鲁罕同族的女子为哈敦。卜鲁罕来自蒙古伯岳吾氏，伯岳吾氏与黄金家族世代联姻，多个哈敦出自这一氏族。为此，忽必烈把一位名叫阔阔真的伯岳吾氏女子赐给了阿鲁浑。三位使臣陪同阔阔真从陆上西去。迎亲队伍走了八个月就停了下来，因为前方的道路已被窝阔台汗国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战争阻塞。无奈之下，忽必烈决定派人护送她从海上远嫁。
朝廷里找不出比波罗们更有经验的旅行家了，忽必烈便借机做了个顺水人情，派波罗们护送公主远嫁，条件是在完成护送任务后方可回国。
至元二十八年（1291）初春，他们从泉州出航，过南海，穿马六甲海峡，越印度洋，在航行两年零两个月后到达忽里模子。听说公主的夫婿阿鲁浑死了，他们便将公主完好无损地交给了阿鲁浑的儿子。1295年，马可·波罗一家终于回到了威尼斯。按说，应该有一群亲友等在港口，给他们热情的拥吻，并为他们缝缀破了的帆、伤了的心、死了的爱。然而，令他们大失所望并沮丧不已的是，因为离家太久，他们居然被拒之门外。
很多人虽然认出了他们，但仍然看不起他们。为此，他们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大型宴会。在宴会进入高潮时，他们支开仆人，撕开旧衣服，把晶莹夺目的宝石、红玉、翡翠和钻石倒在目瞪口呆的宾客面前。即使如此，马可·波罗仍然受到私下的议论和嘲讽，一直生活在狭小城市里的邻居们对他的“无稽之谈”不屑一顾，还给他起了个类似“牛皮大王”一般的绰号——马可百万。
如果不是1296年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如果他不是威尼斯的舰长，不曾被热那亚捉住而沦为阶下囚，他的传奇故事也许会被永远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在阴冷闭塞的牢房里，百无聊赖的马可·波罗向狱友们描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国度：“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的官员。中国有富丽堂皇的宫殿，宫殿墙壁上镀着黄金……”故事引发了他的狱友——小说家鲁思梯切诺的兴致。于是，经马可·波罗口述，由鲁思梯切诺笔录的《马可·波罗行纪》于1298年问世，马可·波罗也因威尼斯与热那亚讲和获得释放。
马可·波罗绝对想不到，《马可·波罗行纪》一经问世，就被大量传抄、翻译，为战争和瘟疫肆虐的欧洲送来了一股新风，被誉为“第一奇书”。更意外的是，他讲述的东方故事，在落后的欧洲引发了轰动，也引来了众人的质疑和嘲笑。1323年，69岁的马可·波罗病倒了。看到他时日不多了，一个修道士请求他收回游记中失真的叙述。他却告诉这个修道士：“我讲的，还不及我所见到的一半。”
接下来，他没有再和那个修道士废话，而是请来神父和公证员起草遗嘱。这份遗嘱，收藏在威尼斯圣马可图书馆，是他到过中国的最好证明。
马可·波罗有3个女儿。大女儿凡蒂纳嫁给了一个贵族，她在成为寡妇后，向法庭提出诉讼，要求取回丈夫家族扣留的马可·波罗的遗产。法庭于1366年作出判决，承认了凡蒂纳的所有权，并判决她的丈夫家族支付诉讼费用。如今扬州的马可·波罗纪念馆，收藏了这份威尼斯法庭的羊皮卷判决书复印件，上面详细列出了马可·波罗的遗产：有中国帝王印章的黄金小茶几、有龙与玫瑰图案的丝绸窗帘、有马匹装饰的银腰带，还有大黄、地毯、檀香、珠宝，等等。据威尼斯档案馆估计，这些遗产相当于今天3.8公斤黄金。这份判决书，也是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佐证。
但马可·波罗身后的扬州，令人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