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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真和吉备真备离开扬州80多年后，一位日本请益僧来到扬州，他叫圆仁。
说起来，圆仁与鉴真不无渊源。天宝十二载（753），鉴真东渡成功后，在日本平城京（今奈良）为众僧受戒，受众里就有圆仁的“祖师”道忠和尚。为圆仁剃度的，便是道忠和尚的弟子广智和尚。入唐求法前，圆仁已是名僧。但在日本，要想成为得道高僧，到大唐求法是一条必由之路。
太和九年（835），日本派出第十八批遣唐使团。44岁的圆仁受到众僧推举，成为随团的“请益僧”。“请益僧”，是指带着课题入唐求教的名僧，在大唐停留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但圆仁入唐历尽波折，先后3次西渡，才在3年后抵达扬州海陵县。
圆仁下船后，在扬州开元寺滞留了8个月。在扬州，圆仁以希望始，以失望终，这和后来的唐朝宰相李德裕有直接关系。
圆仁在日记中说，作为日本天台宗高僧，圆仁来唐“请益”的主要任务是前往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今浙江天台山南麓的国清寺拜谒求教。因此，一到扬州，他就向时任淮南节度使李德裕提交了赴天台山的申请。但李德裕认为，“请益僧”是“学问僧”的一种，地位远高于“留学僧”，不能享受唐朝全额奖学金待遇，因此以圆仁的行程超过本府管辖区域为由，没有直接批准圆仁的申请。圆仁不明就里，只得滞留扬州开元寺，等候官府的通关文牒。圆仁与李德裕，一个外来学者，一个地方长官；一个急于求学，一个依法行事。对此，日本学者小野胜年认为，李德裕在对待圆仁的问题上，即便不是官僚主义，至少也是死板教条。
滞留扬州期间，圆仁并非一无所获。在开元寺里，他有幸寻访到了鉴真的画像和《过海和尚碑铭》。他还对扬州的运输业、制盐业、铸钱业、铜器业以及人文地理做了详尽考察。一天，他走进扬州港，但见“江中充满大舫船、积芦船、小船等，不可胜计”。“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相随而行。”对于这个国际化港口的繁盛景象，他“甚为大奇”。
8个月后，圆仁仍未得到前往天台山的通关文牒。他深知，明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他不可能无休止地耗下去。于是，他只有揣着满腹的无奈与遗憾回国。
返国途中，船队遭遇了连续的坏天气，被迫在山东半岛靠岸。但他没有通关文牒，属于非法的外来人，因此无法上岸。就在他四顾茫然之际，新罗人将他接到了赤山（今山东荣成市石岛）法华寺。
夏日的蝉一直吮吸着树浆，蝉鸣的声音听起来很贪婪，却自由、舒畅。法华寺里，不仅枝横云梦、叶拍苍天，而且梵音悠悠、禅香袅袅，是收留苦难、安放灵魂的地方。圆仁在此停留了两年，一边讲经、诵经，一边和僧众一起研究天台宗。据说，他的汉语就是在此学会的。其间，他听说天台宗座主志远法师在五台山弘教，毅然放弃了“短期游学”的初衷，在新罗人帮助下，申请到了文登县和登州都督府的通关文牒，然后与弟子惟正、惟晓及行者丁雄万一起，踏上了西部朝圣之旅。他首先来到五台山，跟随志远学习天台教义。随后进入长安，跟随多位高僧修习密教，学习梵文，收集佛经，还读到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当时正值唐武宗灭佛，圆仁仿照《大唐西域记》的体例，详细记录了大唐灭佛、寺庙被毁、教徒落难的整个过程。直到大中元年（847），唐宣宗宣布恢复佛教，圆仁才带上佛经、仪轨、法器，乘坐新罗人金珍的商船，从赤山莫琊口扬帆东去，经新罗荷衣岛、济州岛和日本对马岛，回到了久违的故国。
求法归国后，圆仁推动了日本佛教的兴盛，成为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被授予“传灯大师”法位。圆仁用汉语写成的日记体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被日本学者称为“东洋学界至宝”。它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行纪》一起，有“东方三大旅行记”之称，圆仁也因此被誉为“日本的玄奘”。
晚年，让圆仁念念不忘的，并非扬州，而是赤山。为此，他让弟子在日本京都小野山，修建了“赤山禅院”，以此纪念那座收留自己的赤山法华寺，尤其是那位兴建法华寺的新罗富商。
岂不知，那位新罗富商也与扬州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