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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家世代养猫，从外公丰子恺的父亲晚酌时桌角上端坐着的老猫，到“浑身雪白，伟大如象”的白象，到擅自坐在贵客颈背上的“猫伯伯”，再到“群众意见”的代表阿咪，以及那些没有起名的猫，外公每到一处，哪怕抗战时期的逃难途中在某地暂住，家里都会有猫的身影，而最能“化岑寂为热闹，变枯燥为生趣，转懊恼为欢笑”的，是日月楼里的阿咪。
阿咪喜欢热闹，家里人多的时候阿咪最兴奋了。我们一群孩子围坐着，拿枝柳条或者一根绳子，头上缚个小蝴蝶结之类的，用来逗弄阿咪。阿咪会做出各种捕捉动作，时而向上，时而向后，但每次我们都不会让阿咪捉到那会飞会跳的蝴蝶结。阿咪任由我们几个孩子戏弄，还挺享受这种游戏。
阿咪也会恼火，还很“记仇”，它会避开“欺负”过它的人。它遇到我姐杨朝婴便是这样的。我姐喜欢与阿咪逗着玩，会把纸袋套在阿咪头上，这时候的阿咪就会不停地向后倒退，试图摆脱纸袋，却怎么也无法摆脱。有时阿咪正在一边打盹，我姐跺一下脚，会把阿咪吓一跳。有时我姐找阿咪玩，它就特意躲着，被逼到无处可逃了会从后楼梯两三步蹿上去逃离。我们去外婆家，保姆英娥阿姨来开门，阿咪听到铃声一般都会一起来迎客，但它一眼看到门口站着的是我姐，便立马转身溜走，弄得英娥阿姨一脸诧异，过一会才弄明白阿咪为啥逃跑。
按理说，猫是怕冷不怕热的，但外婆家的猫咪既怕冷也怕热。外公曾写道，热天猫“穿上那件翻转皮外套，热得厉害，口也渴得厉害”，每天都要到外公画画用的水盂里饮水三四次。阿咪的父亲是中国猫，母亲是外国猫，它的毛很长，应该比较怕热而不怕冷，阿咪却是更怕冷一些。冬天，除了蹦上蹦下和我们做游戏的活动时间，它会找个舒适暖和的地方歇着。它找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大衣里。上海冬天寒冷，又没有暖气，所以冬天我们去外婆家，在家里大衣还是要穿着的。这时候阿咪就会钻进大衣里取暖，而且它还有本事赖在里面不出来，即使你站着、走着，甚至跑几步跳几下，它都能稳妥地躲在暖和的大衣里。
有一次，阿咪正赖在我的大衣里取暖，正好大家约了去逛淮海路，我想也没想就跟着去了，当然也没有把阿咪请出来。路上看到有体重秤，按照外婆家过年孩子们都要称体重的习俗，几个孩子就依次称分量。结果称出来我体重增长最快，后来才想起原来这是增加了阿咪的分量。
晚上阿咪照样黏人，会偷偷摸到枕边睡觉。阿咪靠得很近，毛蹭在脸上直痒痒，还呼噜呼噜地打呼。我实在忍受不住了就把阿咪放到脚边，它一开始是服从的，不多久又会回到枕边，弄得我没法睡觉。
1962年《上海文学》发表了外公应约而写的随笔《阿咪》。其实外公早已隐约觉察到写这样的文章不太适合当时的形势，就在文章开始处写道：“此种文章，无益于世道人心，不写也罢”，但拗不过对猫咪的喜爱，还是动笔写了。正是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主要批判对象，为外公引来大祸。
1966年6月6日，从外公任职的上海中国画院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据我的小阿姨丰一吟在《我和爸爸丰子恺》一书中记载，他们先是客套寒暄一番，接着就直奔主题：“丰院长，画院里贴出了一些大字报，其中也有关于您的。您是否可以去看看？”外公虽为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但有约在先“没有重要事情不去画院”，所以就由一吟阿姨代劳。到了画院就看到一张巨幅大字报，批判的对象正是《阿咪》这篇随笔的内容——“猫伯伯”是“影射”！谁能想到写大字报会用上这种谐音的文字游戏，想象力真是够丰富！回到家里，一吟阿姨把大字报的内容告诉了外公外婆。这时候的外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许久才摸出香烟猛吸起来。
1962年，杨朝婴、杨子耘在日月楼看外公作画
查阅当时的批判文章，《阿咪》的“问题”主要在于：写《阿咪》并不是“闲情逸致”的流露，而是“攻击”；“特殊而引人注目的人物都可讥讽为伯伯”，这是隐射；猫伯伯爬到“身体魁梧奇伟，背脊颇有些驼”的贵客后颈上，是“和颜悦色地让这个凶狠的猫伯伯骑在脖子上”。这时候外公一定感到十分错愕：原来以为写随笔《阿咪》，最多也就是写了猫猫狗狗的小事而没有写大题材，没料到当时竟然会惹出重大“政治问题”。真是荒唐至极！就因为用了家乡浙江桐乡一带的民间土话中的一种口语，一种习俗，却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尽管因为猫伯伯，因为阿咪惹出许多麻烦，但是在读者心目中，它们却并不是“无益于世道人心”的，有读者认为：“猫咪是‘空巢青年’‘空巢老人’的情感寄托！猫咪更是那些有‘沮丧情绪’的人调节情绪的良药！”丰子恺“极善于从细小的生活中提炼出情趣盎然的意蕴来，他的散文有思想，更有智慧，读者往往能在轻松的状态下领略生活的真谛，《阿咪》的艺术美感亦正在于此”。《阿咪》这篇随笔中的一句话正好可以用来作为结语：猫“即使不捕老鼠，也有功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