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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做事的人都是借助别人力量的高手。在生意场中，或许你实力不够，但如果你善于“移花接木”，用别人的钱做本钱，在自己成功的路上不是又平添几分力量，少几份阻力？
移花接木，借力打力是成功商家常用的经营手段，这种手段的根本目的是“用他人的钱作本钱赚钱”。
李嘉诚的例子实堪经典，确实值得我们特别是白手起家的人借鉴一番。
在卫星电视出现之前，香港已有两家电视台“无线台”和“亚视台”鉴于西方有线电视的发展，港府计划设立第二电讯网络，并于 1988 年正式予以批准。第二电讯网络将提供有线电视和其他非专利电讯服务（如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已经拥有做专利电讯业务的和黄集团，快人一拍，迅速与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中信公司等集团组成新财团，力夺第二电讯网经营权。
睿智的李嘉诚看好的是有线电视广阔的发展前景，有线电视实行向用户收费制，与免费的无线台冲突不大。
1988 年 2 月 24 日，和黄、中信、大东合组的亚洲卫星公司成立，宣布投资发射、操作经营第一枚专为亚洲提供电讯服务的人造卫星，计划利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送入东南亚上空同步轨道。
李嘉诚双管齐下，一手欲夺第二电讯网，一手放卫星覆盖亚洲，显示出“超人”的一贯睿智大气的作风。
1989 年初，港府初步选定有实绩的和黄为第二电讯网的经营者。另一个强大竞争对手，是包玉刚的九龙仓与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合组的新财团。
和黄集团的首脑，在是否在港重点投资问题上意见分歧，举棋不定。结果，港府转手把牌照给了九龙仓有线传播公司。李嘉诚的如意设想遭到沉重挫折。李嘉诚并没有退出角逐，而是面对现实，亡羊补牢，绕路上山。
按亚洲卫星公司与中国航天部的原有协议“亚洲卫星一号”人造卫星于 1990 年 4 月 7 日成功发射上天“亚洲卫星一号”的原用途是以电话服务为主，由和记通讯负责经营。该卫星共 24 个转发器，全部出租年租金约2500 万美元。鉴于目前的使用率很小，李嘉诚“移花接木”，把未尽其用的卫星改用在刚刚起步的电视计划上。
李嘉诚与和记黄埔各占一半股权，成立了“卫星广播有限公司”，开拓了卫星电视的新领域。
1990 年 8 月，李嘉诚说服港府，放宽有关条例。新条例规定，若使用碟型天线收看卫星电视讯号，只要不涉及商业用途（指向用户收费等）或再行转播（指向无线台、有线台有偿提供服务），便无须申请批准及领取牌照。条例又规定，只接驳一部电视机的独立卫星碟型天线可豁免领牌；若一座大厦共有卫星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则需持牌公司安装及操作。
据统计，全港至少有 15 万座大厦符合安装卫星天线标准。这对九龙仓的有线电视是个莫大的威胁。
九龙仓有线董事局主席是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他禁止安装卫星天线的持牌公司进入该家族所控的大厦安装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李泽楷则针锋相对，以牙还牙。他不准九龙仓打进长实系兴建和管理的大型屋村、大厦楼宇安装有线电视。
很难确认是谁最先挑起战火。
1990 年 12 月，卫星电视正式获得营业执照，但有两个苛刻的附加条件：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李嘉诚深知，第一个条件是无线、亚视、有线等 3 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是要置卫视于死地的狠毒一招。不许播粤语节目，等于丧失最庞大最重要的香港市场。这与要卫视的命无异。李嘉诚李泽楷父子频频出入港府，要求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李氏父子还轮番上阵，借助传媒，指责港府规定的荒谬性：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电视台，却不准许播放本地话的节目，此乃无稽之谈……
李嘉诚委托一家独立的调查公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接近百分之百的卫视用户都赞成播放粤语节目。李泽楷将测验结果呈交港府广播事务管理局，作为修改条例的参考。李泽楷对九龙仓穷追猛打，欲置对手于“死地”。其势之锐，比当年乃父逼迫置地有过之而无不及。九龙仓以放弃有线电视计划威胁港府。九龙仓采用哀兵之术，以争取公众舆论和港府有关官员的同情。李泽楷继续攻其“死穴”，既要港府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还要求准许向用户收取费用。
在这场电视大战中，双方的后台都是香港顶尖的华资财团，双方的投资都达几十亿港元。因此，港府哪边都不想得罪。态度自然就采取中庸，一方面放宽对粤语节目的限制，另一方面只维持一家收费电视。李泽楷力撼吴光正，已初步达到预期目的。一位评论家说：“李泽楷采取的是进尺得寸的战术，欲借五百，则开口一千，否则借五百都要打折扣。”
对付港府荒谬的禁播粤语的规定，李嘉诚采用争取民心的对策，利用民众数量庞大的优势，向港府施加压力。
1991 年 3 月，卫星电视公司成立。李嘉诚任主席，马世民、李泽楷任副主席，陈庆祥任行政总裁。总投资为 4 亿美元。
实际上，卫视的管理大权由李泽楷统揽。
李泽楷把其父“用他人的钱作本钱赚钱”的招术，发挥得令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