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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三国演义》里有这么一个情节。魏王曹丕称帝之时，汉献帝让曹丕登坛受禅，坛下聚集着400多名官员和30万余众的御林禁军。汉献帝刚将印鉴交给曹丕，下面的群臣和军士便齐刷刷地跪了下来。汉献帝说道：“咨尔魏王！昔者唐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他以此表明他自愿禅位于继承天命的曹丕。在典礼的最后，汉献帝还不忘补充了一句“天之历数在尔躬”。
虽然小说中描述的情节并不完全是真的，但是“天之历数在尔躬”这句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以至于在许多古代典籍中都会被反复提到。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远古的颛顼帝曾任命重、黎二人为天文官，以扭转当时历数无序、生产和生活混乱的局面。这二人努力观测天象，掌握了天象和季节变化的关系，尤其是发现了“大火”这颗星的位置与春夏季节的联系，从而保证了社会生产与生活顺利进行。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曹丕。
后来，三苗部落的首领率部造反作乱，尧帝就没有再设置天文官来管理历法，导致出现了历数失序的局面。尧帝平定三苗之乱后，任命羲氏与和氏专门负责天文和历法工作，从而深得民心。考虑到历法的重要性，尧帝根据自己的治理经验，在晚年向舜帝禅位的时候，曾语重心长地对舜帝言道：“天之历数在尔躬。”当大禹接替舜帝的时候，舜帝郑重地将同样的话向大禹又讲了一遍。
事实上，早在《史记》之前，这个故事就已广为流传。《尚书·尧典》记载了尧帝一统天下，设立了羲和之官，并将这种授时立法的权力传给了舜帝。《论语·尧曰》也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意思是说，尧告诫舜道：“唉！就是你舜啦！天命历数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忠实地执行好的政策。假如四海都陷于困顿，上天赐给你的禄位就会永远终止。”后来，舜也这样告诫了禹。《论语》以此作为历代先圣先王的训诫，强调以天命和德政为本，这也是后世儒家对其政治思想的凝练和总结。
尧（左）和舜（右）的画像。
宋代马麟《夏禹王立像》（局部），画中禹的服饰上有多种天文元素。
虽然这只是根据传说记述下来的故事，但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适合农耕文明发展的地方，如果古代的统治者没有掌握历法，就不会得到人们的拥护和支持，而忽视历法实际上就是对黎民百姓的漠视。所以，对于早期部落首领而言，管理天文历法确实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天之历数在尔躬”这句话正是古人总结出的一条如何治理天下的经验。
后来，司马迁对此传说做了概括，并着重指出“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即掌握历数的变化是古代权力世代相授的重要环节。对于这种天文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可以说古人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周髀算经》也提到“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所谓只掌握大地的人，充其量仅算得上智者，而掌握上天的人才无愧于圣者的称号。
明代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中的羲和之官。
同时，这个故事反映了中国天文历法久远的历史，也符合远古时期古人所处的环境特征。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关于天文的记录，相传《尧典》就是唐尧时期的天文历法纪事。据《尧典》中的记载，尧帝曾命人观测天象，以星象来确定用于判断四季的四仲中星，也就是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时节傍晚南天所出现的最显眼的恒星。
虽然尧帝的传说是经后世转述流传下来的，但是从目前发掘的古代遗迹来看，它大体上应该是可信的。一系列考古证据显示，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000年的时候，中国就出现了远古时期天文历法的雏形。比如，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太阳纹彩陶片，其中有些在复原后呈现出由12个太阳组成一圈的图案，很有天文学含义。另外，山东莒县出土了刻有日出陶文的陶尊，它也被认为是4500年前用日出方位来确定季节的遗存。
自尧舜以后，“天之历数在尔躬”这句话也成为中国古代历代帝王的一条重要行事准则。《史记》说道：“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当周王朝衰落后，朝中史官无法记下国家大事的确切日期，君主也未能在每月初一去太庙行告朔之礼。这些都是国家衰败的迹象。与此同时，各地诸侯却谨记着“天之历数在尔躬”，他们招募天文历算家为自己效力。于是，许多天文人才流散至各地，即所谓的“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这些分散于各地的天文学家编制出多部历法，为诸侯争霸服务。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推行了不同的历法，主要包括《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和《鲁历》六种。这六种历法也被称作“古六历”。由此可见，在不同历法的背后，暗含着诸侯们争当霸主的野心。其中，秦国采用的是《颛顼历》。秦灭六国以后，《颛顼历》也就成为秦朝颁行天下的历法。后来，汉朝在太初元年制定了新的历法，也就是《太初历》，以求在历法上区别于秦朝。此后，几乎每一次朝代更替都同时会改变历法，甚至有的新皇帝登基后不但要更换年号，有时也会颁用新历。
自《太初历》之后，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100多种历法，而这些历法的产生都源于历代君王对“天之历数在尔躬”的执着。在古代，颁历是皇权的一种标志，代表着君王效法尧舜，亲自执掌上天赐予的历法，以此来行使自己作为天子的职责。
“天之历数在尔躬”的传统使天文历法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于是，在古代出现了专门负责观测天象和编制历法的官方机构。历朝历代的天文台都是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天文历法官员也许没有太高的官职，但着实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皇帝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理历法，这就保证了中国天文历法机构和人员的稳定性，也保证了中国天文历法的传承和发展。统治者对天文历法的特别重视，也使得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例如，唐代一行和元代郭守敬等人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天文大地测量工作。此外，几乎历代都制作过大型天文仪器，而这些都需要极为充沛的人力和物力。以北宋年间苏颂主持制造水运仪象台为例，当时仅此一项就需花费5万贯，这已经占到朝廷岁入的千分之一。2022年我国财政收入约为20万亿元，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此项花费相当于200亿元。如此规模的投入，在今天看来让人难以置信。
《钦定书经图说》中的“璇玑玉衡图”。“璇玑玉衡”指的就是浑仪，图中描绘了舜帝摄政之后使用浑仪观测天象的情景。这幅图为后人想象，当时还没有浑仪这样复杂的天文仪器。
正是由于天文学在古代如此重要，关系到国家的治理与兴衰，所以历代统治者总是试图加以垄断，在组织、人员和物质上都有相应的保障措施，从而形成了相当持久、稳定且具有较强活力的天文学运作机制。但这一机制也存在很多弊端，比如有些天文家族世代相袭形成垄断，这导致了民间人士研习天文和历算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阻碍了必要的人才流动。如此一来，也造成天文官员囿于历法的编算，以及追求天象变化与帝王行为之间的联系，却很少去关心隐藏在这些天象背后的自然规律，妨碍了天文学向近代科学转变。但总的来说，官办天文学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运作方式对天文学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保障了天文学发展的世代积累和延续。
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办天文学这种形式是由当时天文学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由于天文在政治上的神圣性，它被赋予了通天理人的神秘色彩，成为统治者的一项特权。这种制度形式使中国在众多的古代文明中成为了天文观测活动从未中断过的国度，从而留下了丰富的天文文献资料。天文学人才和机构由官方主导的机制，也确保了天文历法工作的严肃性、连续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