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当然要对自己的国家有所了解。要了解中国，可以有多种不同视角，从历史文化角度来认识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中国拥有五千多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还有着四千年传承不绝的文献史，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毫无疑问，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一定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底蕴和积淀。

天文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考古证据表明，中国古人的天文观测活动至少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期的彩陶，上面绘有太阳、月亮和星星等图案，经测定距今4000年至6000年。山西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发现，证实了在4000多年前中国就已有官方的天文台，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之一。古代中国人仰观天象，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们普遍相信，“天”既是人类生存其中的空间与时间，也是人类理解和判断世间万物的基本依据。

《易经》提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因为刚、柔两种力量的交会，宇宙才摆脱了混乱无序，于是才有了天文。天文学焕发出的文明，让人们摆脱了野蛮，从而有了人文。圣人们通过观察天文，预测自然的变化；通过观察人文，教化人类社会。

从古至今，神秘壮丽的浩瀚星空吸引着地球上不同人类文明的关注。“逐梦星河”不仅是普通人的浪漫情怀，也是千百年来人们的事业追求。一方面，天文学的发展源自人类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另一方面，天文学具有许多应用价值，也是一门实用科学。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不同古代文明在天文学上所达到的精度和复杂程度都要远远超过古代的其他自然科学。

在中国古代的天、算、农、医四大科学中，天文学担负着“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重要任务，与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天文历法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甚至长期被供奉为官方“正统”之学。于是，中国古代出现了专门负责观测天象和编制历法的官方机构。这种运作方式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中国在众多的古代文明中成为了天文观测活动从未中断过的国家，从而留下了丰富的天文遗产。

从现存的考古和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人们有了比较系统的天象记录。虽然灿烂壮丽的星空一直吸引着地球上不同文明的人们的目光，但是只有古巴比伦、古代中国以及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和阿拉伯文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天文记录遗产。古巴比伦衰落之后，在大约从公元前50年至公元800年之间，中国几乎成为唯一长期坚持勤勉观测和记录天象的国家，这一时段幸存的大多数天象记录也几乎都来自中国。

与古巴比伦等文明不同，中国的天文学家几乎对每一种肉眼可见的天文现象都很感兴趣，不论它们是不是周期性的天文现象。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中国对太阳黑子、超新星和彗星的观测都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而且中国古代关于日月食、极光和流星的记录也相当常见。对于中国古代在天文观测方面的辉煌成就，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1900—1995）曾评价道：“中国人的天象记录表明，他们是在阿拉伯人以前全世界最持久、最精确的天象观测者。甚至在今天，那些要寻找过去天象信息的人也不得不求助中国的记录，因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几乎只有中国的天象记录可供利用。或者如果中国的记录不是唯一的，那也是最多、最好的。”

其实，中国古代的天象资料在今天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中，有不少是关于天体和宇宙演化的，所涉及的时间范围极为漫长，这就需要更大时间尺度的观测证据。中国古代有数千次关于日食和月食的记载，这对于研究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是很有价值的。中国历史上关于彗星、新星、超新星以及太阳黑子等的记载，对于现代天文学的研究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保存在古代典籍中的丰富天象观测记录都是古人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

天文学也是古代科学与文化传播的重要纽带之一。在天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有着自己持续的输出和特殊的贡献。中国古代的天文知识曾传播至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例如，中国唐朝的《宣明历》在日本一直使用了823年。朝鲜李朝的官方历法《七政算内篇》也是在元朝的《授时历》和明朝的《大统历》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可以说，在“书同文”的历史与社会大背景下，中国发展出了与西方不同的、极具特色的“东方天文学体系”，并在东亚等地区形成了很强的文化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注意积极吸收各种优秀的外来科学和文化，曾多次从域外引入天文学知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对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历算学在中国发达甚古，然每每受外来的影响而得进步。第一次为唐代之婆罗门法，第二次为元代之回回法，第三次则明清之交耶稣会士所传之西洋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可以说，天文学交流是推动文明互鉴和人类进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然，中国的天文学也经历过“荣辱兴衰”。自明末耶稣会士带来了欧洲科学革命的新知识后，中国传统天文学虽然得以与西方的天文学相互碰撞与交融，但从总体上来说，就如同整个国家的命运一样，中国的传统天文学自此逐渐衰落，并大幅落后于西方。如今，得益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天文学逐渐复兴，开始追赶西方，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引领世界。

近年来，中国天文学涌现出了一批新成果。郭守敬望远镜（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LAMOST）帮助人们揭示更多有关银河系的奥秘。“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大幅拓展了人类的视野，在脉冲星、中性氢和星体演化等方面的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巡天”空间望远镜、“太极计划”、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项目正在推进中。

曾经，“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而今，中国航天将月球作为一个重要的探索目标，并给这一任务起了一个极其浪漫的名字——“嫦娥工程”。曾经，屈原在《天问》中通过一连串问题来追问和思考整个宇宙的本源；而今，“天问一号”探测器和“祝融号”火星车正为我们深入认识火星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曾经，“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而今，中国综合性太阳探测专用卫星“夸父一号”（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发射升空，开启对太阳的探测之旅。以上成果都表明，中国天文学在一些领域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或领先水平。

虽然宇宙中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着我们去揭示，但在遥远的地方，有着人类文明的先驱载着人类的梦想与勇气一路前行。我们相信，通过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不断追溯宇宙的起源，人类探索的脚步将走向更遥远的星辰大海。

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