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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00年的这个“千禧年”，对于都邑陶寺的贵族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年头，反而有大祸即将来临。谁都没有想到，在当时中原地区首屈一指的都邑陶寺，居然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暴力革命”。
数千年过去了，如今的考古学家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推断出这是陶寺下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一次暴力行动，也是明火执仗的报复性行动。这场史前的“大革命”不仅对陶寺贵族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也几乎摧毁了整个陶寺文化。
在此之前，陶寺已经历了两三百年的辉煌。当时，陶寺古国“风头正盛”，规模巨大的都邑让同时代的其他古国都黯然失色，到处都彰显出陶寺睥睨天下的“王者之气”。整个陶寺的城墙周长约为7千米，城墙所围护的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守城的士兵绕着陶寺城巡查一圈，需要一个多小时。在4000多年前，这样的城市显然是都城级的规模了。
那么陶寺为何如此重要呢？我们常说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灿烂的文明。但是，如果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在商周以后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述的殷商之前的历史，不少都因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而长期以来被视为传说。
1978年，位于山西南部襄汾的陶寺遗址开始发掘，这个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史前城邑打破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沉寂。陶寺城始建于距今4300～4100年，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段不属于夏文化的范畴，大致处于夏朝之前的尧舜时期。
城邑的出现意味着人们有了聚居的需要，而且它是为了满足国家机器能够有效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一个刚刚初具国家形态的史前城邑来说，陶寺具备了宫殿、王陵、宗庙和城墙等王都所必备的基本要素，其规模之大也是超乎寻常的。随后的多次考古发掘表明，这里很可能就是尧帝都城的遗址。
《钦定书经图说》中的“尧都”。
陶寺文化中最令考古学家感到好奇的是，在该遗址中发现了疑似观象台的夯土基址和半圆形的夯土墙。该建筑位于陶寺中期城址的祭祀区内，占地约1400平方米，是目前在陶寺文化中发现的最大的单体建筑。这座建筑原有三层台基，造型奇特，结构复杂，而且附属设施众多。
最初，考古学家对它的用途感到困惑。后来在天文学家的帮助下，他们在中心部位发现了同心圆状的夯土圈。这个新发现表明该建筑应该具有天文观测功能，而同心圆极可能就是观测点的位置。
根据典籍上的记载，尧帝时代的天文历法就已有相当的发展。相传尧帝曾经命羲、和兄弟分别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通过判断它们在黄昏是否正处于南中天，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这些划分四季的时间节点。对此，《尚书·尧典》有所记载。另外，相传尧帝将366日定为一年，每三年设置一个闰月，用闰月来调节历法和四季的关系，使得一年中的农时都很准确，不出现任何偏差。以上这些都是关于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最早记载。
不过，这些文献还得和考古发现相印证，才能让人信服。此外，要确定陶寺文化和尧帝是否有关系，也得从天文历法入手。对于这一点，陶寺没有辜负考古学家的期望。
对于陶寺城址东南处的这座半圆形的大型附属建筑，虽然它的地表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但从其夯土台基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出夯土柱呈圆弧状排列，柱间构成十余道狭窄的缝隙。考古学家看到这样的夯土台基时，一般会认为这是古人的祭祀场所，因为古代先民的祭祀场所通常会以祭台或祭坛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座三层台基的建筑与一般的祭台和祭坛有很大的区别。后来的研究表明，它很可能是一座集观测和祭祀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建筑。
通过模拟计算和实地观测，天文学家发现如果站在中心部位的同心圆观测点上，就可以在冬至和夏至的时候从狭缝中观测到太阳从遗迹后方的崇山（又称塔儿山）上升起的景象，并且建筑的其他观测缝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时节。因此，可以判断这座建筑具有观测日出方位以确定季节的功能，即所谓的“观象授时”。若果真如此，这里岂不就是中国古代最初的天文台吗？
陶寺史前天文台的推测模型。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大规模发掘后，其遗存的文化面貌逐渐明朗。近年来，随着天文考古的不断发现，一座中国版的“巨石阵”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就是陶寺天文台。
陶寺天文台遗址上的春分日出。
《钦定书经图说》中的“命官授时图”。
提到史前天文台，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英国的巨石阵。陶寺天文台与其他大多数类似的遗迹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它以自然山峰作为观测背景。英国的巨石阵等往往只有人工遗迹，而陶寺天文台则以自然山峰作为衬托，将人工建筑与自然背景相融合，组成一个巨大的天文照准系统。这与美洲的一些原始部落长期使用日出山峰来判断季节的方法是一致的。
除了天文台遗址，考古工作者于2002年在陶寺中期王族墓地中还发掘了一座王级大墓。该墓的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墓壁墙根处和壁龛里，出土随葬品72件。其中，墓室东南角壁龛口的西侧立有一根漆杆。经过对其进行复原、模拟观测与计算，得出漆杆上的粉色环带所对应的日期与陶寺天文台遗址日出狭缝所对应的日期基本一致。另外，根据计算可以推测出残损的漆杆全长约为173厘米，这也表明漆杆可能是当时用于测日影的早期圭尺。
陶寺遗址出土的漆杆。
陶寺遗址出土的漆杆的复原图。
中国有着光辉灿烂的文明史，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我们对于商周以前上古天文学的发展依然知之甚少，而陶寺遗址的天文考古发掘为此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一般认为陶寺古城可能就是尧帝的都城。近年来的天文考古工作表明，早在4300多年前的尧帝时期，我国就已经拥有了“测日出方位”和“测正午日影”两套天文测量系统，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技术。从城墙、宫殿、贵族墓葬和天文台等建筑取得的考古进展，也验证了这个新石器时代中国最大的都邑聚落遗址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尧都”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