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题解】

本篇是赵蕤为《长短经》全书所作的自序。篇中，赵蕤开宗明义地提出“作法于理，其弊必乱”，指出盛衰轮替，一治一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治理天下的方式，就必须与时势相适应，做到“随时设教”，“因物成务”。尤其当“时逢狙诈，正道陵夷”的乱世到来时，“宪章先王、广陈德化”，适用于承平之世的王道就显示出其不足了，需要“论于大体，不守小节”的霸道出场振衰起敝。赵蕤认为，一般的儒者受限于见闻，不理解王道、霸道的区别，亦无法“经纶通变”，故作《长短经》十卷六十三篇，以阐发这一道理。全书宗旨，归结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

赵子曰：匠成舆者忧人不贵 ^（1），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伎业驱之然耳 ^（2）。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 ^（3），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 ^（4），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 ^（5）。此亦向时之论 ^（6），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 ^（7），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 ^（8），制《孝经》美乎德行 ^（9），防萌杜渐 ^（10），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注释】

（1）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以下至“实伎业驱之然耳”，语本《孟子·公孙丑上》：“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成舆者，指造车的匠人。

（2）伎业：技艺职业。

（3）驰骛（wù）：奔走，奔竞。曹：等辈，同类。

（4）纵横：指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学说。

（5）奇（jī）正：指行军用兵之术。奇，指变化无端、出其不意的作战方法。正，指正规的和一般的作战方法。按，在《老子》以及兵家哲学中，“奇”与“正”是一组很重要的相对概念。《孙子兵法·势》：“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李荃注：“奇正相依而生，如环团圆，不可穷端倪也。”风尘：此指战乱。

（6）向时：昔时，从前。

（7）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者。

（8）《春秋》：编年体史书名。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寄寓了孔子的褒贬。大乎王道：光大王道。《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9）《孝经》：阐述孝道和孝治思想的儒家经典，儒家“十三经”之一。

（10）萌：本义为草木的芽，此指事物刚刚显露的发展情况。

【译文】

赵子说：造车的工匠，担忧他人不富贵；造箭的工匠，唯恐造的箭不能伤人；他们对于他人难道有爱憎的分别吗？是不同的技艺、职业驱使他们这样罢了。可知当时的士人，野心勃勃的奔走之辈，学习了纵横家的著作，便期望诸侯之间的动荡；拥有了行军用兵的才能，便盼望在战乱中建功立业的机会。这也是昔日的共识，必然的道理。所以先师孔子深刻地探求其发端，忧虑其最终带来的弊端，于是作了《春秋》来光大王道，作了《孝经》来赞美德行，防萌杜渐，在错误尚未发生时便事先加以抑制，这便是圣人创作经典的本意。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 ^（1）。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 ^（2），五霸不同法 ^（3），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 ^（4），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 ^（5）。岂非随时设教沿乎此 ^（6），因物成务牵乎彼 ^（7）！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 ^（8），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 ^（9），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

【注释】

（1）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语本《左传·昭公四年》：“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杨伯峻注：“敝，终也，今言后果。”作法于理，以秩序安定为原则制定法令。弊，通“敝”，后果。

（2）三代：夏、商、周三个朝代。

（3）五霸：春秋时期的五位诸侯霸主。说法不一，一般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穆公。

（4）忠：忠厚。文：讲究文采礼制。《史记·高祖本纪》：“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5）皇、王：皆指帝王。古人认为，“皇”“帝”与“王”“霸”称号不同，所代表的政治风格与成就也不一样。《白虎通·号·论皇帝王之号》：“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钩命决》曰：‘三皇步，五帝趋。三王驰，五伯骛。’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

（6）随时：顺应时势，切合时宜。设教：实施教化。

（7）因物：顺应外物。成务：成就事业。

（8）醇：淳朴，忠厚。薄：浇薄，凉薄。

（9）王者之政化之：以下至“强国之政胁之”，出自《说苑·政理》：“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为贵矣。”按，《说苑》认为三种施政方法有高下之分，与此处的观点不同。

【译文】

然而以秩序安定为原则制定法令，其后果必然陷于混乱。如果到了混乱的时候，又如何挽救这一局面呢？所以治理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沿袭前代的制度。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春秋五霸制定的法令各异，并不是他们有意相反，而是为了纠正弊端。所以国家的规模一致，但采取的治道有或忠厚或重文采礼制的区别；统治者的风采相似，而有的被称为“皇”，有的被称为“王”，名号各不相同。之所以如此，岂不是因为治国需要根据时势实施教化，帝王需要顺应外物以成就功业！由于时势的不同，教化结果便有淳朴、浇薄的不同；由于外物的差异，统治者的名号便有了“王”与“霸”的差别。所以古人治理国家，有三种不同的施政方式：王者施政，采取教化的方式；霸者施政，采用威慑的办法；强国施政，采用胁迫的手段。三种施政手段各有其适应的情境，不可相互替换。

管子曰 ^（1）：“圣人能辅时 ^（2），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 ^（3）：“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 ^（4）。”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 ^（5），正道陵夷 ^（6），欲宪章先王 ^（7），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 ^（8），白大人以救火 ^（9），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注释】

（1）管子：即管仲，名夷吾，字仲，颍上（颍水之滨，今安徽境内）人。春秋初期齐国政治家。提出“尊王攘夷”的主张，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

（2）圣人能辅时：以下至“不如当时”，出自《管子·霸言》。辅时，顺应时势，相时而动。

（3）邹子：即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长于思辨，宣扬九州说、五德终始说，为阴阳家的先驱。

（4）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以下至“过则舍之”，出自《汉书·严安传》。文质，文华与质朴。

（5）狙（jū）诈：狡猾奸诈。

（6）陵夷：渐渐趋于衰微。

（7）宪章：效法。

（8）越客：越地之人，以水性好著称。《淮南子·原道训》：“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

（9）白大人以救火：语本《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大人，尊长。

【译文】

管子说：“圣人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智者善于谋划，却不如把握时机。”邹子说：“政治与教化有文与质的不同，是用来匡救时弊的。适应时势就使用它，过时了就舍弃它。”由此看来，在应当施行霸道的时候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悖谬不通；在应当施行强国统治的时候却推行霸道的威慑，就会适得其反。如果遇到狡猾奸诈的时代，正道渐渐衰微，却想要效法先王，广泛地推行道德教化，就好比等待遥远的越人来拯救溺水者，禀报了尊长之后才来救火，好虽好，可难道这是通晓时世变化的做法吗？

夫霸者，驳道也 ^（1），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 ^（2），而扶颠定倾 ^（3），其归一揆 ^（4）。

【注释】

（1）驳：杂糅，混杂。

（2）三王：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夏禹、商汤与周文王、周武王。

（3）扶颠定倾：在国家危殆将倾覆之时，扶持之使安定。

（4）一揆（kuí）：同一道理，同一准则。

【译文】

所谓霸道，是一种驳杂之道，黑白夹杂，并不单纯地施行道德教化。霸道追求成功，不问成功的方式；强调大体，不计较琐细微末的操守。虽然在仁义道德方面比不上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王道，然而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的宗旨却是一致的。

恐儒者溺于所闻 ^（1），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 ^（2），以经纶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 ^（3），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 ^（4）。凡厥有位 ^（5），幸望详焉。

【注释】

（1）溺于：沉湎于，局限于。

（2）长短术：纵横谋略之术。梁运华认为：“所谓‘长短术’，就是善于因时、因地、因势，正确利用各家长短。”（《新编诸子集成续编·长短经》，下同）可备一说。

（3）经济：经世济民。

（4）逗机：佛教用语。指禅师与学佛者之机根彼此相契。逗，投合。

（5）厥：其，那些。有位：身居高位者。指帝王或卿相。

【译文】

我害怕儒者局限于自己的见闻，不明白王道与霸道的方略不同，所以专门阐述长短谋略之术，以分析适时变通的道理。确立题目，一共有六十三篇，合为十卷，命名为《长短经》。其主要的宗旨在于巩固国家的根本，革除改变当世的弊端。历朝历代的兴亡治乱，详载于本书的各个篇章中，提供可供沿袭的深远谋划，撰述经世济民的至高道理，我并不是为了纠正世俗，哗众取宠，博取名声，只是要披露自己的见解，等待后世贤哲的赏识契合。那些身居高位者，如果能仔细阅读此书，我将非常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