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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赵蕤所撰的《长短经》，是一部体大思精、极具特点的著作。全书以“宁固根蒂，革易时弊”为宗旨（《长短经·自序》），详细讨论了治国用兵的“王霸、机权、正变之术”（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者出入经史，融会诸子，展现出了广博的知识与高妙的权谋智慧。全书以“抄撰”的方式写成，大部分内容抄自先秦至唐代的各种典籍，却又首尾呼应，体系严密，处处反映出赵蕤本人的政治理念。这种特殊的撰写方式，不仅使《长短经》成为早期文献的渊薮，在辑佚、校勘方面极具价值，同时也为今人了解中古时期书籍的撰写、生成方式，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观察窗口。
关于《长短经》作者赵蕤的生平，文献中记载寥寥。在《长短经·自序》中，赵蕤自称“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草莽臣”。五代时期孙光宪《北梦琐言》载：“赵蕤者，梓州盐亭县人也，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节操，不受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新唐书·艺文志三·杂家类》著录：“赵蕤《长短要术》十卷。”注云：“字太宾，梓州人，开元召之不赴。”综合上述记载，可知赵蕤字太宾，籍贯或为梓州盐亭（今四川绵阳盐亭）。《自序》中提到的“梓州郪县长平山安昌岩（今四川绵阳三台）”，可能是赵蕤撰写《长短经》时的隐居地。明代曹学佺在《蜀中广记·人物记》中，便认为“赵蕤，盐亭人。……隐于梓州长平山”。此外，明代杨慎的《升庵集》中，记载赵蕤“字云卿”，可能另有所据。不过，就名、字相呼应的角度而言，“蕤宾”为十二律之一，故“太宾”之字更为可信。
在赵蕤的生平事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与诗仙李白之间的关系。北宋杨天惠《彰明逸事》载：
（李白）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去游成都。（《唐诗纪事》卷十八“李白”条引）
据此，李白曾追随赵蕤学习纵横术。李白在其《上安州裴长史书》中，称自己“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杨慎认为此处提到的“东严子”便是赵蕤（见《升庵集》卷三《李太白诗题辞》），还谈到赵、李二人曾同时受到广汉太守苏颋的赏识。在《荐西蜀人才疏》中，苏颋有“赵蕤数术，李白文章”之语。（见《升庵集》卷五十六《太白怀乡句》）。然苏颋时任“知益州大都督府长史事”（《旧唐书·苏颋传》），从未出任广汉太守，且《彰明逸事》中关于李白的事迹近乎小说家言，故“东严子”是否就是赵蕤，尚缺乏坚实的证据。不过，李白、赵蕤二人相识，甚至是颇为投契的好友，这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在李白的作品中，有一首赠予赵蕤的《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楚怀奏锺仪，越吟比庄舃。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根据安旗先生的系年，该诗写于开元十四年（726），李白卧病扬州之时。诗中将赵蕤称为“故人”，又以“尔”相称，反映了二人不拘形迹的亲密关系。而在李白的生平行事中，我们也的确能发现纵横家思想的鲜明印记。如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中，李白说自己的理想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李白回忆自己早年曾“误逐世间乐，颇穷理乱情。……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而如下文所述，“管晏之谈”“帝王之术”与“霸王略”，正是《长短经》的主旨所在。就此而论，赵蕤及其著作《长短经》，很可能确乎深刻地影响了李白的思想。
关于赵蕤的其他著述，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二·经·易》著录《关子明〈易传〉》一卷，注曰：
晁氏（公武）曰：“魏关朗撰。元魏太和末，王虬言于孝文，孝文召见之，著成《筮论》数十篇。唐赵蕤云：‘恨书亡半，随文诠解，才十一篇而已。’李邯郸始著之目，云王通赞《易》，盖宗此也。”
《朱子语录》：“关子明《易》，伪书也。”
陈氏（振孙）曰：“唐赵蕤注。然隋、唐《志》皆不录，或云阮逸伪作。”
可知自宋代以来，流传有一本据称是北魏关朗撰、赵蕤注解的《关子明〈易传〉》。然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云，该书“隋、唐《志》皆不录，或云阮逸伪作”，朱熹亦认为其为伪书。四库馆臣进一步考证，该书系宋人阮逸的伪作，所谓赵蕤注，自然也是出于伪托（见《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七·易类存目一》）。那么，《长短经》一书，便是今日能见到的赵蕤唯一的著作。
在流传过程中，《长短经》一书拥有过数个书名，或曰“长短要术”，或曰“儒门经济长短经”，或曰“反经”，梁运华先生指出，此“皆刻板者、著录者或出版者考量儒家传统地位及商业利益所为”（《新编诸子集成续编·长短经》）。在《自序》中，赵蕤自称该书“名曰《长短经》”，自当以此为准。《长短经·三国权》云：“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一统。”可知《长短经》大致写定于唐玄宗开元初年。
关于《长短经》的篇卷数，赵蕤在《自序》中说：“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北梦琐言》《新唐书·艺文志》均载《长短经》为十卷。不过，现存最早的宋刊本《长短经》却是九卷六十四篇，卷数少了一卷，篇数反而多了一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州本）》载：“《长短经》第十卷载阴谋家，本阙，今存者六十四篇。”可知自南宋时起，《长短经》便已只存九卷。关于这一情形，《四库全书·御题〈长短经〉诗注》认为：“意者六十三篇，‘三’字乃‘五’字之讹，其第十卷阴谋家止有一篇，亦未可知。”但是否如此，已难以确证了。至于书名中“长短”一词的含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刘向序《战国策》称：“或题曰长短。”此书辨析事势，其源盖出于纵横家，故以“长短”为名，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其言故不悖于儒者，其文格亦颇近荀悦《申鉴》、刘劭《人物志》，犹有魏、晋之遗。
又如前引《彰明逸事》载赵蕤“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周广业《长短经跋》称本书“命名取《国策》”（读画斋丛书本《长短经》），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云“‘短长’为《战国策》之别称，大（又作‘太’）宾以纵横之学术谈儒门之经济，故命名取诸此”。以上意见，皆认为《长短经》的书名与《战国策》的别名“短长”有着直接的渊源。关于此，周斌、梁运华先生均表示反对。周斌先生认为，“纵横学仅是《长短经》中的一个方面”，“诸子百家之术，王霸孔墨之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要之在于时势，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变而通之，存乎其心，这应当才是《长短经》书名中‘长短’二字的真正含义，而非古人所谓仅仅‘纵横’之术而已”（周斌《〈长短经〉校证与研究》）。梁运华先生也认为，“所谓‘长短术’，就是善于因时、因地、因势，正确利用各家长短”（《新编诸子集成续编·长短经》前言）。这一论断很有道理，狭义的揣摩游说、合纵连横的纵横术，的确无法涵盖《长短经》的思想。不过，在汉魏以来的语境中，“长短术”一词与“纵横术”大抵同义。如《汉书·张汤传》：“边通学短长，刚暴人也。”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长短术’也。”更重要的是，在《长短经》一书中，赵蕤处处表现出对于“霸道”的偏爱。《长短经·自序》云：
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而扶颠定倾，其归一揆。
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纶通变者。……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
赵蕤开宗明义地指出，王道与霸道旨趣有别，不可偏废，应当根据时势的不同加以取舍。而一般的儒者拘泥于“宪章先王，广陈德化”的王道，“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所以自己要“叙以长短术，以经纶通变”。由此可知，《长短经》所讨论的种种治国、理政、用兵之术，并不是着眼于太平治世的，而是要在“时逢狙诈，正道陵夷”之时，王道失效之后，起到“扶颠定倾”“革易时弊”的作用。在本书的《霸图》《七雄略》《三国权》三卷中，赵蕤回顾了自战国以来直至隋唐之际的历史，并着重关注了战国七雄、楚汉相争、三国鼎立这样的群雄逐鹿时期，以及易代之际的风云变幻。至于每个朝代的承平时期，往往一语略过。在这些篇章中，赵蕤又浓墨重彩地讲述了辩士谋臣们的精彩韬略，以及他们在历史关键处所发挥的一锤定音的作用。如在《七雄略》中，赵蕤对于战国时期的历史鲜有涉及，却长篇累牍地抄录了苏秦、张仪二人的游说之辞，以此展示二人对天下局势造成的巨大影响。可见，在赵蕤心目中，像苏秦、张仪，乃至随何、蒯通、郦生、娄敬、陆贾、荀攸、张宾这样的乱世中的策士，正是以“白黑杂合，不纯用德”为特征的“霸道”的成功践行者。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短经》与苏、张等纵横家在精神气质、政治理念上无疑是相通的。故赵蕤所谓的“长短术”，不妨理解为一种适用于乱世的，语义略等于“霸道”的“纵横术”。这可能正是赵蕤将本书命名为《长短经》的原因。
就具体内容而论，《长短经》可以划分出七个互相关联的主题：
（一）全书卷一至卷三为《文》，由于体量过大，分为上、中、下三卷。其中《大体》《任长》《品目》《量才》《知人》《察相》《论士》七篇，主要讨论君主如何识别、委任人才的问题。赵蕤认为，知贤而善任，是君主为政的大体，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知人》），人才不仅有才能高下的差别，禀性品类的不同，还会有似是而非之人混淆其间。而不同的官职，所需要的人才类型也各不相同。故君主必须熟悉包括相术在内的多种识人之术，并深谙设官分职之法。作为这一主题的收束，赵蕤在《论士》篇中再次强调了“得人则兴，失士则崩”，并指出君主应当尊贤重士，不可求全责备。
（二）《政体》《君德》《臣行》《德表》《理乱》五篇，均围绕着国家治理中某些纲领性问题展开讨论。《政体》篇指出君主必须“审于时，察于用，而能备官”，并讨论了“教诲之政”如何实行的问题。《君德》《臣行》篇讨论了君主、臣子的德行与才能问题。《德表》篇讨论了不同才性的品类与优劣，以及如何通过修身、正心来弥补缺憾。《理乱》篇讨论了如何通过各种外在迹象，判断一个国家的治乱情形，并指出君主治国应当重视“势”的作用。这些问题紧承上一主题而来，《政体》篇题后赵蕤自注：“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行，次论政体焉。”
（三）《反经》《是非》《适变》《正论》四篇，是《长短经》中尤为精彩的一个主题。《反经》《是非》《适变》三篇，强调了治国之术多种多样，不同学说的适用场景不同，是非优劣不可一概而论。而《正论》篇是对以上三篇的总结，赵蕤站在思想史的高度，对百家学说进行了纲举目张的概括，最后指出应“有法无法，因时为业”，以“通变”为根本的宗旨。
（四）全书卷四至卷六为《霸纪》，包括《霸图》《七雄略》《三国权》三篇，《三国权》又分为“蜀”“吴”“魏”三节。这一主题主要是对历史大事的回顾，并包含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如在《霸图》结尾，赵蕤指出历代之兴皆由于“得贤豪，为人兴利除害”，历代之亡皆由于“任用群小，奢汰无度”。《七雄略》的末尾，谈到了郡县制与封建制孰优孰劣的问题。《三国权》结尾部分，谈到了必须防范地方官权力过大、统御地域过广的问题。
（五）卷七为《权议》，包括《惧诫》《时宜》两篇，主要围绕着“权变之道”展开讨论。在《惧诫》篇中，赵蕤搜集了众多历史事例，从多个角度展示了权变之道的成败经验。篇中指出，在天下动荡的特殊时期，必须戒慎恐惧，综合各方面情况进行审慎的判断。《时宜》篇则借助事例，从“情”“形”“势”三个方面讨论了权变之道的成败关键。
（六）卷八为《杂说》，共十九篇。如名所示，赵蕤将一些不太好归类的篇目收入这一卷中。如《钓情》篇列举了游说君主的种种困难，指出游说者必须通过“物”“言”“事”“志”等途径探知君主的隐情。《诡信》篇指出貌似诡诈之人，往往才是真正的忠信之士，“诡谲之行，乃忠信之本焉”。而《定名》篇则搜罗典籍，广征博引，辨析道、德、仁、义、礼、智等重要概念的定义。本卷涉及的内容相当驳杂，篇章之间的关系也不甚紧密。
（七）卷九为《兵权》，共二十四篇。本卷在兵书中广泛抄撮，讨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理论问题。就形式而言，本卷在《长短经》中是较为特殊的：一方面，本卷有独立的序言，这在全书中独树一帜；另一方面，本卷没有沿袭卷一至卷八的篇名编号，而是以《出军第一》至《还师二十四》重新编号。这不禁让人怀疑，赵蕤有可能原本打算撰写一部独立的兵学著作，但因篇幅较短，难以独立成书，故并入了《长短经》中。若这一猜测不误，那么本卷《兵权》。以及已散佚的第十卷《阴谋》，很可能是作为《长短经》的“外篇”存在的。
就整体而言，《长短经》中的这些主题依次展开，彼此呼应，呈现出相当严密的逻辑结构，并处处显示出“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的思想旨趣。赵蕤在阐述这套“长短术”时，很明显是以帝王师的身份自居的。周斌先生推测，《长短经》是一部进御之作，是作者“进献给当朝皇帝唐玄宗的一个作品”，极有见地。《长短经·自序》云：“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从某种角度说，这句话不仅是赵蕤对纵横家、兵法家所下的判断，同时也不妨视为作者的夫子自道。但问题是，如果“书读纵横”“艺长奇正”之人，却生活在唐初这样一个相对承平的年代，遇不到“诸侯之变”“风尘之会”，又怎么办呢？那么，这些多少有纸上谈兵之嫌的“扶颠定倾”之术，也就不免沦为难以施展的屠龙术了。这种思想与时代的错位，大概也是赵蕤终生不仕、李白坎坷连连的部分原因。
《长短经》的撰写方式是很有特点的。周斌先生在《〈长短经〉校证与研究》一书中谈到：
《长短经》全书约十九万字，而赵蕤自己写作的成段文字不过数段而已，其余均是抄自先秦至唐代各种书籍，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书百余种。赵蕤引用前人著作的形式有两种，三分之一是明抄（写出书名或作者名），三分之二是暗引（不写出书名和作者名）。赵蕤在引用前人著作时，常以简明的几个字或设问、或总结、或说明、或承上启下，这类文字的数量要比赵蕤自己写作的成段文字的数量多得多，但这两类属于赵蕤写作的文字加在一起，也不足一万字。而《长短经》的十八万字，均是明抄或暗引自前人著作。
事实上，这种取材于前人著作，并加以削删、抄撮、编排的著述方式，在中古时期相当常见，是这一时期书籍生成的重要方式。周斌先生称之为“编述”，但更常见的名称则是“钞（抄）”或“抄撰”。南朝时期，曾设立有专门的“抄撰学士”。童岭先生指出，在六朝隋唐时期，照本不动而誊录者谓之“写”，部分摘录且可作改动者谓之“钞”。（见《六朝隋唐汉籍旧钞本研究》）而在这一摘录、改动的过程中，新的著作也随之诞生。《隋书·经籍志》中收录了不少抄撰而成的书籍。以史部为例，《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收录张缅《晋书钞》三十卷，卫飒《史要》十卷（注曰“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王蔑《史汉要集》二卷（注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张温《三史略》二十九卷，张缅《后汉略》二十五卷，葛洪《汉书钞》三十卷，阮孝绪《正史削繁》九十四卷等抄撰而成的史著。《杂史》类小序云：“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这类著作，在《四库全书》中被称为“史钞”，而《长短经》中的《霸图》《七雄略》《三国权》三篇，正是相当典型的史钞类文献。除了史部之外，这类书籍在经部、子部、集部中也不在少数（参见曹之《古代抄撰著作小考》）。
但必须注意的是，在这一类著作中，其“抄撰”的目的与方式是不尽相同的。有些著作是针对一书的抄撰，通常是由于原书篇幅过大，通过择要抄撮以便观览。有些著作是针对众书的抄撰，并将挑选出的材料加以重新编排，如上引卫飒的《史要》，就是摘取《史记》中的“要言”并“以类相从”，这也是魏晋以来盛行的类书的编撰方式。但这些抄撰工作，主要着眼于对原书材料的择取或编排，在思想上未必有进一步的发挥，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原书的衍生产品。而《长短经》则完全不同，用周斌先生的话说：“赵蕤用前人的文句编织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思想体系。虽然这些思想的局部都已存在于前人的著作中，但任何局部都不能大于《长短经》这个整体。”这使得《长短经》成为一部非常特殊的、具有高度创造性的抄撰类文献。
那么，赵蕤是如何以“抄撰”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思想呢？首先，《长短经》采用了“自为经传”的著述模式。以“经”命名著作，不仅反映了赵蕤的高自标置，同时也便于以经注并行的方式灵活组合各种材料。书中的不少篇章，以某些经典文献作为纲目，并以自注的形式补充大量材料与历史事例。如《政体》篇以《管子·牧民》“十一经”一节作为论述大纲，并在自注中附以大量史事与前人言论作为佐证，深入阐发了“教诲之政”的条目与施行办法。又如《君德》篇以虞世南《帝王略论》为纲，广泛援引各类文献，如曹植《汉二祖优劣论》、曹丕《周成汉昭论》，等等，对于历代君主的优劣得失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种著述方式，使《长短经》中的某些篇章，往往能比原书更为充分地阐发某一道理。
其次，在许多篇章中，赵蕤会将材料进行相当细致的拆分，并按照自己的思想体系重新加以组合。如在第九卷《兵权》中，赵蕤从《黄石公三略》《六韬》《孙子兵法》等兵书中抄取了大量材料。《还师》篇末尾的自注中，赵蕤承认《兵权》卷“皆诸兵书中语也”。但就本卷整体的篇章结构、编排逻辑而言，却不雷同于上述任何一部兵书。《孙子兵法》某一篇章中的材料，往往依照叙述重点的不同，被细密地拆分到本卷的不同章节中。通过这一方式，赵蕤建构了一个以《出军》为始，以《还师》为终，涵盖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之学的相对完整的兵学体系。
最后，在某些篇章中，赵蕤还将前人的不同观点拆分汇聚，让它们互为补充，甚至互相辩驳。关于此，以《是非》篇最为典型。赵蕤从经史典籍中挑选了五十三对正反命题，让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先贤们站在同一个辩论场上，以“是曰”为正方，“非曰”为反方，彼此间展开激烈的交锋。兹举二例：
是曰 《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非曰 《语》曰：“士见危致命。”又曰：“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是曰 《越绝书》曰：“炫女不贞，炫士不信。” 非曰 《汉书》曰：“大行不细谨，大礼不让辞。”
这些辩论的内容，涵盖了历史经验、治国之术、立身之道以及鉴识人才等各个方面。在这种情形下，赵蕤不仅是一位抄撰着，更成为了先贤们的裁判者。这些“相灭相生”“相反相成”的精彩辩论，转而成为赵蕤“通于时变”思想的注脚。
综上所述，《长短经》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均来自先秦至唐代的各种典籍，但这些材料经过赵蕤的削删、抄撮、编排，却组成了一个以“经纶通变”为宗旨，篇章之间密切呼应的严整体系，处处反映出作者本人的思想理念。换言之，《长短经》虽是抄撰而成的著作，但思想阐释的主动权，却始终牢牢把握在赵蕤手中。这也为我们了解中古时期书籍的撰写、生成方式，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样本。
关于《长短经》的版本情况，周斌先生进行过相当完善的考证。现存最早的《长短经》刻本，是由杭州净戒院所刻的宋刊本。周斌先生指出，“该本是海内外宋刊《长短经》孤本，为四库全书本《长短经》之底本，也是现今所传此书各种抄本、刻本之祖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文物出版社曾加以影印，后又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中。关于该本的刊刻时代，四库馆臣认为系“南宋旧刻”，《中华再造善本·长短经》在扉页题名“南宋初年杭州净戒院刻本”。而陈先行先生则从装帧形式、字体、避讳等方面出发，列出六条证据，主张该本为北宋刻本。（见《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除宋刊本与《四库全书》本之外，尚有清嘉庆年间刊刻的读画斋丛书本《长短经》与光绪年间刊刻的函海丛书本《长短经》，前者后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中。
在今人的整理本方面，中华书局于2017年出版了梁运华先生整理的《长短经》（《新编诸子集成续编》）。该书以净戒院本为底本，以读画斋丛书本为校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参校本点校而成，并附有简短精要的注释，是目前最精善的整理本。由于《长短经》富于权谋智慧，坊间各种关于《长短经》的整理本、注释本不下十种，此处不一一列举。
在相关研究方面，周斌先生的《〈长短经〉校证与研究》一书很值得注意。如上文所述，《长短经》是一部抄撰而成的著作。周斌先生紧紧围绕这一点，在“校证”部分，采取了“先考源，而后据其所引书进行他校”的校证方式，充分揭示了《长短经》一书的特征。在“研究”部分，则对赵蕤的生平，《长短经》的流传与版本情况，《长短经》的文献与史料价值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附录部分，还编定了《长短经》所引文献的详细索引，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本次注译以净戒院本为底本，并充分借鉴了梁运华先生整理的《长短经》、周斌先生以及前哲时贤的研究成果。注释与翻译的范围，包括《长短经》的正文与自注，力求提供一个完整、准确的《长短经》读本。由于学力所限，书中必定存在着不少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刘子立
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