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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这个问题，讲起来倒也是一言难尽，因为它历史长、方面多、议论杂。在往年，因为一般的需要，朋友的怂恿，我曾经计划过为初学书法者编写《书法问题十讲》，可是人事草草，未成落笔，至今方能如愿。
在准备研究书法之前，先必须弄明白，什么叫书法，书法二字的界说如何。同时也应简单了解一下文字、书法的历史和发展过程。
从历史上讲，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书法。文字的演进，大别为制作与书法。六书——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为文字组织所归纳的基本原则；篆、隶、分、草、行、楷的递变，为书法之演进。制作方面的属于文字学，我们现在所谈的为书法。所谓书法，就是讲文字的构造、间架、行列、点画的法度。
我国的书法，从来便称为东方的一种美术。美术是属于情感的一种艺术，能动人美感，所以称为美术。原来我国的文字是从象形蜕化而来，其初是和绘画不分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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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代表人、龙、羊、鱼、目、日、子这几个字。而且一个字的写法，繁简变化不同，有像其静态的，有像其动态的。这种符号，更确切地讲是一种简化了的美术图画，不正是美而富于情感的吗？直到秦汉时代，书法的形式统一以后，绘画才成为独立的艺术。书法的结构、间架、行列、点画与所用的工具，虽然渐渐和绘画分了家，可是其中所包含的形象的美和情感的美，还是存在的。
一般的人说起书法，总是说正、草、隶、篆，要知道这个次序，是排得与书体发展的历史不相符合的。我们现在研究书法，先得把这一点弄清楚。
第一，我们熟知我国造字的圣人是黄帝时的史官，叫作仓颉，他始作书契——文字，以代替结绳（当然这绝不是他一个人所造得出的）。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变，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古文。到周宣王时的史官——史籀又作《大篆十五篇》，与仓颉的古文颇有出入，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大篆——这里所称的“作”，当然不是指创作，而是指史籀把当时流行的文字做了一番收集、整理和改良工作。那时他之所以做这种工作，大概是想整齐划一天下文字的缘故。可是那时不像现在，交通不便，不曾能够通行，而且平王东迁，诸侯力政，七国殊轨，文字乖舛。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令丞相李斯作《仓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中国的文字才告统一，这便是后世所称的小篆。可见我国的文字，自从黄帝以后，直到战国末年、秦始皇时代，这些年间所通行的文字，只有篆书。虽统称为篆书，其中大别，还分为古文、大篆、小篆三种。
秦·小篆体十二字砖（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
秦·李斯《峄山碑》
东汉·张芝《冠军帖》
第二，社会进化，人事方面也一天一天繁复起来，写篆书像描花一般，渐渐感到费事。秦始皇既统一天下，统一文字，官职的事，实在太多了，这时候有个姓程名邈的人，损益大小篆之方圆，作隶书三千字，趋向简易，拿给秦始皇看，但当时仅官司刑狱用之，其他方面还是应用小篆。直至汉和帝时，贾鲂撰《滂喜篇》，以《仓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喜》为下篇——世称三仓，都用隶书来写，隶法从此而广。为什么叫隶书呢？原因是那时的人，因程邈所作的字是方便于徒隶的，所以叫做“隶书”；它的写法便捷，可以佐助篆书所不及，因此又叫做“佐书”；汉初萧何草律，以六体试学童，六体中隶书最切时用，所以选拔其特出的好手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因此汉人亦名隶书为“史书”。从篆到隶，这是我国书体上的一大改革。
第三，章草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解散隶体，粗略书之，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放，赴速急就，字字区别，实在是隶书之捷写，适应时代所需要，救济隶书所不及的产物。其后百年，有杜伯度、崔瑗、崔寔，是当时有名的精工章草的书家。到了后汉弘农张芝，因而转精其巧，面目又不同起来，即后世所称今草之祖，其草又为章草之捷。行书是后汉颍川刘德昇所作。魏初锺繇是他的弟子。讲到楷书，史称是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但这是说八分之祖，不是今日的正楷书。八分别于古隶，由于用笔有波势。今日的正楷书，在汉末已经成立，到魏晋这一时期内，始集大成，而应用亦日广。所以书体在汉代变体最多。
唐·李世民《晋祠铭》
所以约言起来：“自仓颉以来，字凡三变：秦结三代之局，而下开两汉；三国结秦汉之局，而下开六朝；隋结六朝之局，而下开唐宋，遂成今日之体势。”
我国书体的变迁系统表是：
①隶书的名称，从来就很“混”，古人所谓的隶书，是说现今的楷书（赵明诚说“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至欧阳公《集古录》误以八分为隶书”）；现今的隶书，古人叫做“八分”。但“分”的名称，又没有精确的分辨。关于“隶”和“分”的辨论文字，除《佩文斋书画谱》所已著录之外，翁方纲有一篇专论，叫做《隶八分考》。其他如刘熙载的《艺概》及包世臣、康有为等都曾经说到过这个问题，各有主张。包氏在《历下笔谈》中所言近是，简明可取，兹录于后：
“秦程邈作隶书，汉谓之今文。盖省篆之环曲以为易直。世所传秦汉金石，凡笔近篆而体近真者，皆隶书也。及中郎变隶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晋以来，皆传中郎之法，则又以八分入隶，始成今真书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称真书为隶。自唐人误以‘八’为数字，及宋遂并混分隶之名。窃谓大篆多取象形，体势错综；小篆就大篆减为整齐；隶就小篆减为平直；分则纵隶体而出以骏发；真又约分势而归于遒丽。相承之故，端的可寻。故隶真虽为一体，而论结字，则隶为分源；论用笔，则分为真本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白看出书体变迁的顺序与相互间的关系，应把世俗所说的次序恰恰颠倒过来才对。
至于当时所用工具的变迁大势是：废刀用笔
，废竹用帛，废帛用纸。而促使书体变迁的动力，是社会的发展——因为人事日趋繁复而要求书法日务简便。
书学在古代为六艺之一，本来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在汉代就有考试书法的制度，到了晋代、唐代，且有书学博士的专官，可见当时重视书法的一斑了。唐太宗酷嗜王羲之书，帝王书中，他是唐代首屈一指的。他常对朝臣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明代项穆说：“资过乎学，每失颠狂；学过乎资，犹存规矩。资不可少，学乃居先。古人云：‘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可见书法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常言道，“书无百日工”，这话不是成功的人说的，唐时徐浩已认为是“悠悠之谈”。宋代苏东坡有两句诗：“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这是说胸中有学识，笔下自然不俗。可知在写字本身之外，还有别的有关联的重要事呢！
现在我和诸位一起学习书法，姑且不谈篆、隶、分、草，因为我们先要讲实用。篆、隶、分、草或者放在后面作进一步研究的时候再讲。
讲到正、行两种书体，晋朝人算是登峰造极了，尤其是王羲之，历来被推为书圣。唐、宋以来的书法大家，都是渊源于他。
凡是求一种学问，我们都应记得从前人有一句话：“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我往年常对及门诸弟说：“假如你们欢喜我的字，就来学我，这便是没有志气。那么应该怎样才好呢？简单地说，我看你们应当先寻着我的老师，你们来做我的同学，将来的成就，也许就会比我好。自然喽，路子怎么走法，我可根据自己的实践，谈一些体会，指示给你们参考。”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诸位想吧：俗语常常有“青出于蓝”一句话，但是青出于蓝是何等事？怎么可以说得如此容易呢！从来学习者就不见有青出于蓝的。譬如学颜真卿、柳公权的，有见到比颜、柳好的么？学苏东坡、米襄阳的，有比苏、米好的么？学赵松雪、董其昌的，有见到比赵、董好的么？我们必须要明白其中道理。孔门弟子三千人，高足有七十二人，七十二人中，称为各得圣人之一体的有几位？在书法方面讲，唐朝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也仅是各得右军的一体啊！所以假使你欢喜王字的话，就应该以欧、虞、褚、薛四家为老同学，你做小弟弟，他做老大哥，老大哥来提挈小弟弟。当然，一个人傲气不可有，志气是不可低的！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我人固然要取法乎上，但不能一蹴而就。书法讲实用，应当从楷书入手；学楷书应从隋唐人入手。为什么要从隋唐人入手呢？因为隋人的楷书已有定形，唐人写字是很讲法则的，有规矩准绳可循。我们学书，需要打根底、下苦功、用长力。譬如造高房子先要打深厚的地基，房子越高，地基越要深厚。所以先学楷书，正是“先学走，慢学跑”的一个当然道理，亦是一个普及的办法。前人用兵有“稳扎稳打”的一句话，写字也应如此，才不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