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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的发展，自商代到今天，足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它标志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绵长。汉字的形状变化异常复杂多样，尤其文献所载的字体名称和实物中所见到的字体形状，又往往对不上头，于是，给后代对于古代文字的辨识，对于古代文字发展的探索，以及对于某些古文物或古书真伪的判断等方面，都留下许多问题。
所谓字体，即指文字的形状，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和总风格，例如说某字是像什么形、指什么事，某字是什么形什么声，或看它属于“篆”“隶”“草”“真”“行”的哪一种；其二是指某一书家或某一流派的艺术风格，例如说“欧体”“颜体”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书家或流派的艺术风格多是指它们在一种大类型中的小分别，因为欧阳询与颜真卿的分别，不是说欧写篆书，颜写隶书，而是在他们共同写真书的条件下比较而言的。
本文讨论文字的组织构造以至它所属的大类型和总风格。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字体风格从一大类型变到另一大类型时，常是从一些细微风格变起的，例如篆和隶现在看来是两种大类型，但在秦代，篆书初变隶书时的形状，只是风格比较潦草一些、方硬一些而已，这足见字体的演变常是由细微而至显著的。
如果再进一步追求，第一，为什么古代字体有那些变化？甚至同属于一个时代的文字，铜器上的为什么和书籍上的不同？第二，随着字迹形状变化各命以不同字体名称，又是什么理由和根据？如秦代的正体字为什么叫“篆”？汉代的正体字又为什么叫“隶”或“八分”？这些问题，简单说来，即是名与实的关系和体与用的关系。
我们知道，汉字形体在历史发展中，各个阶段都有大小不同的纠葛。这些纠葛归纳起来可有三项，而其中第一和第二两项尤其复杂。
第一项，小篆以前的字体名称与实际形状的问题。按小篆的形状是比较明确易见的，在它以前的种种字体的名称与形状便有歧义，例如《说文解字·叙》里所提到的“秦书八体”中，小篆之前只有大篆一种，而《说文解字》书中，小篆之外却有“古文”“籀文”，而无大篆，那么大篆与古文、籀文究竟有什么关系？有的书把这三种并列，甚至一齐罗列各种花体字，并不分析它们的关系，这是比较省事的办法。又有的书把商周铜器上的字概称为“古籀”，这是比较笼统的办法。还有的书只从文字所在的器物种类来定字体的名称，甲骨上的称为“甲骨文”，铜器上的称为“钟鼎文”或“金文”，陶器上的称为“古陶文”，玺印上的称为“古玺文”等等，这固然比较客观，但仍未能从中看到古代字体命名的理由，也就还是不能解释《说文解字》中所提到的关于古代字体最早命名的问题。
第二项，隶与八分的异同问题。按隶这一体，秦代已有，汉至唐也有，这种同名的情况并不仅仅是后代模仿或沿用前代某种旧字样，而主要是同名异实。那么它们的具体形状分别究竟何在？还有，“八分”一词究竟怎样讲？隶和八分究竟谁先谁后？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如此等等，纠缠的时间既很久远，涉及的古代文献和实物也很众多。
第三项，其他许多比较零星的问题。例如，《说文解字》中所录古文与正始石经〔图六十四〕上的古文以及《汗简》等书中的古文为什么都是两头尖或称“蝌蚪形”的笔划？它们究竟伪不伪？又如，“史书”究竟是一种什么字体？“章草”的“章”字怎么讲？如此等等，也都有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必要。
至于研究探讨的方法，在前代常见的有两种：一是偏于文字的组织构造方面的，这包括对文字的形、音、义的研究；二是偏于书写的艺术风格方面的，这包括对各种书法流派的品评、各种碑帖的考订等等。前者所据，较多侧重古代文献的记载；后者所据，较多侧重某些著名法书字迹。这两方面的研究，固然在其本身范围内都有很大的成果，但由于文献中名称的纠缠既多，而当时地下实物的发现尚少，所以各自受到局限，而常常不易合榫。
随着近代考古发掘的开展，出现了大量的古代文字的实物资料，这给研究古代字体带来极大的帮助。从商代以下，各个时代的、各种用途的实物资料大致都可以见到，因此得知，字体名称和形状的变化，涉及因素很多，必须从实物和文献互证，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真相。现在试就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两方面作一次综合考察，看它们有什么现象，希望从这里探索到古代各种字体的名和实之关系、体和用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