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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亡繼絶,開拓創新

近年來,樂川經常給我送書,大部分是樂川(朱希祖之曾孫)與他的父親朱元曙先生(朱希祖之孫)所整理的朱希祖先生的遺著或是編集的紀念朱希祖先生的相關文集。作爲章太炎先生的重要弟子、史學大師朱希祖先生目前仍活躍在文史領域的後裔——樂川與他父親爲弘揚章黄之學作出了自己的貢獻。2008年樂川成爲我的碩士生,2011年又繼續跟隨我攻讀博士學位,在商定博士論文題目時,考慮到樂川自小耳濡目染受到的影響,考慮到樂川一家與章太炎先生的淵源關係,論文題目決定爲《章太炎語源學理論研究》,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博士論文順利完成,我當時給他寫的論文評語是:

章太炎先生乃一代國學大師,他的國學成就首先表現在小學方面,他有著深厚的傳統語言文字學功底,又熟諳西方語言學理論和社會學原理,故能在語言文字的研究上突破了古學的框架,融會貫通中西文化,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章太炎語言學理論中,有關語源學的理論佔據中心位置(包括他的音韻學理論也有不少是爲此服務的)。然而由於太炎先生相關著述卷帙浩繁,文字艱深,故研究者雖眾卻不夠全面深入,由此而出現各持一端,褒貶不一的現象。

朱樂川的論文《章太炎語源學理論研究》,首先將太炎先生置於“清代樸學的最後一人,又是近代學者的第一人”這樣一個承前啟後的歷史地位,然後從他的語源學理論對於傳統同源詞研究,對於現代語源學研究的意義兩個方面展開討論,闡明他的同源詞理論代表著對傳統學術的繼承和發展,對新的學術的開創與啟迪,這一把握是比較準確的。

論文分别對章太炎與同源詞理論相關的“轉注假借理論”“變易孳乳理論”“右文學説”“音轉理論”進行了細緻的分析闡述,並結合《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文始》中的大量同源詞系聯的具體例證,來闡述、驗證他的同源詞理論的合理性,這對於正確認識、評價章太炎的同源詞理論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與價值。

更爲難能可貴的是,通過研究,作者不僅高度評價了章太炎在語源學研究理論與實踐方面的巨大成就(創新性、系統性、理論性、傳承性、質疑性、高遠性),同時,也以現代的眼光,實事求是地指出了章太炎語源學理論的失誤與不足。由於材料豐富,考證嚴密,持論客觀公正,因此結論也令人信服。

論文順利經過外審並通過答辯,也得到了外審專家及答辯委員的一致好評,最終被評爲了“優秀”等第。

但毋庸諱言,對於當時才二十多歲的一個年青人來説,把握這樣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論題,難度是不小的。從一個年青博士的要求來衡量,樂川已經作出了相當大的努力,其間的艱辛亦可以想見。因而論文被評爲優秀,亦屬當然。但以學術研究的更高標準來衡量,論文無論在廣度、深度上還都存在著差距,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於是建議他不要急於出版,應該假以時日,作進一步的修改與充實。

關於畢業後的去向問題,我與樂川曾有過幾次深談:我曾想介紹他到日本去作兩年博士後(因爲章太炎先生、朱希祖先生早年都曾講學、留學日本,在那裏可以實際感受當時的氛圍、尋找到更多的一手資料),然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成行。於是我又極力推薦他到北京師範大學王寧先生那裏去做博士後,因爲王寧先生不僅是一流的語言文字學家,而且是國内著名的章黄傳人。王寧先生爽快地接受了樂川,於是樂川又在王寧先生的親自指導下,在北京師範大學這一非常適合研究章黄的環境中繼續進行章太炎研究。兩年的博士後流動站研究,樂川的傳統語言文字學功底更加扎實,現代語言學素養也明顯提高。2016年,樂川從北京師範大學出站,受聘於南京師範大學,在國際文化教育學院任教。從南到北、從北到南,樂川一直没有暫停研究章太炎語源學理論的步伐。

一晃間,樂川博士畢業已經八年,博士後出站到南師大國教院任教也已六年。六年來,樂川在國教院工作得風生水起,無論是行政工作(預科部主任)還是教學、科研,都得到了師生的贊揚。應該説,在年青教師中他是將這三者結合得比較好的,瑣碎的行政工作、繁重的課務都没有影響他科研的進展。2018年樂川以博士論文爲基礎成功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而今他的國家後期資助項目也已結項。當他將結項成果——《章太炎語源學理論》這部厚厚的書稿發給我並向我索序時,我被深深地感動了,首先浮現在我腦際的便是“八年辛苦非尋常”(如果算上博士論文寫作的兩年,當是“十年辛苦非尋常”)這七個字!試問:在普遍存在浮躁情緒,在急於出成果、評職稱的功利主義氾濫的當今學界,有多少人能做到用八年時間對一部論文進行反復修改、充實?

對照原來的博士論文,書稿不但明顯地增大了篇幅(由原來的二十萬字增加到現在的三十多萬字),更重要的是質的提高,是在内容充實與修訂上所下的功夫:

(一)原博士論文分八個大部分,分别爲“緒論”“第一章 語源與語源學”“第二章 章太炎的轉注假借理論”“第三章 章太炎的變易孳乳理論”“第四章 章太炎的右文學説”“第五章 章太炎的音轉理論”“第六章 章太炎語源學理論實踐”以及“結語”。書稿在“第六章”及“結語”之間,增加了重要的一章“第七章 章太炎語源學理論的歷史地位”。該章從“章太炎語源學理論對現代語源學的影響”“章太炎語源學理論對當代語源學的影響”“章太炎語源學理論歷史地位的討論”三個方面入手,著重分析了沈兼士、黄侃、朱宗萊、馬宗薌、楊樹達、徐復、陸宗達對章太炎語源學理論的繼承與發展,以及王力對章太炎語源學理論的批判與認可。通過一手文獻挖掘,揭示了這八位學者的二十一種著作中所受章太炎語源學理論的影響,從而進一步總結章太炎語源學理論的成就與不足。這種通過比較而得出的有關章太炎語源學理論地位的判斷應是較爲客觀的,同時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看出現當代語源學的發展脈絡。

(二)“緒論”對於一部學術論著猶如一場戲的“序幕”,要明確交代研究的緣起,研究的現狀,自己的研究的途徑、架構和方法。總之要提綱挈領,畫龍點睛。可以明顯看出,樂川在“緒論”的修改充實上下了很大功夫,可以説,書稿的“緒論”較之博士論文有了脱胎换骨的變化。首先在“章太炎及其語源學論著”一節中增加了更爲詳細的章太炎生平介紹,使我們由此可以了解到章氏選擇用語言學(語源學)作爲其治學核心,並用來作爲“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工具的必然性。特别是對章太炎語源學論著的介紹及成書過程的梳理方面,原博士論文只是簡單介紹了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小學略説》《新方言》《小學答問》《文始》和《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等幾部比較常見的語源學著作,而書稿在此之外,還涉及到章太炎的《轉注假借説》《語言緣起説》《小學略説》(1935年)《成均圖》《莊子解故》《管子餘義》《膏蘭室札記》《正名略例》《正名雜義》《與丁竹筠先生書》《與劉光漢書》《與錢玄同書》《與黄侃書》等語源學論著或與語源學有關的信札,使章太炎與語源學相關的著述及言論幾網羅無遺。在成書過程的梳理中,樂川還從《魯迅書信集》《魯迅日記》《朱希祖日記》《錢玄同日記》中尋找相關信息,力求以第一手資料旁證章太炎語源學論著的成書過程,使整個過程顯得更加準確可靠。在“章太炎語源學理論的研究現狀”一節中,除加入近八年的新的研究成果之外,另將章太炎哲孫章念馳先生的《章太炎先生逝世50周年學術討論會綜述》一文列於節首,該文雖短,但全面總結了自1936年太炎逝世到上世紀80年代這50年間學術界對章太炎的研究概況,將此文收入節首,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

(三)將第二章“章太炎的轉注假借理論”第四節“初文的轉注與假借”改爲“初文、準初文的轉注與假借”,在其中增加了“準初文的轉注與假借”的内容。因爲《文始》一書是以初文和準初文作爲一切系聯起點的語源學著作,然後通過“義”的變易與孳乳,“音”的韻轉規律,方能衍生出一組組的同源詞。《文始·敘例》中有關初文與準初文的論述,正説明初文與準初文即章太炎所認爲的漢字的字源,如果在這些字源中亦能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轉注與假借,那麽可見轉注與假借對漢字發展影響深遠。如此一增,就能更加全面地準確地體現了章太炎的語源學思想。

(四)在第六章“章太炎語源學理論實踐”中的“《筆記》《文始》中結論基本一致的同源詞”和“《筆記》《文始》中側重點有所不同的同源詞”兩節的基礎上都增加了大量相關的例證(分别增加了約20%和25%的例證),使得結論更加令人信服。

以上,僅就其内容而言,另外,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上,也有不少的創新與突破。總之,書稿與原論文已不可同日而語,從書稿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到樂川這八年來在章太炎語源學理論研究方面的前進軌跡。在此序撰寫期間,樂川又發來一份新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章太炎學派百年傳承研究》的申報書徵詢我的意見,可見,在章太炎研究上,他未及暫時歇腳,又向另一個高地發起了衝鋒。在此,我祝願樂川不負韶華,再接再厲,獲得更大的成功!

董志翹
壬寅年春月於京西寓所 Cnto6U2VgJqiV5zBAvGyGA3rkyT/TBHNkB27HRGRkuVbFn898ApNK3Ivqvn3oj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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