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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對章太炎右文學説的研究主要在於質疑。沈兼士《右文説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1933）從章太炎的《語言緣起説》入手來分析他的右文學説，對章太炎摒棄右文説並最終走上通轉的道路提出客觀的評價，認爲他“舍八千餘形聲字自然之途徑，從廿三部成均圖假定之學説”實在有些極端。劉又辛《“右文説”説》（1982）對章太炎的右文學説也提出了質疑，認爲他“在右文和語源的推求方面，有些主張和做法是令人懷疑的”，同時文中還提到了章太炎的《文始》，認爲“《文始》中可信的部分還只是那些應用右文材料的地方”。另外學術界也有對章太炎右文學説的總結，如汪啟明《試論章太炎的右文觀》（1989）中把章太炎的右文觀與轉注、假借等語源學理論結合在一起，其中總結“章太炎的右文，是漢字形聲字的標音記號，與完全從漢字形體出發探求漢語詞的親屬關係有本質的區别，在字源學中，既注意形體，又不拘形體，是他右文觀的核心”，甚爲精闢。又如朱樂川《章太炎與劉師培右文説之比較》（2015）中比較了章、劉二人右文學説的異同，認爲二人都發現了右文説所存在的問題，但“章選擇擯棄右文説，劉一直試圖對右文説的漏洞進行修補”。另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賴金旺的博士學位論文《劉申叔先生及其訓詁學研究》（2009）中有專節“推闡右文之説”，雖然是研究劉師培的右文學説，但可與章太炎的右文學説進行比較，從而發現兩者的不同，加深我們對章太炎右文學説的認識。而一些論文和著作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如：劉又辛、李茂康《漢語詞族（字族）研究的沿革》（1990），馬文熙《簡論右文之“義”的三個層面》（1992），殷寄明《漢語同源字詞叢考》（2007）中的“聲符義概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