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载人航天中心休斯敦

一位32岁的先生，他能够计算月食和日食发生的时间，勘测地产的面积，结扎动脉血管，规划大型建筑，尝试社会变革，训练马匹，跳小步舞，拉小提琴。

——《杰斐逊的一生》（詹姆斯·帕顿著）

就像在拥挤的大街上匆匆瞥见的漂亮女孩一样，休斯敦看上去非常精致、完美，绝对没有任何缺点或瑕疵。当你夜晚从空中俯视它的时候，更是如此——薄云覆盖着黑色的海岸线，城市的灯光在薄云下欢快地闪烁着。但现在，该是发现它的瑕疵，近距离观察它的不足，搞清楚NASA的真实业务的时候了。我首先发现的是，位于休斯敦的NASA和爱德华兹有一些令人放心的相似性。NASA至少有各种各样的飞行任务。那座被称为“载人航天中心”的精心设计的楼群还未完工，于是，NASA在可以找到的地方租借了临时的办公用房。我终于在埃灵顿空军基地一座翻新的二战时期的营房中找到了自己新的办公室，这个空军基地离载人航天中心只有2英里，NASA把训练宇航员的飞机也都存放在这里。当时，我们有6架老式T-33喷气教练机，它们基本上与洛克希德公司的“流星”飞机是一样的，都是二战结束时的产品。还有两架比较先进的F-102喷气战斗机。这些飞机用于保持我们的“熟练性”——在空中时不会感到陌生（至少在熟悉的飞机里是这样），不会晕机，不会被奇怪的新环境分散精力，遇到紧急情况时不会惊慌失措；其实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难以把握的。我不知道这种“熟练性”有多逼真或多大价值，但我的确知道，驾驶飞行模拟器与驾驶真正的飞机有着天壤之别。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模拟器里，你只能假装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在任何高难的模拟训练期间，你可以停下来喝杯咖啡或者接听电话。但当你准备进场降落，一阵大雾滚上墨西哥湾，使埃灵顿空军基地的能见度降低到可降落的最低限度以下，此时，肾上腺素激增，腹肌绷紧，心跳加速，生死决定需要立刻做出——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必须做出决定。哪怕是在一架破旧不堪的T-33飞机里，情况也是一样。

NASA的机队也用作运输工具。我们很快发现，“双子星座”和“阿波罗”飞船的承制商，其地理分布都非常均匀。在洛杉矶地区，有北美航空工业公司的罗克韦尔工厂，负责制造“阿波罗”飞船的指令舱和“土星”5号巨型火箭的部分零件。在加州北部，洛克希德公司负责制造“阿吉纳”火箭（“双子星座”飞船的对接目标）和辅助推进发动机。圣路易斯是麦克唐纳飞机公司的所在地，它制造“双子星座”飞船，而飞船的“大力神”2型运载火箭则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组装。位于亚拉巴马州亨茨维尔的NASA中心，负责“阿波罗”助推火箭（“土星”1B号和“土星”5号）的制造。登月舱来自格鲁曼公司位于长岛的贝丝佩奇工厂，而“阿波罗”的制导系统由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研制。我们住在得州的休斯敦，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角发射升空。这些只是涉及的主要场地，此外还有几十个主要分包商，它们大都位于较为偏僻的地方（如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城）。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至少有6个不同的地方会主动寻求（或要求）一位宇航员的参与，涉及某种设计评审、会议、模拟训练或者公共关系事务。因此，我们那规模不大的机队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使我们可以灵活方便地赶到这些地方，这是乘坐航空公司的定期航班不可能做到的。

后来，我们把T-33和F-102换成了诺斯罗普公司的T-38（空军最先进的喷气教练机），于是就有了更多更好的飞机。T-38是小型双座超声速飞机（平直飞行速度可达马赫数1.2，俯冲可达马赫数1.5），外形流畅，能在高空高速巡航，加一次油可以飞行两个小时——大约1 000英里，这是相当不错的。和F-104一样，它在低速飞行时性能不是太好，实际上，T-38降落时抖动、晃动得非常厉害，让你很难识别即将到来的失速，因为机身抖振时传统的失速告警并不适用。海军显然认为这种低速抖振问题无法接受，因而没有采购作为基础训练教练机的T-38。但空军把它用于飞行员训练计划时非常成功，显著降低了事故率。T-38还有一个缺点：它的小型喷气发动机比较脆弱，很容易被冰块损坏；发动机进气道的边缘会结冰，冰块破碎后会被吸入发动机。冰块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一般不会引起坠机，但发动机需要进行昂贵的大修，所以，这款飞机不允许飞往有可能造成发动机进气道边缘结冰的地区。这种限制对休斯敦载人航天中心的运作来说非常烦人，因为我们需要及时赶到各地。如果我们迟到了，推迟一项试验常常会使政府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而在冬天，美国的有些地方很可能覆盖着使飞机结冰的云层。

尽管T-38有这些缺点，我们还是愿意用它换掉老旧的T-33，而且能够驾驶它被认为是一种奖赏——老朋友见面不出5分钟就会提到它：“你在休斯敦到底做什么呢？”“嗯，我下班后驾机离开休斯敦，在埃尔帕索加一次油，日落前就在洛杉矶降落了。要不是飞过凤凰城后关闭了一台发动机，我还会更早地到达这里。”朋友一下子睁大了眼睛。部分的原因是，按照自己的时间节点去飞一架顺滑鲜亮的新型高速喷气机是某种身份的象征。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这种飞行要求很高，令人兴奋，有时甚至让人心旷神怡，对压抑的办公室工作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情绪出口，是我们这个二维世界里难得的第三个维度。我们现在简单说一下T-38的滚转控制。如果飞行员把手往侧向移动一两英寸，每平方英寸3 000磅的液压立刻就会驱动液压缸，使尺寸较大的副翼在高速滑移气流中偏转。一个机翼的副翼向上偏转，另一个机翼的副翼向下偏转，这样飞机就产生了巨大的滚转力矩，从而快速启动螺旋运动，动作快得让你的眼或手都跟不上。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飞机由直立状态变为倒扣状态，然后又变为直立状态；云团和天空由上变下，然后又变回到在上的状态；大地也是下、上、下的变化。多大的力量能让大地改变位置！整个滚转既顺滑又准确，滚转前后地平线对齐得非常完美；飞行员的手指只是快速地动了一秒钟，飞机就这么均匀、平稳地滚转了一周。这是多么令人畅快的事情啊！

于是，T-38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远远超出了鸡尾酒会带来惊喜时那种肤浅的感觉。不过，T-38既会带来满足感，也会带来悲伤——它偶尔也会带着一两个好朋友坠毁，然后我们就会赶往阿灵顿公墓，而此后很长时间，我们都不会谈论T-38，以及它那顺滑的滚动所带来的快感。

第一个是泰德·弗里曼，他在埃灵顿进场降落时，很不幸地撞上了一只大雪雁。两台发动机都停车了，可能撞击的血迹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的弹射程序晚了一秒钟，结果降落伞还没有完全打开就摔在地面上。然后是一个两人的悲惨事故。查理·巴塞特和埃利奥特·西伊赶往麦克唐纳飞机公司，在圣路易斯的低云团下盘旋着降落时，撞上了他们要去的总装大楼，然后翻滚到旁边的停车场，他俩当场死亡，但并没有引发地面人员的伤亡。最后是C.C.威廉姆斯，他从肯尼迪角返回休斯敦途中，向西飞过塔拉哈西时，他的T-38莫名其妙地失控了，不停地滚动、滚动、滚动，然后以超声速垂直地撞入一个很深的沙地墓穴。

4位经验特别丰富、接受过昂贵培训的宇航员在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了！这值得吗？泰德·弗里曼死后快8年了，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可以根据统计数据告诉大家，如果T-38每2年就从我们当中拿走一位，从难以把握的自信和“熟练性”角度来看，这并不过分，因为飞行员需要在第三维度的艰难条件下去磨炼这种自信和“熟练性”，不管这种维度是200英尺高，还是200 000英里高。我可以说，即使这4个人没有死，4个或更多的人也会在太空飞行中死去。我也可以说，他们至少是在飞行中死去的，而不像埃德·吉文斯那样，驾驶一辆大众轿车时被撞死了。然而，我并不真的认同这样的说法，我只知道T-38必须一直飞下去，就像三文鱼需要一直逆水而游一样。不管是三文鱼还是人，我希望后面不会有更多的死亡，直到他们和它们完成了各自的旅程。

但在1964年的春天，工作在位于埃灵顿的新办公室里，我并不担心T-38、死亡或者其他令人不快的事情。我是见过的最大池塘里的那条最小的鱼，我心满意足得难以言表。是的，这的确是我们的最好时光，7个荒年过去了，而最丰的年份到来了。这些年份还会加倍丰饶：迪克·斯莱顿对我们说（他从不承诺任何事情），我们每人可能会有2次上天的机会，与此同时，地面上的事情也一点不差——与《生活》杂志和外场企业公司签订了“个人故事”合同。这一合同（前2年我们每人每年得到了16 000美元，然后一下子就越来越少了，令人很伤心）在媒体和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帕特认为，我们参与航天计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额外拿钱，因为纳税人资助了航天计划，我们不应该从公众投资项目里获取个人好处。另一方面，我强烈感到，这一合同是合法的，我们有权得到这笔钱。这场争论比较复杂，直到今天还在某些媒体和宇航员圈子里继续进行着。

詹姆斯·韦布是NASA健谈、有进取心、极其能干的局长，他坚决反对这件事，并就此做出裁决，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事，但后来约翰·格伦把这事说给了肯尼迪总统，并得到了总统的同意，毫无疑问，这事就这么定了。我不知道约翰到底是怎么和总统说的，但较为认可的说法是这样的：这些宇航员被突然推到了国家的聚光灯下，并在随后多年里接受公众的关注。国家领导人有责任确保这些代表国家计划的宇航员能够完成那些很有必要、有时也非常繁重的社会责任，除了其他事情，这无疑也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例如买衣服的费用、雇人看小孩的费用、把妻子和孩子带往合适地方的费用、安家的费用，这些费用都是低级军官的工资根本无法保障的。这一合同也不会引发宇航员的内斗，因为这笔钱和乘组安排无关，是均分的，因此，不会让贪婪破坏这个亲密友好的团队。另外，也考虑一下这样有没有可能使《生活》杂志实际上成为宇航员们的“俘虏”：记者们受邀进家、听完妻子激动地展现情绪，孩子们漫天瞎扯，这些讨厌的家伙们就不会背叛他们的受访对象（哪怕是付费的受访对象）而写一些令人讨厌的文章。不会的，这一合同几乎保证了事情会进展得非常顺利，全彩的中心对折插页上全是空洞无害的内容。当然，我们也得承受其他媒体的尖酸刻薄，因为他们被冷落了，但至少那些关于家庭生活的故事还是比较友善的。总而言之，这项合同似乎是解决那些费用问题的一种实用而又富有品味的方案，约翰·格伦显然毫不费力地就说服了一位乐于接受别人意见的总统。那一年，宇航员们深受公众追捧。

这项合同到底是怎么说的？去掉法律上的废话，它唯一的重点是，《生活》杂志和外场企业教育公司拥有每位宇航员和其家人的“个人故事”的出版权。那什么是个人故事？为什么它不能被公众所有？对宇航员自己来说，无疑很难确定什么是“个人”的。试飞员被要求去感知、记忆并记下飞行中的每一种感受和印象，以便落地后尽量完整、准确地报告发生的事情。这一点没人质疑，所以，对于太空飞行中发生的事情，会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详细讨论，而且只要媒体能够消化和承受，这种讨论要多详细就有多详细。当然，对媒体来说这是不够的，他们还想知道：除了这些技术细节，乘组有什么样的感受？乘坐火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当飞船直直地落向大海而降落伞还没有打开的时候，你的脑海里思考的是什么？你心里到底有多害怕？这些就是《生活》杂志花钱寻求的东西，也是其他媒体不花钱寻求的东西；实际上，他们都没有挖掘到多少东西。《生活》杂志发表的那一点额外的故事，真不值得他们花那么多钱。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作为技术人员和试飞员（其基本工作就是对复杂事物进行冷静、没有感情色彩的分析），我们对这种焦点的转移确实感到不知所措。媒体这种对花边故事病态般的持续关注和探求，着实有点令人不解，而且这帮蠢货根本就不知道飞船是如何工作的，它们完成了什么样的任务。这就像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在做首次心脏移植手术时，记者们只描述他穿了一件什么衣服一样。而且，我们不能展现情感，我们要求压制自己的情感，为的是不让它们干扰我们那些非常复杂、棘手、只有一次机会的工作。如果他们想要一场充满激情的新闻发布会，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们应该找一位哲学家、一位牧师和一位诗人来构成“阿波罗”飞行任务的乘组，而不是三位试飞员。当然，他们很可能无法让他们回来参加新闻发布会，因为这样的三位可能一直到重返大气层时都在展现他们的激情，而忘记按下打开降落伞的断路开关。

无论如何，不管是《生活》杂志还是任何其他媒体，你很难让这些像机器一样的宇航员掉一滴眼泪，但一回到家，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把甲壳虫翻过来，就会看到它柔软的腹部。小萨拉·琼觉得爸爸的这次离开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爸爸在太空的时候，妈妈感觉如何？（我知道的一位宇航员妻子，当被一位女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她眨了眨眼睛，面无表情地说：“宝贝，当你丈夫在太空的时候，你感觉如何？”采访就这样终止了。）但毫无疑问，家里是产生“个人故事”的地方，所以才有了《生活》杂志的这项合同。我觉得从这种对隐私的侵犯中获取补偿毫无问题。我知道在政界，每个家庭成员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被攻击的对象，我记得我去华盛顿担任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有几位“华盛顿女巫”非常不高兴，因为我没让她们进家采访，然后写一篇“深入的家庭介绍”。然而，我从来就不是政客，作为宇航员，我觉得我奇怪的职业给我的家人带来的压力已经够大了，不能再让他们持续面对那些并无恶意却麻木不仁的记者了。这些记者会加剧家人心中肯定存在的疑虑和恐惧，因为任何有正常情感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心中都会有这种疑虑和恐惧。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拿国家的工资是为了竭尽全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我也为此投入了很长的时间，但当我回家关上家门之后，事情就结束了。我的家庭生活是我个人的事情，与别人无关，如果我选择打开家门，那么，从中获取额外补偿也是完全正当的。

再说一句这项合同：它不仅带给了宇航员们一笔额外的钱（平均分给不断增多的30、35、54或65个宇航员家庭），而且还是拒绝其他非合同采访的很好的借口。实际上，有关这项合同的消息一传开，其他媒体根本就不会尝试去打扰妻子和孩子们，因为他们知道答案将是“对不起，不接受个人采访，我们有合同约束在身。”然而，在丈夫上天的那段混乱日子里，情况并非真是这样，这些事容我随后再讲。当然，宇航员们还会接受专业的、非个人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采访，这样的采访一般会放在周五。要是可能的话，周五我们会找个差事离开休斯敦，要是不成，我们只能忍受了——坐在热烘烘的摄像灯光下，瞪着眼睛，翻来覆去地回答那些老掉牙的无聊问题。“害怕？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但你必须意识到，在紧接着这次飞行中，我们没有时间害怕，因为增加了11项医学实验，它们是……”

回到休斯敦的主流生活，远离记者们的窥探，我们劳逸结合，朝着月球的方向迈进。我觉得我们的劳远远大于逸，至少对柯林斯一家来说是这样；帕特和我对城里的各种社交机会都不感兴趣。城市在28英里以外，我们既不在休斯敦，也不在加尔维斯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靠近被某个反讽大师命名为“清澈湖”（克利尔湖）的一片冲积泥滩上。靠近这片泥滩的地形就像爱德华兹的干湖床一样平坦，却没有爱德华兹那种大自然给予的怪异性；在这里，任何东西的高度都没有超过海湾高速公路上的电线杆，而且我们应该相信这种情况是正常、合理的，人们在这样的地方自愿生活没有什么奇怪的。

和那些职业网球运动员和斗牛士一样，宇航员也是家庭女主人们非常喜欢的异类。通常，他们温文尔雅的外表足以维持一个晚上，尤其是在经验丰富的女主人家里，她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家庭聚会，从而不让一些人潜在的敌意展露出来。遗憾的是，大多数聚会上都会有一位中年男子，醉意朦胧地，要在黎明时分和网球运动员对决一场，和斗牛士干上一架，或者揭露宇航员就是某种愚蠢的大猴子。幸运的是，载人航天中心建在了休斯敦，而不是纽约，对这种偶尔的遭遇，特别热情好客而又不拘礼节的得州人都会出手相助。

休斯敦也是一个体育运动名城，“石油人”队是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头号球队，而“太空人”棒球队也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后来，国内首个带穹顶的体育场建成了，然后我们眼瞅着“石油人”队真正进入了最佳状态。橄榄球不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而是围绕一个被称为“天空包厢”的社交中心开展的多功能活动。

这些包厢高高在上，嵌在穹顶下面，离球场最远，但仍然处于体育场里面。在开敞的体育场里，这样的位置没人愿意要，但在这样的体育场里，这种天空包厢却一票难求，得州的富人们都排着长队去租赁。一般来说，天空包厢并不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么小，与其说是包厢，倒不如说是套房；通常前面有20多个座位，后面有一个房间，配有酒吧和丰富（甚至奢华）的自助餐。每个自豪的包厢主人都会想出一个装饰性或与烹饪有关的主题，以便使自己的包厢与众不同；中场休息时，他们就开始巡视，并品尝每一个包厢里的特色美食。在包厢的酒吧里是看不到球场的，但不用担心，比赛的进程完全可以从闭路电视里掌握。明白了吧？通常，下半场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才踉踉跄跄地回到座位，“血玛丽”鸡尾酒、爆米花、纽堡龙虾和珍珠啤酒在肚子里使劲翻腾。我不知道下午晚些时候观众的呐喊是出于对球队的热爱还是肠胃不适。

地球不停地自传，周日之后是周一，日子变成了另一种情况。在宇航员办公室，周一上午要开全体大会，通常由艾伦·谢泼德主持，讨论这一周的出差计划和大家关心的问题。我总是被这样的会议所吸引——要么喧闹、争吵、风趣幽默、争论不休，要么增长知识，但从不沉闷。“雄鹰从不群聚”，最近的一则广告如是说。把30只雄鹰放进一个房间，它们会跳来跳去，烦躁不安，大声尖叫，偶尔也会拍打翅膀，相互对啄，只有离开时它们才会团结起来，按照紧密的队形飞出去，为的是让所有的燕八哥和火鸡大吃一惊。

这30位都是谁？他们都有什么特征？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他们都像报纸上说的没有什么差异吗？也许我应该先从事实开始，然后谈谈我自己的推测和偏见。例如，我可以说出他们的身高和体重而不用担心被质疑，因为我桌子上有一张包含16位宇航员（“首批七杰”加“二期九杰”）的表格，每人列出了32项人体测量数据。从皮特·康拉德的138磅，到沃利·希拉的190磅，这个至关重要的统计数据库展示了每个人内侧锤骨的高度、双肩峰直径，以及我一直最喜欢的——从头顶到臀部的距离。有点无所不包，不是吗？我浏览了一下这张表格，它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好像都是不中用的一群，小腿围平均只有区区15英寸。他们都挤在一堆起保护作用的统计数据里——格伦、斯莱顿、洛弗尔、麦克迪维特、斯塔福德和怀特基本上都一样高（5英尺10.5英寸），也不知道这样的信息有多大价值。格斯·格里索姆最矮（5英尺6.3英寸），约翰·扬横向尺寸最大（肩宽19.9英寸），埃德·怀特胳膊伸得最远（34.4英寸）。

评判这群人的智力水平更加困难。32位进入最后一轮的第三批宇航员应征者，其平均智商是132.1，我觉得这个平均值可能太低，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入选。我记得1966年我担任宇航员遴选委员会的成员时（那次选出了19位），那批人的平均智商接近140，其中有2位超过了150（即一般认为的“天才”智商）。我不认为这群宇航员里有或者有过真正的天才，也不认为有过任何蠢货，他们毕竟受过工程或数学方面的教育。因此，针对他们智力水平的质疑肯定集中在其他方面。也许他们缺乏艺术天赋，也许他们不能很好地用语言进行表达。公平地说，我认为他们在专业化方面存在着各种缺陷，这在今天这个专业分工很细的社会中的几乎任何领域都是一样的。他们的专业领域也许比较窄，但在他们的专业责任范围内，他们是合格的，是真正的专家，和他们在一起也非常愉快。他们每个人都特别想获得上天的机会，想飞往月球，想得到下一次的飞行任务，这种强烈的欲望和激烈的竞争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在休斯敦时经常加班，也经常出差。我们狂热地工作来让斯莱顿和谢泼德相信我们的真正价值，这就让我们有了共同的特点；但我们的个性差异远远超过了那种苍白无趣的一致性倾向，于是就构成了一个充满多样性的群体。

我知道只用一两个句子来描述任何一个人的个性是不公平的（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想冒着得罪朋友的风险尝试一下。下面我就想到一位说一位。

斯科特·卡彭特。人不错，但有点心不在焉。当意识到那次“墨丘利”飞行将是他唯一的一次飞行机会之后，早早地离开了航天计划。对水下探险比较着迷，后来进入了养蜂业（是的，黄蜂养殖业）。

沃利·希拉。嗬嗬！在百货商场扮演圣诞老人生意会很不错。既和蔼可亲又极其自信。但他是唯一一个飞过三个航天计划（“墨丘利”“双子星座”和“阿波罗”）的宇航员，这一点让你不得不佩服。在一次致命的大火之后，他的“阿波罗”飞行任务非常危险，但载有沃利的飞船就是不敢爆炸。

迪克·斯莱顿。超级直率、诚实、一本正经。由于存在不规则心跳，被医生们荒诞地判决为不适合上天飞行。本来应该飞往月球几个来回了，但他却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在休斯敦的办公室；他在那里领导着所有的宇航员和很多的工程师，航天计划因他而变得更加顺畅。他是除了国务卿威廉·P.罗杰斯之外，我遇到的最好的上司。

约翰·格伦。唯一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宇航员，我加入宇航员队伍的时候，他正好离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这群人当中最好的公关人员。

戈登·库珀。有点走下坡路。“墨丘利”飞得很好，“双子星座”5号也算可以，但“阿波罗”飞行任务就显得吃不消了。

艾伦·谢泼德。我们的“大哥”，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很高大。这群人中最精明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航天计划中发大财的人，他管理的宇航员办公室只是他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从来就不像一只可爱的泰迪熊，他可以用冷酷的目光和尖刻的评论来贬低朋友或对手。

弗兰克·博尔曼。有很强的进取心和能力，做决定比我遇到的任何人都快，而且正确的概率奇高。要是他做决定不那么快的话，正确率还会进一步提高。喜欢金钱和权力，从长远看，除了尼尔（无疑会在人类历史上占据特殊的位置），弗兰克很可能会成为这群人当中最成功的一位。

吉姆·麦克迪维特。最好的宇航员之一。聪明，友善，喜欢社交，工作投入，非常严谨。有人认为他有点谨小慎微，但他的细致和严谨人人皆知。

皮特·康拉德。有趣，吵闹，时髦，能干，个性明显。喜欢穿亮眼的服装和开跑车。为数不多的不辜负自己形象的人。应该在皮特·康拉德主演的电影里扮演皮特·康拉德。

约翰·扬。既神秘又神奇。非英雄主角的典型代表，有着乡村男孩那种“没事，不值得一提”的处事风格，这种风格掩盖了他那令人愉悦的机智和敏锐工程师的强大脑力。

尼尔·阿姆斯特朗。做决定比较缓慢但非常正确。博尔曼做决定时喜欢大口吞咽，而阿姆斯特朗则喜欢慢慢品尝——像品尝美酒一样用舌头搅动，只在最后一刻才咽下去。（他驾驶飞船在月球着陆时，剩余的燃料只够发动机工作20秒了。）尼尔是一个令人景仰的人，我想不出还有比他更适合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选了。

吉姆·洛弗尔。和他的好朋友皮特·康拉德一样，他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康拉德给他起了一个特别糟糕的绰号——“摇摇欲坠”）。“摇摇欲坠”的沟通能力极强，他要是在公关领域，会比在工程或技术领域做得更好。

汤姆·斯塔福德。对技术状态和数字有超群的记忆力和观察力。与人相处不是太好。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汤姆在政治上雄心勃勃，他给人的印象是一名教师，而不是他现在的专业飞行员，也不是他想成为的浪漫企业家。

唐·艾西尔。谁？在“阿波罗”7号任务中，唐迷失在沃利·希拉的阴影里。1972年，他在泰国担任美国和平工作队的队长。

麦克·柯林斯。你要是想找一位玩手球的人，那还可以，但没有其他特长。懒惰（至少在这群成绩卓著的人里面是这样），做事常常达不到预期效果，比较超脱，总是等待事情的发生，而不是促使它发生。优点是判断能力不错，比大多数人的视野更宽广。

巴兹·奥尔德林。心情沉重，唉，心情沉重。有可能成为国际象棋的冠军，总是预想好几步。如果你今天不明白巴兹在说什么，明天或后天就会明白。巴兹的名声不是太好。我觉得他讨厌自己没有成为第一位踏上月球的人，而不是庆幸自己是第二个踏上月球的人。

拉斯蒂·施韦卡特。一个快乐的人。热切，好奇，喜欢用尖锐的语言快速反击，不受“老家伙们”待见。不大喜欢墨守成规，兴趣广泛，与很多宇航员的心无旁骛形成鲜明对照。

戴夫·斯科特。典型的杰克·阿姆斯特朗式的美国男孩，你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会卷入一场颇受争议的邮票销售交易。戴夫应该被记住的是他在“双子星座”8号、“阿波罗”9号和“阿波罗”15号任务中的卓越表现，他是最好的宇航员之一。

吉恩·塞尔南。不急不躁，快活有趣，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旅伴。在我们这批14位宇航员中，是继斯科特之后第二位上过三次天的宇航员，其中两次是前往月球。

迪克·戈登。性情平和，根据常识进行判断的能力很强，是最容易打交道的宇航员之一。喜欢聚会，但从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我相信新奥尔良圣徒队会做得更好（他现在是他们的副总裁）。

艾伦·比恩。非常阳光，做事有恒心，对所需信息有不懈的追求——要是让他做一家公司的办公室文员，不出一周就能搞清公司总裁所做的事情。和他共事非常愉快，你要是喜欢意大利面条，那就更不用说了，每次出差，他都吃意大利面条。

比尔·安德斯。严肃，专心，精力充沛，不喝酒，不抽烟，不开玩笑。曾经比较固执，有点不太成熟，后来去华盛顿当上国家航空航天委员会的行政秘书长之后，才发生了改变。他的工作职责就是培养人们的谦虚作风和灵活性。比尔现在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沃尔特·坎宁安。直率，有时有点生硬，像好斗的公鸡。他是海军陆战队战斗机飞行员与兰德公司研究专家的奇怪组合，一个摸不透的人——他可以在满腔热情和赤裸敌意之间随时转换。

上面列出的都是活着的宇航员，没有包括格里索姆、怀特和查菲（1967年1月27日，他们在肯尼迪角死于“阿波罗”发射塔上的一场大火），以及弗里曼、西伊、巴塞特和威廉姆斯（他们死于T-38飞机的事故）。对于死者只有赞美。这些人自然也都有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但由于他们没有辩驳的机会，我认为最好还是省略不说，而不是有意给出有失偏颇的观点。对于后来的宇航员，由于人数众多，我无法一一点评。有的（像埃德·吉文斯）是我很好的朋友，其他的几乎都不认识。

1964年，要说这30位宇航员是一个工作努力、效率很高的团队，那他们所在的组织——载人航天中心（NASA位于休斯敦的设施）也是一样。在爱德华兹，我知道下午4∶30决不能走在办公楼和停车场之间，因为那些疯狂往家冲刺的公务员们肯定会把你踩死。而在载人航天中心，人们更注重工作，时钟并不那么重要，人们普遍感到兴奋，有一种完成重要工作的使命感，哪怕桌子上的晚饭都放凉了。后来我也在国务院的高层和华盛顿的其他办公室，见过这种对工作的投入，但在1964年的休斯敦，这对我是一种新的体验，其他人肯定也有这种体验，因为这种工作激情似乎渗透到了每个层级，而不仅仅是那些拿高薪的人。其中一部分原因出于奇特的工作性质，一部分原因出于紧张的工作节点。肯尼迪总统不是说过要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完成登月吗？

更加重要的是，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晰、明确的，这种情况在政府中是很少见的。人们知道，每过一天就离登上月球的时刻更近了一天，于是根据剩余的时间来协调自己的工作进展。当然，1964年的时候，剩余的时间还很多，但同样也有巨量的工作要完成；在1960年代，无穷多的疑问必须搞清才能考虑这项任务是否真的有可能完成。今天，电视直播的在月球的山丘和峡谷中漫游似乎完全变成了家常便饭，但在1965年，我的一位朋友给我打赌100美元，他说1972年6月之前，没人会登上月球（更不用说返回地球了）。我的朋友不是外行，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试飞员和工程师，他在载人航天中心工作，后来也入选宇航员。

在1964年的休斯敦，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找到答案，所以，任何人都无法理性地评估成功的概率。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像康奈尔大学的汤米·戈尔德）担心月球表面可能有灰尘层，其厚度可能会超过登月舱的高度。还有人认为登月舱有可能产生静电，从而吸附月球表面的各种灰尘，使宇航员无法看到窗外。有人认为月球土壤包含纯金属元素，粘在鞋上的这些金属元素进入登月舱的纯氧环境后会立刻着火。众所周知，太空存在陨石，由于没有大气的保护，月球显然会成为它们喜爱的目标。谁知道月球上空会有多少陨石，或者它们会以多大的频度去撞击月球表面？你只需用肉眼看看月球上的陨石坑，就知道陨石并不是理论上的威胁，但谁也不知道它们对宇航员的实际威胁有多大。好在月球早就越过了地球的范艾伦辐射带。范艾伦辐射带对那些已经越过的人来说是健康剂量的辐射，对那些仍处于其中的人来说是致命剂量的辐射。那太阳耀斑——从太阳随机喷射出的无法预测的能量呢？

这些都是涉及环境的主要问题，但更令人担心的是，在25万英里的不安全真空中进行人员和机器设备的运送时，所涉及的一些未知问题。月球往返大约需要8天，这当然意味着你不能指望各种问题在4天内解决，包括人的问题，没人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到1964年，美国完成了“墨丘利”计划，苏联完成了“东方”飞行任务。1963年4月，苏联宇航员瓦列里·贝柯夫斯基乘坐“东方”5号飞船绕飞地球81圈（5天多一点）；1963年5月，戈登·库珀乘坐“信念”7号飞船环绕地球飞行了34个小时。戈登没有出现任何身体上的问题，但苏联发布的资料让人有点不安，有几位宇航员报告说，他们感到不舒服和恶心，这被认为是失重状态造成的。我们想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先让“双子星座”飞船飞8天，然后再飞14天，与此同时，我们不知道如何看待苏联的上述报告。我们自己的医学专家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开始就是悲观的预言家。让他们承认宇航员们在连续进入失重状态的太空飞行试验中都是毫发无损，真是比登天还难。太空计划刚开始时，他们说即使进入失重状态几秒钟，身体的功能也会衰退：例如，你不能正常吞咽（尤其是水），即使营养成分到达胃里也无法吸收。更糟糕的是，心脏和肺在最好的情况下会变得功能紊乱，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失去功能，高效的人体机器很快就会停止运转，至于停止得有多快，目前还不太清楚。但随着数据的涌入，高高竖起的医学门槛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到稍远的后台，在每次后续的新闻发布会上又会满血重现。

当然，来自飞机的数据严重不足，即使当最先进的飞机沿着巨大抛物线的轨迹划过天空时，也只能获得25秒钟的失重状态（即0G）。在这至关重要的几秒钟里，参加试验的人员疯狂地喝水、吞咽和排泄，并完成每一项有可能完成的试验。然而，太空飞行的禁忌证并没有出现，于是，医学专家们不情愿地把“健康屏障”挪到了下一段路径上。当艾伦·谢泼德乘坐“自由”7号飞船完成15分钟的失重飞行之后，他看上去还是那个正常、健康、令人讨厌的谢泼德，于是，医学专家们又把小数点往后移了一位，说道：“嗯，是的，一个人可以承受几分钟的失重，可能几个小时也没问题，但要是待上几天，绝对不可能！”

于是，随着“墨丘利”和“东方”的飞行试验一次次证明医学专家们的错误，他们只是顽固地后退一两步，继续给任务规划人员和设备设计师们设置障碍。例如，在“双子星座”计划中，他们认为，如果宇航员在太空待了几天，他们重返大气层时会承受突然增加的压力，他们的自主神经系统会忘记执行所有的重要功能，并在其他各种混乱状态下，促使血液聚集在他们的下肢，从而因为大脑供血不足而昏倒。更糟糕的是，宇航员昏倒后，他们仍然被头朝上脚朝下地捆绑在座位上，血液永远无法回到上肢，他们会因此而死亡。

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和生活，就像有一个住在鬼屋里的阿姨，或者一个特别相信占星术的好朋友，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个话题，而且他特别喜欢在糟糕的日子里预测你的星座运势。你不会相信这些东西，但它们极其烦人。更糟糕的是，医学专家们迟早会有说对的时候，他们的否定主义观念也会得到印证，一些不好的身体状况也会发生在某个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身上。下一个风险较高的大型项目是太空实验室计划，每个人会在太空待上几乎3个月。那往返需要18个月的火星之旅呢？查尔斯·贝里医生是航天计划中嘴巴最不把门的人，他一直在说，对这样的任务，全男性乘组可能会变得非常焦躁，于是，除了身体健康方面的障碍，医学界又开始考虑给太空计划设置心理学障碍。事情的真相是，要是没有医学专家们的参与，航天计划早就走到今天的地步了，甚至会比今天更进一步，因为我们完全不需要那些累赘设备和那些花哨的医学玩意——血压腕带、运动量监测仪，尿液测量装置等。它们唯一的作用是增加飞船的重量和复杂性，耗费宇航员的时间和精力（这些时间和精力本来可以用在更有意义的任务上）。

如果医学问题主要是医生们考虑的事情，那工程问题则是每个其他人（包括宇航员）都在考虑的事情。在月球轨道上进行成功的会合和对接需要多少燃料（这在地球轨道上都还没有尝试过呢）？是地球轨道上的一半，还是两倍？在飞往月球的一路上，太阳会持续照射，飞船内部的温度会是多少？朝阳的一侧被烘烤，背阴的一侧被冷冻，宇航员所处的飞船内部有什么样的平衡条件？电子设备可以经受几百华氏度的温度变化，但人体对温度和压力的要求就非常苛刻，我们能保证这样的苛刻条件吗？那湿度呢？有些设备所处的温度比其他设备更低一些，它们会不会滴冷凝水，就像在潮湿的夏天，冰茶壶的外面那样？要是会产生冷凝水，它们会不会引起娇贵电子设备的电打火和短路？

飞船里的制导系统呢？它真的能找到飞船发射三天后月球位于太空中那个神奇的位置，并引导飞船返回地球吗？这其中的允许误差极小。在返程中，大气层的“再入走廊”（或者称为“生存区”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它）只有40英里厚，而从23万英里外的地方撞上一个只有40英里厚的目标，就像从20英尺外抛出一只刀片，去劈开一根头发丝一样。虽说这项使刀片准确瞄准头发丝正中心的工作，将主要由功率强大的地面跟踪雷达和庞大的计算机系统来完成，但假如飞船出现了通信故障，无法接收来自地面的操控指令，宇航员有能力接管这项精细的重要任务吗？这项工作的关键之处在于测量选定恒星与月球或地球地平线之间的角度，但这能做到什么样的精度？专业人员做出了假设，也设计出了相关设备，要是建造的系统存在设计失误呢？假如六分仪设计得太粗糙，不满足精度要求，或者，假如它稍微有点变形呢（它在1G的地面上制造，却在0G的太空使用）？而且，在大气层之上，能清晰地确定地球的地平线吗？你能看到什么——地形地平线，大气地平线，或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线？也许它会随着太阳光线的照射角度的改变而闪动、移动或发生其他变化，也许还有100个其他未知的因素在悄悄地发挥作用。假如所需的一切都已经完全掌握，而肯尼迪角一位心不在焉的技术员把错误的地球直径输入飞船的计算机，或者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假如进行这种测量的程序非常困难和复杂，结果宇航员们做错了呢？假如飞船上每个系统本身都设计得完美无瑕，当所有系统都组合在一起时，却需要乘组每天26小时的关注呢？假如……假如……假如……

我好像问了太多的问题，却没有提供任何的答案，我只想展现载人航天中心在1964年的实际状况——我们有飞往月球这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却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确切资源。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问问题，也就是确定那些需要回答的各种问题，然后确定这些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地面上的试验舱或飞行模拟器或任何其他手段来找到答案，或者这些问题是否必须通过飞行试验数据（这意味着需要包括“双子星座”系列飞行试验或“阿波罗”初期的一次飞行试验）来找到答案。

没人知道需要多少次这样的飞行试验，但显然我们这样的试飞员需要在思维方式上做出某种改变。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循序渐进、一步一个台阶的试验方式——在任何一次飞行试验中，把需要解决的未知数降至最少。以速度为例，一架现代战斗机可能需要几十次飞行试验才能慢慢达到其最大速度，每次试验之后都要对飞行试验数据进行大量的地面分析，以确保后续试验是安全的。每上一个台阶，都会受到单独的、从容不迫的审查，后来我们才发现，这种审查真是一种奢侈，因为当我们从飞机转到火箭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审查。例如，在试飞一架新飞机时，精神正常的试飞员不会在第一次试飞时就让飞机的速度超过声速，因为声障两侧的空气动力学特性是完全不同的，飞机的操纵性能仅在接近马赫数1这个高度敏感的区域进行测试。但对位于“大力神”2型运载火箭顶上的“双子星座”飞船来说，情况完全不同。它一旦起飞，就不会停下来！它会一直飞向地球轨道，冲过声障，从台阶A到台阶Z，中间没有任何停顿，没有任何重新考虑或重新设计的机会。在“双子星座-大力神”组合中，把格斯·格里索姆和约翰·扬送入太空之前，还进行了两次不载人的飞行试验。针对“土星”5号运载火箭，在博尔曼、洛弗尔和安德斯执行“阿波罗”8号飞行任务之前，也进行了两次不载人的飞行试验。诚然，“大力神”在与“双子星座”飞船组合之前，空军确实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土星”5号推出前，NASA确实对其先前的型号（“土星”1号和1B号）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不载人飞行试验。但“土星”5号的确是个新的庞然大物，其重量和推力比世界上已知的任何飞行器都大得多，专家们对它非常信任，第三次飞行就用于把宇航员送往月球。

1968年12月21日，我坐在休斯敦的飞行任务控制中心，眼睛紧紧盯着墙上的巨大显示屏，上面有一个光点（代表“阿波罗”8号飞船），沿着那条代表着理想飞行轨迹的线，快速移动着；“阿波罗”8号要想安全地抵达月球，就必须沿着这条轨迹飞行。我的工作很简单——如果那个光点偏离理想轨迹一个规定的量，我就要通过无线电通信系统，告知博尔曼关闭第三级火箭（如果可能的话）并返回地球。可惜我不是一个喜欢打赌的人，因为我敢肯定，1964年博尔曼会用一年的薪水来打赌，“土星”5号的第三次飞行不可能实施这么不可思议的计划。我要是补充说，这只是“阿波罗”指令舱和服务舱的第二次载人飞行，我相信我至少可以获得三比一的赔率。然而，对宇航员来说，如果1964年是技术怀疑年——针对科学家、工程师和飞行规划人员的质疑年，它同样也是一个精神丰富年。我们参与航天计划的时间还不是太长，还没有对不断近距离见证它的奇妙感到厌倦。对勃艮第葡萄酒来说，1964年也是一个成功年；令人高兴的是，这种酒放的时间越长，它就变得越好喝——当然，也并不都是这样。几年后，到了该喝的时候，有时候它是苦涩的，而其他时候却非常甜美，让人觉得特别享受。1964年还是一个期待年——一个没有载人飞行任务、但为未来收获和储备了知识的年份。

不管我们的选择是否明智，反正我们已经上路了。1964年对我来说，就像一位酿酒师所感觉的那样：“年限还不到，仍有丹宁的酸味，虽不完美，但酒体醇厚，带有辣辣的香味和5年后那种强大的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