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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协调和实施实验型和生产型飞机的飞行试验项目，评估和报告其作为军事装备系统的飞行特性、性能边界、稳定性和功能适用性。评估和报告配装构件和设备的适用性、功能性和耐用性。在完成军方和承制商的飞行试验项目时，按要求提供保障飞行。按指示代表空军飞行试验中心参加与飞行试验任务有关的各种会议。
——试飞员的工作职责（《空军条例》1962年版）
除了上述内容，试飞员还必须有一点精神分裂症：他们不仅要从自身的角度，而且还要从那些没有受过专门培训、没有专门经验的普通飞行员的角度，去评判一架新型飞机。如果飞机出现某种情况，应该怎么做？有时候，可能什么都不需要做；但有的时候，很可能需要返厂做昂贵、费时的改进。也许给用户的一句提醒就解决问题了。每一架新飞机都带有一本书，一本很厚的书——《飞行员手册》，那是飞行员的《圣经》，里面充满了各种简短的告诫，讲述各种因疏忽和违反规程产生的各种罪孽。这些告诫根据其严重程度被分为几类，放入非常醒目的格框里。
如果不严格遵守，就会造成人员伤亡的操作程序、做法等。
如果不严格遵守，就会造成设备损毁的操作程序、做法等。
有必要提醒的操作程序、条件等。
什么情况忽略不管？什么情况提出警告？什么情况提出改进建议？这是试飞员必须做出的最重要的评判。一般情况下，他会不顾项目经理那宝贵的计划节点，来为飞行员的安全进行辩解。“哈里，我不管到目前为止出没出过事，但我必须告诉你，座舱盖抛投手柄伸出得太长，要是某个飞行员急着去拨动战术空中导航通道的选择开关，他飞行服的袖子会挂到它。小心点？我们当然小心啦，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事。但是，要是某个水平不高的少尉遇到了恶劣天气，第一次做夜间飞行，或者非常疲惫呢？加一条‘特别注意’？这一条怎么写？‘注意手柄’？或者‘夜晚天气不好的时候别太疲惫’？你拉倒吧，哈里。再说啦，里面的‘特别注意’太多了，飞行员手册都变得像纽约电话簿那么厚了。这个手柄需要改造。”
事情就是这样。对某个在月球轨道上有可能不小心把舱门抛掉的人来说，这是很有价值的训练。实际上，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奇妙无比（原谅我又操起了宇航员的腔调）的事实是，在“双子星座”和“阿波罗”的飞行任务中，乘组几乎没有出现失误或差错。他们犯错的机会几乎是无穷的，像“阿波罗”指令舱这么复杂的机器，只有最佳设计才能实现几乎没有失误的操作。正像后面将要谈到的那样，宇航员们很早就参与了“双子星座”和“阿波罗”飞船的设计，在我看来，这是NASA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之一。
试飞员不同于任何其他类型的飞行员，他必须非常客观才行。对一个中队飞行员来说，爱上自己的飞机很正常，那是他唯一要飞的飞机，他最好还是享受它，因为它已经设计成这样了，它将以目前的样子存在下去，没人会再去改变它。当讨论这架飞机时，他可以戴上眼罩，罗列一堆有利于这架飞机的偏见，并产生一种几乎宗教般的狂热。他会带着轻蔑或怜悯去看待那些来自附近中队、没有他这么优越的飞行员。
试飞员可不能掉入这样的坑里。你花费了几年的时间飞康弗艾尔公司的产品，并不意味着洛克希德公司的系统就不好。你必须知道，康弗艾尔公司产品那种细腻的感受对全天候的高空拦截来说，是非常不错的，但洛克希德公司产品那更加厚重的操控感，用于近地攻击时就非常实用。你必须仔细分析一架飞机的可能用途，然后再做相应的评判。例如，林德伯格的“圣路易斯精神”存在纵向不稳定性，这一般会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林德伯格并不介意，因为他对升降舵控制的持续关注，可以使他长时间一个人飞越大西洋时保持清醒。
和其他大多数职业一样，试飞员也不是马上就处于那一群人的顶端，而是有一套学徒工-熟练工体系（至少在爱德华兹是这样），来指导和培养新手。例如，战斗机分部“新来的男孩”发现，他承接了这里最不受欢迎的工作，其中最有名的被称为“拦阻障”。拦阻障就是一种使飞机快速停下来的装置（最好不会损伤飞机）。这是最后的手段，用于在跑道的尽头把飞机捞住，防止它撞入树林、房舍或前面的任何东西。拦阻障通常包含一根很粗的横跨跑道的缆索，它会在飞机主起落架的前面弹起来，或者钩住飞机的尾钩（飞行员看见自己快冲出跑道的时候就把尾钩放下），把飞机拦住。高速滑行的飞机一旦牢固地挂上拦阻索，它那巨大的动能必须想办法在几秒钟内吸收掉，才能使它极快地停下来。各种能量吸收方案都在应用，例如在地面拖拉很重的铁链，在装满水的封闭管道里拖拉一个铲斗，或者使用液压驱动的飞机刹车系统。每种新系统必须针对各种飞机重量、速度和种类，进行试验和验证。所有这些工作都在爱德华兹完成。当战斗机分部的电话响起来的时候，老家伙们都有一种特异功能，知道那是拦阻障试验工程师们在寻找飞行员。他们一边嘟囔着要写测试报告的借口，一边消失在里面的小屋里，留下这位崭新的小伙子作为“祭品”，奉献给贪婪的“拦阻障天神”。
来到约定地点——一条通往湖床尽头的废弃跑道，这位新来的试飞员很快被按进那架他所见过的最老、最破旧的喷气飞机——一种连南美国家的空军都早就不用的型号。透过蜘蛛网和鸟窝，他被指向驾驶舱里唯一的一部新仪表——空速表，它是这位工程师给定的一次试验滑行中，提供精确动能读数（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再除以2）最重要的装置。这位满头是汗的飞行员终于在一位满脸厌烦的地勤保障机师简短的提示下，起动了发动机；这位机师显然觉得，给他派来一个智障飞行员是对他人格的侮辱。而工程师咨询完他的计算尺、表格、计算器和占星师之后，在发动机的呼号中，对着驾驶舱拼命喊叫。“呃……，你是柯林斯？那好，柯林斯，这一次我们需要的速度是82节，不要超过啊，柯林斯。”他们需要把飞行员的名字写在事故报告的表格上。
离开拦阻障一定的距离，柯林斯审视了一下这个对手，就像一位斗牛新手仔细审视第一头潘普洛纳胖大公牛一样。只是这一次，他成了那头公牛，他必须冲撞过去，他必须驾驶这家伙冲向跑道尽头那个灵巧的躲闪者。他感觉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但人群中没有一个人给他鼓掌。他松开刹车，加大那台疲惫不堪的发动机的油门，冲向拦阻障的中心位置。82节，嗯，他会向他们展现自己的技能……70，75，糟糕……85……糟糕……90……让它慢下来……正好82……妈的……87。“咯噔”！他从眼角注意到，这“咯噔”声是飞机的轮子压过了拦阻索。他把油门猛地打到空挡，准备迎接随后到来的猛烈减速。飞机并没有减速。跑道的尽头一下子冒出来，又一下子不见了；他在湖床快速行驶时，带起了巨大的尘土云。终于慢下来之后，他掉头返回。有人误以为烟尘是浓烟，就给消防队打了报警电话，于是一队红色的消防车闪着红色的警灯，追着他回到了停机坪，停机坪上也自发形成了一个欢迎归来临时委员会。那位地勤保障机师仔细查看着这架破旧不堪的飞机，脸上带着夸张的惊讶神情，好像从未见过这架飞机似的。测试工程师被自己的精确计算惊讶到了。“82节，柯林斯。你通过拦阻索时是不是82节？”柯林斯承认比这多了5节，这一令人憎恶的数字被记录下来，供后人大肆诟病和嘲笑。随后，工程师就开着皮卡车走掉了，消防车也一齐离开了（也许到了喝咖啡的时间），飞行员沮丧地回到了试飞中心。上司正在玩十五子棋，连头都没抬一下，说道：“你忘记放下尾钩了，柯林斯。明天一早重做试验。”此后，柯林斯再也没有忘记过放下尾钩。
就像《圣经》中的七个荒年和七个丰年一样，爱德华兹的钟摆也是晃过来、晃过去，从来就没有数量正好的试飞员或试飞项目，总是要么太多、要么太少。空军本来应该试飞稳定数量的原型机，经过筛选，只把最好的产品投入生产，但本国的麦克纳马拉们不允许空军这么做。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早在试飞项目开始前，就宣告F-111将是非常成功的产品。实际上，他宣告说这型飞机将是万能的，有点像造一辆车，既可以送老爸去上班，也可以帮老妈去买菜，周末还可以用它搅拌水泥；当然，五月是个例外，那时它会用于印第安纳波利斯500汽车赛的紧张训练。幸运的是，海军有勇有谋，拒绝了麦克纳马拉的建议，尽管他是顶头上司。但在1961年，空军飞行试验中心急切地想实施F-111这个重大的项目，因为先前的项目正在收尾，新的项目并不好找。七个荒年已经开始。
与此同时，爱德华兹第一次有了竞争对手——NASA，后者有着快速增加的太空预算，以及在这个10年内让一个人登陆月球的宏大计划。此外，有传言说，他们又要选拔宇航员了。当然，他们已经在1959年挑选了7位——“首批七杰”，他们都是军事试飞员。他们受到的公众监督也比有史以来任何群体的飞行员、工程师、科学家、嬉皮士等要多。公众对他们一直都非常认可。他们个个都像戈登·古德盖一样，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强大、饱满的乐观心态，笑眯眯地等待着任何可能出现的骇人危险，让他们有机会“挺身而出”。他们也没有心理或精神上的问题，因为他们与心理医生的互动，孤身承受冰冷黑夜或炙热烤箱的能力，都异常详细地展示在公众之下。还有深入细致的安全和道德方面的审查（NASA把这些称为“背景调查”），他们所有不愿示人的秘密被扒个底朝天，尽管几年后我还是看到了艾伦·谢泼德那坏坏的撇嘴微笑：“我还有几件他们没有扒出的秘密。”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整个国家都热爱他们。
当然，除了爱德华兹那些老家伙们。有几个因为没被选上而特别不高兴（太老、太高、没有学历或者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有一些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这种遴选。现在回想起来，我没法说他们躲避的想法非常愚钝或者敏锐，但我觉得他们的想法确实非常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时空现状。他们来这里是为了飞行，而不是被关在一个铁桶里，像炮弹一样发射上去绕地球转圈。他们是技能大师，飞行专家，他们是技艺超群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他们飞行得非常顺滑，他们喜欢那种自我掌控的感觉。他们日复一日地飞，在各种各样的飞机里证明各种各样的事情，但他们确实在飞行。而在“墨丘利计划”中，他们只是乘坐火箭而已。的确，到目前为止，只完成了一次“墨丘利”飞行——艾伦·谢泼德15分钟的上下运动，可是，哥们儿，他只是一名乘客，一只会说话的猴子而已。
爱德华兹的老家伙们抱怨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它连X-15飞机四分之一的技能、技巧或飞行技术都不需要，公众竟如此发疯。《生活》杂志花大钱让他们向热切的民众讲述“个人故事”，要是这家杂志提出和X-15飞行员鲍勃·怀特做一笔类似的交易，空军肯定会断然拒绝。那这批宇航员到底都是一些什么人呢？迪克·斯莱顿是唯一一位曾被分到试飞中心战斗机分部的宇航员（拜托！库珀是在工程部），老迪克肯定是暂时失去了理智，才放弃战斗机试飞员这个职位，来换取在一个铁桶里从某个地方发射出去。
年轻的试飞员还没有资格发这种牢骚，他们只能观望和在心里嘀咕。我当然没有飞往月球或其他星球那种童年的梦想，但这个想法对我非常有吸引力，它得到了总统的公开支持
，而且它比整天试验拦阻障强多了。1962年2月20日发生的事情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约翰·格伦乘坐“友谊”7号飞船绕地球飞行了3圈。设想一下：在所有的云团和湍流之上，每90分钟绕飞地球一圈！肯尼迪的月球现在离我更近一些了，爱德华兹的老家伙们在各种竞争中似乎也不再那么高高在上了。所以，虽然我正在做一些有趣的零工——偶尔飞飞F-100、F-102和F-104喷气战斗机，但当1962年4月，NASA宣布将选拔一批新宇航员来补充“不朽的首批七杰”时，我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NASA的简短通告令人鼓舞，因为它仍然要从试飞员中选拔。这就把选择范围大大缩窄，因为美国就没有多少获得认证的试飞员（尽管NASA这次把选择范围扩大到了民用试飞员）。申请者需要拥有生物科学或工程领域的学位，身高不能超过6英尺，报名截止时年龄不超过35岁。这次将选拔5～10人，报名截止日期是6月1日。通告的墨迹还没有干我就提交了申请。
空军不想把所有的申请人都转交给NASA，而是要先做一个初步筛选。5月底，我被叫到华盛顿，接受空军人事专家的面试。6月下旬，我们那些通过初选的人员被再次叫到华盛顿，空军花了2天的时间给我们讲授如何在后续的测试和面试中给NASA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很快把它称为“魅力学校”，也不清楚应该觉得这是一种冒犯（嘲笑它的有效性），还是应该把它的课程铭记于心。在“首批七杰”中，只有3个是空军军官，可能空军对此并不满意。
我们像电台播音员那样朗读指定的段落，然后，一位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男人会滔滔不绝地进行点评。我们做即席演讲。他教我们怎么说话、穿衣服、站立和坐着（当然是穿及膝的袜子，这样就不会有大堆的腿毛干扰教育学博士的思绪），怎么回答问题（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在聚会上怎么喝东西（慢慢喝，持续时间要长）。甚至空军参谋长柯蒂斯·勒梅上将和研发部司令员伯纳德·施里弗上将（几乎和罗斯科·特纳一样出色）还给我们做了鼓舞士气的讲话。然而在我看来，这次培训的最高境界无疑是我们学会了如何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臀部（现在还有人能在家里学到这些吗？）。女士的拇指朝前，男士的拇指朝后！弄反了不仅有失高雅（也许更糟），而且当然也会被NASA这个老吝啬鬼立马发现并当场拒绝。我在晚年对此做过深入研究，发现身材魁梧的建筑工人把拇指朝前放，而故作高雅的“小仙女”则把拇指朝后放，他们显然不是“魅力学校”的毕业生。
有了这些知识所带来的自信，我做好了迎接下一道真正大坎——在空军位于得州布鲁克斯空军基地的航天医学学校进行的5天体检——的准备。我去年去过那里，当时，我们试飞员毕业班（在学校的鼓动下），通过大量的体检项目来“自愿”帮助医生们收集正常人的基本数据。所以，当我1962年7月初第二次来到布鲁克斯时，我知道接下来都做些什么。周一早上你来到学校（不能吃饭），一位和蔼可亲的实验室技术人员（一半像吸血鬼，一半像水蛭）会迎接你，抽取感觉都有一夸脱
的血。然后让你喝一大量杯葡萄糖（甜得令人恶心）作为早餐，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定期给你扎更多的针，中间还穿插着做其他各种各样的体检项目。到了中午，医生们根据你血液中的含糖量，检测你是否有患糖尿病的倾向，你也会再次让他们抽血。此后体检就变成了一个敌对过程。随着不停地被捅，被戳，被锤，被刺，各种不舒服开始层层加码，从紧张不安一直到毫无尊严。身上的每一个窟窿都遭到侵犯，毫无隐私可言。你就像出发做跨东西海岸之旅前，一辆被仔细检查的二手轿车。把冷水倒入你的一只耳朵，让你的眼球疯狂地转动，因为一个温暖的半圆形腔体管道和一个冰冷的半圆形腔体管道把相互矛盾的信息传给了你的大脑。给你的身体粘上心电图传感器，然后让你站到跑步机上，跑步机保持着不可动摇的速度，来模拟一条山路。随着跑步机倾角的不断增加，你的心率不断提高，直到最后达到每分钟180次。然后让你休息一会儿，再测量你的恢复时间。你被绑在一个平台上，先让你舒服地躺一会儿，然后平台突然直立起来，此时需要测量你的心血管系统针对重力矢量突变做出的响应。你给一个袋子吹气（越快越用力越好），然后测量你的肺活量。在你的眼睛上放一个专用的金属杯，来确定你的眼压，因为眼压增加有可能是青光眼的先兆。你的“后庭花”被“钢鳗”侵犯，那是一个既疼痛又毫无尊严的过程——伸进体内一英尺，检查你的肠道是否存在癌症或其他病症。你的眼睛和耳朵由几位世界顶级专家检测，其仔细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然后，心理学家上场了，他们那些心理更稳定的同事给他们腾出了位置。一场口头语言攻防战。那些墨迹到底应该怎样解读？10张照片里有一个树杈是不是太多了？我今年该怎么描述一张空白纸？去年我说那是19只北极熊在雪堆里偷情，结果那位面试专家立刻把脸沉了下来，觉得我对他那宝贵的测试卡缺乏敬仰。他们说我充满敌意。但今年我不会这样了。今年我想飞往月球，特别想，我会用能让他们高兴的方式，描述那张白纸。也许我应该说在上面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白色月球，或者说那是老爸老妈的照片，老爸比老妈高大一些。猜测心理学家的想法并不容易。
到一周结束时，我深感疲惫，但还是比较自信，觉得自己没有出现明显被淘汰的问题。我确实有一些小毛病和异常情况，多年后我才了解到，有五六项异常情况很正常，但在当时，除了自己的问题，我对其他人的问题毫不知情。我认为别人都是杰克·阿姆斯特朗。我知道每一窝都有一只小矮子，也许这一窝的小矮子就是我。只要能通过，管他是不是矮子呢。
在布鲁克斯，我第一次看到了空军以外的竞争者——来自民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员，他们和我一样想飞到NASA的月球上。我对他们印象特别深刻：非常善于交际，连胳膊上扎着针、嘴里插着温度计的时候，脸上都带着微笑，他们显然可以应对多舛命运带给他们的这种或任何其他困难。我那争斗的羽毛直立起来。我没有微笑，但我觉得我驾驭飞机的能力一点儿也不比别人差，我只希望他们按照这一能力进行评判，而不是依据“魅力学校”的老朽们或心理学算命师们凭空想象的一大堆次要个性来评判。
总算完整地回到爱德华兹。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帕特简要通报与她结合的这具身体所遭受的摧残，就急匆匆地赶往休斯敦，去接受更多的检测和面试。到目前为止，最初那满足NASA所列条件的300来人，经过粗筛、细筛和精筛，只剩下32位了（海军13位，平民6位，海军陆战队4位，空军只有9位，但个个富有魅力）。面试自此进入严肃阶段，因为三四个里面才选出一个。我从爱德华兹出发时，并不感到非常自信，主要因为我只有一年的试飞经验，我的资历只是勉强够格。
啊，休斯敦！即使在今天，这个名字依然具有魔力和诗意。我无法想象在月球上这样呼叫：“呃，明尼阿波利斯，我们遇到麻烦”或者“盐湖城，这是‘惊讶者’19号，能听清楚吗？”不，必须是休斯敦，在我看来，这地方的任何瑕疵当然都是不存在的。我入住赖斯宾馆，就像进入了天堂之门。NASA指示我用一个虚构的名字，这又给我令人兴奋的任务增添了一层诱人的神秘色彩。
第二天早上，当又一轮测试开始时，我一下子就回到了现实。NASA好像对我们的观察能力特别感兴趣，他们采用了一种我从未见过、此后再也没用过的手段。让我们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太阳系的大巡游，我们依次飞过每个行星；另一部是一系列水下礁石生物的镜头，里面有大量的动植物。然后我们拿出纸和笔，描述每一个访问过的行星和每一个瞟见过的鱼儿（越详尽越好）。我们又参加了一组心理测试（你是势利鬼还是邋遢鬼？），然后接受一群NASA医生的面试（他们面前摆放着我们在布鲁克斯的体检成绩）。他们是很健谈的一群人，又告诉我一些我身体上的毛病（都是小毛病），还透露了一点关于我同事们的小花絮。显然，布鲁克斯的心理学家们原谅了我关于北极熊的说法，甚至喜欢我的测试结果
。
接下来上的是“主菜”——技术面试，是由专业技术人员主持的一个最根本的环节，他们想知道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们都知道些什么，而且他们并不在意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手是否放在了臀部。迪克·斯莱顿在，艾伦·谢泼德也在，还有负责宇航员训练的沃伦·诺思（也曾经是试飞员）。约翰·格伦在房间里进进出出，问了一两个简单的问题，然后一边听回答一边微笑。其他3人看上去比较硬气、友善，但非常严肃，他们的技术问题需要如实、准确地回答。有些问题，我感觉做出了满意的回答，有些显然没有。例如，我不知道“阿特拉斯”运载火箭目前积累的可靠性数据是多少，我的猜测过于乐观，偏差较大。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这种火箭不可能出问题，但在1962年，10次发射中，有9次成功就不错了。我的半小时面试结束后，我离开了面无表情的3个人，他们还在埋头研究手上的资料，为下一个“受害者”做准备。
那天晚上，我们这些满头大汗、有望入选的申请者和我们的审问者以及NASA羽翼未丰的载人航天中心的几位关键人物一起喝鸡尾酒，并共进晚餐。斯科特·卡彭特和格斯·格里索姆也在，这样，“首批七杰”，除了戈登·库珀和沃利·希拉，我都见到了。他们是一群令人印象深刻的人，上镜，英俊潇洒，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充满自信但并不张扬。站在人群中，他们总会脱颖而出；他们要是被公关人员选中，那绝对是最佳人选。然而，我想公共关系和他们毫无关系。据报道，选择他们时，重点放在试飞经验是否丰富和身体状况上。随着NASA越来越有经验，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性降低了，选拔重点调整到是否年轻、受教育程度和技术专业上。但在太空飞行的初期，太空环境被认为会产生各种意外，谁还能比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家伙更好地应对意外情况呢！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
载人航天中心主任鲍勃·吉尔鲁斯也参加了晚宴，他是一个令人喜欢、谢顶、话音尖细、目光闪亮、像泰迪熊一样的男人，虽说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却打造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团队。我遇到的人越多，就越喜欢这里的一切。晚饭后，有人建议我们去当地一家脱衣舞夜总会，那里正在上演“新手之夜”。啊？这是不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测试？我以优秀的股票经纪人的方式权衡了这件事的上涨潜力和下跌风险，然后决定不去——一个显然有些多虑的决定。于是，我返回了爱德华兹，也不知道漂亮的新手姑娘们表演得怎么样，也没有那群32位新手的其他信息。
回到爱德华兹，最艰难的时光——等待——开始了。空军的9位决赛选手中，有6位驻扎在爱德华兹。我们小心翼翼地相互观察，看是否有人表现异常，从而有可能表明他从NASA得到了好消息。
1962年8月19日，我给父亲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觉得大概会有10人被选中，而且我觉得人员构成不会过于偏向空军或海军（当然，他们会说每个人会按照他的优秀才能来录用，而不会考虑他来自哪个军种）。我强烈感到，至少会有一位平民被录用，这至少也是为了宣传；尼尔·阿姆斯特朗会在名单中，除非发现他有较大的身体问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显然是6位平民候选人中资历和能力最出色的那一位，而且他已经受雇于NASA。
今天，这封信中所展现的军人至上观念让我感到惊讶，除此之外，它说的没有多少偏差。9月中旬，当消息传来时，尼尔的名字果然列在其中，还有一位平民（埃利奥特·西伊），4位空军军官，3位海军军官，没人来自海军陆战队。空军中有3位（弗兰克·博尔曼、吉姆·麦克迪维特和汤姆·斯塔福德）来自爱德华兹，第4位——埃德·怀特（我在西点军校的同学）正在俄亥俄州代顿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从事全天候飞行试验。来自海军的3位是皮特·康拉德、吉姆·洛弗尔和约翰·扬。我认为，这批的9位是NASA选出的最好的宇航员，比前面的7位好，也比后面的14位、5位、19位、11位和7位好。
当然，我的落选对我是个打击，尽管我也从未奢望入选。我给父亲写信说，9个当中我猜对了4个（阿姆斯特朗、博尔曼、洛弗尔、麦克迪维特），但我发现很难做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事后分析。适用于埃德·怀特的逻辑（运动健将、比较合群，更像“首批七杰”的模样）并不适用于汤姆·斯塔福德（学校教员），其他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吉尔鲁斯给我的信也没有任何可用的信息。
“你给我们遴选委员会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总体而言，和那些更出色的候选人相比，我们觉得你的条件还不能满足宇航员项目的特殊要求。”
“特殊要求”？我要是现在不满足，以后有没有办法满足？或者说这扇门彻底向我关闭了吗？作为一个永恒的乐观主义者，我对下面两点特别关注：第一，有可信度较高的传言说，大概不出一年，发展迅猛的太空计划就需要NASA选拔第三批宇航员；第二，康拉德和洛弗尔曾在首批遴选中被淘汰。我感觉我的主要问题在于经验不够，所以，我希望在下次选拔的时候，自己能够成长为一位成功的候选人。
与此同时，我在试飞中心战斗机分部的工作（曾被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不再具有那种传奇色彩。自从认识了休斯敦的那些人，我就开始羡慕他们。
随着NASA的迅猛发展，空军对自己在探索和利用这个新媒体（被非常形象地称为“太空”）方面将被赋予什么样的角色，越来越感到紧张不安。太空似乎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而且肯定会有军事用途。处于领先地位的苏联人，可能已经学会如何把炸弹放上去，而我们却无法把它们弄下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让它们失效，或者至少知道如何检测它们。此外，我们即使不放炸弹，至少也应该把自己的人放上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实施任何传统军事行动的第一步——侦察。毫无疑问，太空就是新的制高点，空军最好做好占领这一制高点的准备。
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种资源——资金、政治支持、技术、人员，而且需要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员，包括满足要求的航天乘组。NASA在把试飞员培养成宇航员（有区别吗？）方面似乎做得非常不错，空军于是决定如法炮制。美国空军实验飞行试飞员学校很快被重新命名为“美国空军航空航天研究飞行员学校”，学期延长了，课程增加了太空飞行方面的基础知识。通过这种方式，空军希望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军官队伍，能够驾驶在那个令人困惑的日子里可能出现的任何新型飞行器。为便于这种过渡，学校举办了2期“毕业后”培训班——把选定的一些试飞员培训班的毕业生召回来，再学习6个月；教师们则吃力地改写教学大纲，把这个太空新时代所需的基本技能包括进去。
当第3期培训班让我报名的时候，我急切地提交了申请。NASA和它的宇航员计划已融入我的血液（尽管我最近被淘汰了），任何可以让我入选下一批宇航员的事情，都值得去尝试。于是，我向战斗机分部请了6个月的假，于1962年10月到学校报到。
我记得2年前我才刚刚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书籍、课堂、飞行试验数据、周末加班、疲惫不堪。虽然那时感觉很有趣，也激发了自己的竞争热情，但说实话，我并不想再来一遍。我只是想把NASA认为我缺少的“经验”补上而已。也许他们那样说只是出于礼貌，而我永远也满足不了宇航员的条件，但非常值得我努力一把，于是我就来到了学校。这又是一群奇特的同学，有老的，有新的，但大部分都是老的。像查理·巴塞特这样的，是试飞员培训班刚毕业又被留下的，但大多数是像埃德·吉文斯这样的，他4年前从基础培训班毕业，然后又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他们俩都是自己班上的“优秀学员奖”获得者，所以，这班的同学不可小觑。班上还有一位吉姆·罗曼，他本科学的是机械工程，然后去医学院读研究生，再到空军试飞员学校参加培训——一位集工程师、医生、飞行员于一身的家伙！格雷格·纽贝克也回来了，仍然带着在试飞员培训班时那种钢铁般的坚定意志。乔·恩格尔毕业后继续飞X-15，两年后被NASA选为宇航员。道格·贝尼菲尔德是为数不多的多引擎飞行员，在试飞世界里具有丰富的经验，同时具有战斗机飞行员那种细腻的感知能力。就这样，一个10人的小班，有着各种各样的飞行经验。
实际上，就某个方面来说，我们这些学员们的经验和教师的不相上下，他们还在吃力地编写给我们讲授的关于“太空”的教材呢，每次给我们讲授的只是刚刚写好的那一两章而已。因此，我们过得很轻松——我们被平等对待，试飞员培训时的残酷竞争被没有分数差别的绅士般的随意氛围所取代（至少暂时是这样）。
我们也做一些有趣的飞行，主要是飞F-104“星式战斗机”。这是我们装备的第一种速度可达马赫数2
的战斗机。它机身细长，头部很尖，机翼短小，带有一台强大的发动机。机翼从根部到翼尖只有7.5英尺，机翼前缘非常尖锐，飞机停在地面时，机翼前缘需要装上保护套。飞机针对高速飞行做了优化设计，其速度确实惊人，尤其是直飞的时候。当它慢下来时，机翼上的载荷就变得特别大（“翼载荷”过高），要是发动机意外停车，你最好是位于爱德华兹的干湖床上空，因为它坠落的时候就像一块石头。
在空军航空航天研究飞行员学校，F-104成了我们的玩具，我们把它飞得非常娴熟——一会儿飞得又高又快，一会儿飞得又低又慢。我们就当它是一艘宇宙飞船，而让它完成飞船那样的飞行动作。我们穿上加压飞行服，爬上35 000英尺，让它以规定的最大速度（马赫数2）飞行，然后拉回操纵杆，让它冲向最高点。通过动能换势能，我们会越来越慢地爬升到高处，直到懒洋洋地飘过抛物线的顶点，来对太空失重做一次不错的模拟。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晃晃悠悠地冲上90 000英尺（我记得吉姆·罗曼保持着我们班的最高纪录，让我们这些老试飞员脸上无光）。在90 000英尺的高空，头上的天空特别深蓝，和太空的纯黑色非常接近；天气变化、云团（实际上所有的大气）都在你的身下；地平线变得更加清晰，你能感知到地球的曲率。太空那么近，又那么远！赶紧看一眼，然后就回到驾驶舱里的日常操作，因为冲到这么稀薄的大气中并不是没有危险。首先，在大约60 000英尺的高度，发动机的加力部分经常会爆裂。其次，通常在75 000英尺上下，主发动机的温度会升高到很危险的程度，这样，要是发动机没有自行熄火，它就必须被强行关闭。最后，发动机一旦熄火，驾驶舱就会失压，能使飞行员避免血管爆裂而死的，只有加压飞行服（里面维持着虽然有些降低但仍然比较安全的压力）。由于知道加压飞行服的手套会崩开，所以我们在做这种上冲飞行前，会特别注意检查手腕部位的锁扣，然后再用胶带把锁扣粘牢（太空时代的捆扎线！）。这是先进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还是原始与愚钝的结合？在随后的年月里，我会有很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类似的驾驶舱设备的设计问题。此时，再看一眼这壮丽的景色，就又回到了这个真实的世界，这正好验证了那句“有上必有下”的名言。我希望下去的时候位于爱德华兹的上空，发动机工作正常，而且正好赶上吃午饭，因为我早已胃口大开了。
我们也把时间花在室内，有的无聊至极，有的特别有趣。我们导出所有需要的公式，来向那些最顽固的怀疑论者证明，宇宙飞船可以绕飞地球，而且飞得越高，速度越慢，飞得越低，速度越快。对吗？很对——在100英里的高度上，飞一圈需要1.5小时，如果我们上升到22 300英里，飞一圈需要24小时。那又怎么样？嗯，这样说吧，地球转一圈也是24小时，这样，位于22 300英里高度的卫星就会停留在地面上同一地点的上空，也就是说，与地球的自转是同步的。如果你想把这颗卫星用作通信卫星，那是绝顶聪明的做法。这就是无聊公式的有趣应用。
有些内容只是我们已有知识的扩展，被扩展到更高、更快的领域。另一方面，太空飞行的有些规则与驾驶飞机的规则正好相反。例如太空会合问题——一艘飞船想赶上前面的飞船。就飞机来说，这个问题解决起来非常简单快捷：通过加大发动机推力来增加速度，从后面直接赶过去，接近后再把相对速度降为零，与目标机成编队飞行。在宇宙飞船里可不能这样做，对着目标增加推力只能让你进入一个更高的轨道，而在更高的轨道上飞船的速度会更慢（还记得吗？），所以，你不应赶上去，而是落下来。你必须克服自己的本能，沿与目标相反的方向施加推力，从而落到一个更低、更快的轨道，然后在这个追赶轨道上的某个精确位置再回到原来的轨道。更令问题复杂的是，在地球轨道上飞行所涉及的速度和距离，让驾驶员的眼睛在很多时候失去了作用，飞船必须携带像雷达、计算机之类的玩意儿，并与地面上的一大群天才们协同工作，而他们也装备有更强大的雷达和计算机。
当我们脑子里装满了被他们称为“轨道力学”的各种方程和数学概念时，教员也会明智地把我们赶到某个地方喘口气。有一次，我们访问了两家航空航天工程承制商，虽然里面没有多少生产工作，但他们的先进理念设计组非常高兴地向我们介绍了他们那异乎寻常的方案——利用核动力高速飞往火星，或者造一架大飞机，先在大气中收集并液化所需的推进剂，然后再冲上太空。
我们还在圣安东尼奥待了两周，和空军的航天医生们在一起（其中就有几个月前主持NASA体检的那几个人）。几年来，他们招集了一大批有能力的专家，研究从飞机俯冲引起的耳塞到失重对心血管的影响之类的各种问题。他们都是迅猛发展的航天医学领域中敏锐、好奇、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他们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受邀进入他们的密室。没有冰冷的医患关系，我们走到了幕后，他们对我们毫无保留，这让我十分不解。
首先，他们向我们讲授了生理学的基本知识，对人体及其组成部分做了简要的分析（如脾脏到底有什么用）。然后，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还让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里面的各种实验还在进行当中，用的大部分都是被麻醉的狗。有的是很好看的纯种牧羊犬和猎狗，它们都是走失、被遗弃或者被偷的。我承认我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同情这些受害者，而不是学习其中复杂的医学原理上；我也许觉得自己就会成为受害者。虽然我不会让反对解剖动物的人士为我举行抗议活动，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有点像一只志愿狗，随时准备为医学知识的宝库贡献一份力量，从而有助于失重状态下的太空飞行。我开始觉得自己就像在试飞员学校时，那些特别关注的数据点中的一个。那时，我至少是在生成数据点，而现在，我就是一个数据点。医生们突然变得这么友善，这是不是其中的原因？他们想要有帮助、善解人意、乐意合作的数据点，还是充满怀疑和敌意的数据点？或者说，作为失意的航天爱好者，他们只是在为了载人航天飞行（医学问题和工程问题一样占有重要的位置）而艰苦奋斗的征程中，欢迎一群志同道合者？不管怎么说，此时胡乱猜疑毫无用处，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于是放松下来，并享受这种怪异的态度转变。
有些活动确实非常怪异，有一天我们被赶到位于市中心的验尸所。一位老年女性的尸体正被解剖，她死于肠穿孔引发的腹膜炎。放在柜子里排队等候的，是两具早产婴儿的尸体。我知道验尸所里的气味不可能像鲜花店里一样，但腹膜炎的臭味令人作呕，我们班的人很快就分成了人数差不多的三组：立马离开的，勉强留下的，积极参与的。作为第二组的成员，我想搞清楚我们在这里到底要干嘛。那些离开的会不会无法毕业？这是医生信任我们的又一次体现？这是为了让我们在地球上坦然面对死亡，从而在太空遇到这种情况就知道如何应对？或者说，他们真的想让我们在可怜老妇的一堆难闻肢体中学到点什么吗？腹膜炎是治不好的，伙计。这就是我所学到的。
回到爱德华兹，又见到了熟悉的环境；我们的培训进入了最后阶段，我们的关注点又集中在军事学员通常担心的问题上：毕业后干什么？这一次，五角大楼人事部这台巨大、冰冷的机器会推出什么样的岗位？我第一次上完试飞员学校时，他们让我去当教员，被我拒绝，我赌自己会进入试飞中心的战斗机分部。这一次，我觉得我会回到那里，不会让我去别的地方。但我依然会收到五角大楼的分配令，天哪，说不定会让我去马里的廷巴克图！自愿参加这个怪异的学校（推导各种公式，解剖老妇的尸体）我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我配得上廷巴克图，或者至少是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他们在那里大量“试飞”满载奇妙新型黑匣子的飞机。
幸运的是，我的担心很快就消除了，我拿到的是返回战斗机分部的派遣书。几乎在同一时间（1963年5月），一直以来关于NASA即将再招一批宇航员的传言得到证实。当正式公告于1963年6月5日发布时，我急切地查看了内容，征召条件是：美国公民……1929年6月30日以后出生……身高不超过6英尺……拥有工程或物理学的学位……积累了1 000小时的喷气机飞行时间或者获得了武装部队、NASA或飞机工业的试飞资格证……得到所在单位的推荐。与1962年的征召条件相比，最大年龄降了一岁，试飞员资格证由强制条件变为优先条件。NASA显然想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随后又强调说，他们已经通过向“各军种、后备役组织、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以及试飞员协会、民航飞行员协会和联邦航空管理局之类的组织”征求推荐人选，进行了人才搜索。对我来说，这则公告里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幸运的是，我的年龄依然符合（距离限制点还有16个月），我也满足所有其他条件。但另一方面，把选拔范围扩大到非试飞员显然会打开“潘多拉盒子”，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超人”从中冒出来。
选拔过程仍然遵循上一年的模式。到7月中旬的截止日期，NASA的遴选委员会已筛选出271位看起来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并进一步减少到34人。我们这34位候选人赶到布鲁克斯进行体检，其中大部分是第一次来这里，有几个是第二次，我是第三次。现在，医生们见了我就像见了老朋友一样，连那条“钢鳗”似乎都变得友善起来，这意味着我应该开始担心了。我像一位资深政客一样，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娴熟地把人流指向不同的检测科室，这种事肯定会让其他受害者们很抓狂。他们甚至允许我跳过心理评测环节，认为仅仅一年我不可能完全疯掉。对此我表示感谢，但也稍微有些失望，因为我无法再次给他们讲一遍那个白纸卡片的故事了。“从前，有一个小男孩儿，想飞到月球。他寻求建议的第一个人当然是他的心理医生，他……”
我还发现，上一年的32位决赛选手和他们的各种病症都被罗列在一份276页的文件中，这份文件读起来特别有趣（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来，看看下面的内容：
只有7位候选人否认有过任何违法行为。轻微违法是常见情况，其中绝大多数是超速。绝大多数违法行为确实很轻微，极少有较为严重的情况。违法行为包括：
我还发现，1962年那批候选人的平均智商（依照韦氏成人智力量表）是132.1。我自己的米勒类推测验（用于衡量语言表达能力）成绩是我们这批人里最高的，但我的数学推理和工程类比的分数要低得多。这让我想起了皮特·康拉德的名言：“你即使不能出类拔萃，至少也要丰富多彩！”——只是皮特不仅特别出类拔萃，而且还特别丰富多彩。
我第三次完成了跑步机上的测试，我的心血管状态显然一年比一年好。要是把这些数据画成一条曲线，它会向你展示：31岁时我是坐轮椅的状态，到62岁时，我完全可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涉及锻炼和抽烟），但我留到后面一章再讲，到时候我会揭穿太空飞行中关于身体条件的各种神话，并介绍一种更靠谱的成人锻炼项目。我还再次测量了“去脂体重”（而不是“体脂”），这是一个深奥的过程——把放射性同位素注入血管，然后测量其弥散的速度。去年参加这种测量时，我被告知我那165磅
的体重正合适，但今年他们要我减下去几磅，因为我的体重是163磅！我没有和他们争论，因为这只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积累的无数测量结果中的一个而已。不仅如此，我还心存感激地带上我那臃肿的躯体和超大的医学档案袋返回了爱德华兹。
1962年，我很长时间都无法向我满心疑惑的妻子解释，为什么要把我们幸福的一家从爱德华兹搬到休斯敦，用试飞的高风险换取绝对怪异的太空飞行。不过，见证了选拔过程、见我如此执着之后，帕特慢慢地不再反对在休斯敦生活的想法（那里至少没有爱德华兹的大风），现在至少接受了这一想法，并密切关注起这场令人焦虑的选拔赛的日常进展了。对我们一家来说，那是一段备受煎熬的日子。帕特在不长的时间里连生两个：安·斯图尔特生于1961年末，而迈克尔·劳顿只有5个月大
。耳朵越来越聋的老爸身体一直非常健康，而且高尔夫成绩也不错，6月30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虽说他已经80岁了，考虑到他60岁时还能倒立着用双手优雅地行走，他似乎还是毫无征兆地提前离开了我们。而且，我知道他非常愿意间接参与航天计划，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参观一个新地方或接受一个新思想。探索月球肯定在他的计划之列，他也许还有一丝遗憾，因为他已无法亲自前往了。现在，他再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子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为此，我感到特别难过。但至少他知道自己有了孙子，我们把他的孙子叫作迈克尔·劳顿，他好像特别高兴。弗兰克·拉姆和他在同一个星期里去世了，我感觉就像丢了魂一样。
不管怎样，1963年9月2日，当我离开爱德华兹，返回休斯敦接受面试时，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终结感——那种宿命论者的预感：关键时刻到来了。一种最终的测试：如果没有通过，会使我们在爱德华兹一直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要是通过了，会把我们的认知和成就提升到更高的水平。现在回头看来，这种分析过于夸张，但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我对即将到来的面试确实感到很受“激励”。奇怪的是，虽然我对这次面试特别重视，但面试本身却非常轻松。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再是新手候选人了，另一方面我在美国空军航空航天研究飞行员学校接受的培训给我补充了大量的有用信息。而且，我对他们可能会问些什么问题更有底了，并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连迪克·斯莱顿和沃伦·诺斯似乎也更友善一些了。另外，休斯敦似乎没什么变化，依然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地方。例如，休斯敦航道被描述为“浑浊不堪”，但当我徜徉在它的两岸、寻找潜在的住处时，感觉它就像有鳟鱼游弋的处女溪一样富有魅力。这次没有“新手之夜”，一切看上去都那么郑重其事，尤其是我，我要让NASA相信：没有我，你们是无法登月的。
我忐忑不安、不急不慌地返回爱德华兹，悄悄地恢复了在战斗机分部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假装一切顺利。我回到拦阻障，或任何可以上手的飞行任务。等待NASA的最后一次来信时，我感觉特别不安，以前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么脆弱。这封信对吉尔鲁斯或任何发这封信的人来说，无足轻重，但它会打破我那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平衡，把我永远打入次级职业球队联盟。真是度日如年。10月14日，我离开爱德华兹，到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出个短差。我需要先到得州的伦道夫空军基地，提取一架T-38喷气教练机，把它飞到亚特兰大，然后我在那里作为教员，利用这架小型教练机对一名洛克希德公司的飞行员进行测试。在伦道夫起飞前、填写所需的表格时，有人叫我接电话，接线员说是从休斯敦打来的电话。在没完没了的“嘎巴”声之后，传来了迪克·斯莱顿那沙哑的声音。迪克开门见山地说，如果我还想为NASA工作，他准备聘用我。如果还想？我已经期盼了两年了，这家伙竟然想知道我是否改变了主意（那口气就像服务员问你要不要再加点糖一样）！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但迪克肯定是听清楚了，因为他哼了一声，叫我10月18日到休斯敦报到，然后就挂掉了。不管怎样，我还是把那架T-38飞到了亚特兰大，洛克希德公司那位飞行员也通过了测试。然后，我没有返回爱德华兹，而是绕道去了休斯敦，这次是带着航天俱乐部新成员那种难以掩饰的得意去的。这次活动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我们的入选，但主要内容是照相和相互熟悉，这是非常愉快、也是期盼已久的一天。
我们是第三批宇航员（简称“十四杰”），这样就使宇航员的总数达到30位。我们有时候被不太准确地称为“阿波罗宇航员”，这是为了区分7位“墨丘利宇航员”和9位“双子星座宇航员”。我们这一批有7位来自空军，4位来自海军，1位来自海军陆战队，2位是平民。我们更年轻（平均年龄31岁）、受教育程度更高（平均5.6年的高等教育），但经验没有前两批丰富。华盛顿的《夜晚之星报》针对14位当中只有8位是试飞员这一情况，认为“所学专业是这次选拔的重点考虑内容……”，并特别指出巴兹·奥尔德林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载人飞船的轨道会合。现在看来，我们的选拔还是沿用了前两批的传统做法，只是新闻媒体总是强调差异而已。直到1965年，NASA选出了5位科学家宇航员之后，我们这个种群才不那么纯正了。但我们这批的有些人（尤其是没有参加前面两次选拔的那些人）认为，我们还是和前两批有些差异；当听到拉斯蒂·施韦卡特说我们这批宇航员里将出现首批登月者时，我感到非常惊讶。我觉得首批登月者会来自“首批七杰”和“二期九杰”，我们这些生马驹子不可能有这么早的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我们说的都没错——尼尔·阿姆斯特朗来自“二期九杰”，巴兹·奥尔德林来自“十四杰”。
我返回了爱德华兹，大约一周后，鲍勃·吉尔鲁斯的来信正式宣布了我的入选。他今年没有提及我给遴选委员会留下的深刻印象，而是指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你的经历和展示的能力使我相信，接受这一职位说明你完全清楚自己担负的责任。我相信你加入载人航天中心之后，会使我国的航天计划深受裨益。”我很高兴他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并没有这样的自信，但这窝里的小矮子至少有机会去检验自己了。我从卡萨布兰卡一路走来，并不是因为我对自己有什么非凡的远见。我从来就没有什么远大规划。选择机会就放在那里，我每次就是选取而已。在西点军校接受免费教育，还是去昂贵的非军事院校？去陆军，还是空军？当飞行员，还是地勤人员？驾驶战斗机，还是运输机？参加试飞员培训，还是不参加？去战斗机分部，还是赖特-帕特森基地？留在爱德华兹，还是去休斯敦？靠着一分明智和九分幸运，我获得了去休斯敦的资格，并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甚至有可能抵达月球。
为了庆祝这一时刻，战斗机分部为查理·巴塞特和我举办了欢送晚会。那时，两人的“双子星座”飞船（像个漆成暗黑色的垃圾桶，每人前面有一个窗口）正备受关注，他们要是不给我们一次机会，那就太糟糕了；要是飞船看上去不像天上的双子星座，那也太糟糕了。然后，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了——卖掉A型福特和1958年款的雪佛兰，把帕特、凯特、安和麦克带上一架民航飞机，去休斯敦开启我们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