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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很无知，只是感到无知的事物各不相同而已。
——威尔·罗杰斯
我能继续对这么多不同的东西感到无知吗？从哪儿开始？学习什么内容？怎么开始常说的千里之行的第一步？善解人意的NASA为我们14位宇航员准备了一门简短的课堂教学课程，来弥补航空与航天之间的空白，最大限度地降低我们有可能感受到的技术冲击。虽然我一直讨厌上学，但对这门课程却非常喜欢。首先，我想知道在各种可能的相关专业中，哪些才是NASA真正认为最重要的。其次，教学是由刚刚完成极其成功的“墨丘利”系列飞行的NASA实施的，因此，它无疑会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课程，组织者都是务实的实干家，而不是深奥的理论家。第三，这是最后一次上学，这必须是，从NASA毕业后，还有什么学校可上呢？这无疑就是美国的“最高法院”，这位年轻的“律师”获得了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要是这次辩护涉及飞向月球这件事，那多么令人激动啊。
总体而言，这门240小时的课程被分为大致可以预测的几大块：
① 我得赶紧补充一下，“飞行力学”是一个用词不当的术语；它不涉及飞行中的任何机器或机器维修，而是涉及卫星轨道和其他飞行轨迹的数学和物理学。
计算机的比重似乎有点大，但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宇航员们驾驶“双子星座”和“阿波罗”飞船时对计算机的依赖程度。除此以外，其他内容似乎还比较均衡。什么？最后一项——地质学：58小时？显然，我们并不只是为了飞向月球（其中两个登陆月球），而是一旦到达那里，我们应该承担起勘探者的角色。而且这58小时还只是培训系列1，后面还有培训系列2，3，4，5，6！地质学课程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不仅仅是针对我们14位宇航员的，而是针对所有宇航员的，这样，我们新来的宇航员就有了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我们老大哥的机会。在埃灵顿空军基地起飞线处一座摇摇欲坠、二战时期的“临时”框架式建筑里，我们每周2次听NASA和美国地质调查局联合团队的各种成员举办的专业讲座，并做一些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那是一个非常怪异的场景。每张桌子上都摆放着一箱一箱的石头样品，每个样品上都清晰地喷着一个编号；每个宇航员都有充足的机会去扒拉这些箱子，通过上面的编号来了解和问候自己最喜欢的样品（如果不是通过其矿物含量的话）。还记得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吗——囚犯们给他们收集并记住的每个笑话编个号，然后通过背诵这些编号（而不是笑话本身）来取乐？几年后，戴夫·斯科特执行“阿波罗”15号登月任务时，发现了他著名的“起源石”，于是就长篇大论地对它进行了描述。其实，他只需一说“编号408”，我们就都明白了。
但在1964年，这些编号和描述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熟知的。我们必须学习一整套观察石头的新词汇和新方法。光说“灰色的和疙疙瘩瘩的”是不够的，现在应该说“半自形粒状的和斑状的，带有中粒灰色斑晶”。“柔软易碎？”对不起，不能这么说，用莫氏硬度
测定的话有多软（我们一直被要求记住这些数值）？我们甚至拿出显微镜来研究它们的晶体结构，拿出我们老旧的化学课本来复习元素和它们的化合价。我们都知道H
2
O是水，而且月球上没有水，但不管多么友善的珠宝商都不会告诉你，绿松石其实就是CuAl
6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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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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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谁会想到，1969年在月球的静海基地竟发现了（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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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Ti
2
O
5
，而这种新矿物被称为“阿姆奥尔柯林矿石”，它源于阿姆斯特朗、奥尔德林和柯林斯三人的名字？当然，在1964年埃灵顿的那间教室里，没人能够准确预见这门奇怪的地质学新课程将如何应用。难道开启可以想象的最伟大的冒险行动——世纪之旅的钥匙，就藏在这堆带有编号的石头当中吗？第一位登月宇航员会是地球岩石样品的最佳鉴别者吗？也许我们应该像拼写比赛那样，都站起来接受测试，拼错单词时就坐下，直到剩下最后一个人，他——矿石鉴别冠军——将被确定为登月第一人。胡扯！
抱怨声最早出现在执飞过“墨丘利”任务的宇航员中，并很快得到“二期九杰”的响应。地质学家们真的以为我们会把显微镜带到月球，或者在现场刮石头来决定它们的硬度吗？只要我们能把它们带回地球进行分析，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知道它们的化学成分？把宝贵的石头带回家，那才是我们关心的事情！根本不用管这些空洞的理论，你只需把登月舱周围的东西弄几铲子，捡几块看上去明显不一样的石头，然后返回登月舱，赶紧离开就行了。要是有人提议让宇航员们全部离开登月舱，坐上一辆像吉普一样的车辆，开出去好几英里，我觉得斯莱顿肯定会把他当作怪人。
我们这批14位新人听得多，说的少。但随着相互了解的不断深入，各种观点也浮出水面。我自己的看法特别短视，我只想到了首次登月而没有想到以后的事情。我当时认为，登月前将需要几十次的准备性飞行，而第一次登月将标志着登月计划的成功和结束，而实际上它是月球探索的开始，宇航员们随后开着月球车，带着成套的科学设备在月球表面进行了长时间的穿越。另一方面，我相信（至今依然相信）将来有一天会建立月球基地，而且人类会飞向火星。但这些任务不属于“阿波罗”。肯尼迪总统说：“……把一个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我们不是正在规划成倍完成他所要求的任务，每次把两名宇航员送上月球吗？我觉得这才是“阿波罗”计划，而且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我还觉得，我们这批14位宇航员，虽有极好的机会可以飞上一两次，但登月乘组将由最好的、最有经验的三位宇航员组成，他们将会来自“首批七杰”和“二期九杰”。因此，当我们这批的沃尔特·坎宁安解释说他应该第一个登月时，我并不特别在意；他说他是科学家，有着意外发现好东西的天赋，这种天赋会使他注意到月球表面上那些被我们这些非科学家们忽略的东西。我也不会知道，乘组早在确定哪次任务会首次登月之前，就已经组建起来了，而阿姆斯特朗、柯林斯和奥尔德林后来组成了首次登月乘组，并不是因为他们三位是最好的，而是因为它涉及包括“双子星座”和“阿波罗”任务以及我的健康状况在内的一系列复杂决定。
与此同时，我们14位宇航员都在努力学好地质学这门课，尽管我们对它的实用性存在疑虑。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是全日制学员，地质学只是很多课程中的一门而已。我们想把所有的课程都学好，因为总有一天，好学员会比差学员先获得飞行的机会，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得上天的机会并积累经验，这样我们就有更好的机会登上月球。遗憾的是，很多其他课程也像教室里的地质学一样不太实用。以下是我对一门典型课程的批评意见：
本课程适用于下面两类人：①想设计出更好的计算机的人；②想修理和更换已有计算机的器件的人。它不适用于飞行员，飞行员只需知道如何操作计算机，如何检测各种故障。本评论适用于整个宇航员课程：讲课要从飞行员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修理工或电路设计者的角度出发。
1964年7月17日
从好的方面来说，这些课程没有评分，而是非正式的交流，这让我们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也让我们顺便到分散在埃灵顿的NASA办公室和位于埃灵顿南部几英里、接近完工的载人航天中心去溜达溜达。随着对这里的人们和设施越来越了解，我们就感觉越来越自在；我们甚至开始像老前辈一样说话，越来越流利地使用NASA员工特有的专业术语。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学会了这种特有的语言和太空飞行的基本知识，然后作为NASA的代表和真正的宇航员，飞出巢穴，进入真实的世界。我们可以订购名片，在NASA彩色徽章旁边印上自己的名字和头衔（美国空军少校，NASA宇航员）。我拒绝了这一荣誉，不是因为我想隐瞒自己是宇航员，而是暗自担心：我要是把这个微型图腾放在别人的桌子上，塞进他们的邮箱里，或者直接从一只汗津津的手上送到另一只汗津津的手上，人们会不会哈哈大笑。至少我的老朋友们（他们送给了我一个“双子星座”飞船模样的垃圾桶）会笑，和那些有可能对我产生深刻印象的人相比，这些老朋友对我来说更加重要。随着我们在休斯敦正式培训的结束（除了地质学课程，它们好像永远也不会结束），谢泼德让我们给自己的同事依照个人品质进行排序（从1到13），最好的就是那位我们最想一起进入太空的人。经过深思熟虑，我把戴夫·斯科特放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上，然后把我的排序和对课程的点评交给了谢泼德，然后获得了一张仿制的毕业证，他们称赞我完成了“基本的肮脏培训”，并允许我在没有上司带领的情况下，自行离开休斯敦。
我们都离开了休斯敦，有的自行，有的结伴。实际上，我的收入报税单上显示，我在1964年共出差27次，大部分都是两三天。其中6次是地质学考察，其余的都是为了完成各种任务（我会在后面介绍）。我们的第一次地质学考察是去大峡谷，是最有趣的行程之一：一方面，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考察；另一方面，这地方的自然景观太美、太壮阔了。当然，他们的想法是给我们机会用现场体验来强化课堂知识，不能只看桌子上放着的那块半磅重、编号为801的石头，还要看带有清晰边界、几英里长的矿床；它是在泥盆纪时期沉积的，它的下面是寒武纪时期的石头，而它的上面是很晚沉积的二叠纪石灰岩（仅仅两亿年前）。随着科罗拉多河越来越深地切入亚利桑那沙漠，形成了大约十几个不同的岩石层；它沿着近一英里深的沟壑向前奔腾，每天带走近百万吨的泥沙。当我们沿着著名的凯巴布步行道从南侧下去时，我们查看并记录相继看到的每一个岩石层（半自形粒状的），从新近的石灰岩和砂石岩，到年代更久的页岩，最后再到靠近底部那超过20亿年的古老石头——备受冲击和烘烤的毗湿奴片岩。这里唯一的不足在于，除了片岩（一种变质岩）和一块单独露出的花岗岩（火成岩）外，我们看到的所有岩石都是沉积岩（水沉积型），很多含有植物和动物的化石（包括鲨鱼的牙齿）。当然，在1964年，没人知道月球上有什么种类的石头在等着我们，但没有一位有名望的科学家相信，我们会在月球找到沉积岩，更不会发现任何动植物化石的痕迹。实际上，我们曾经开玩笑说，带几块化石到月球，混在月球的石头样品里；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乘组在无线通信中说，他们发现了一两块化石，哪怕仅仅是为了把飞行任务控制中心里的地质学家们吓一大跳呢！
尽管如此，这无疑是一次美妙的大峡谷之旅。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次去火山、陨石坑、火山灰流和其他类似月球地貌的地方考察的机会，于是就放松下来，用榔头敲砸石块，欣赏这里壮丽的景色，徜徉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例如，在峡谷的顶端，树木几乎都是低矮的松树，但在悬崖下面，却长着只有在加拿大南部才能见到的道格拉斯冷杉。高海拔加上凉爽峡壁的庇护，使这些外来的树木得以茁壮生长，至少在一条狭窄的地带是这样。继续往下，植被逐渐由加拿大型变成了墨西哥型，最底部是真正的索诺兰沙漠地带，有蜥蜴和丝兰树。在半中腰，我们发现了一个迷人的温和地带，甚至看到了一群山羊。我必须说，在这次考察（应该说是所有的地质学考察）中，我觉得动植物比石头有趣得多。在我们这批宇航员当中，有的（如罗杰·查菲）成了极好的地质学家，这也许因为他们确实喜欢地质学，也许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的领悟能力。然而，我对它从来就不感兴趣，我在与吉恩·塞尔南比赛扔石头上花的时间，几乎和在野外考察笔记本上画露头岩石之类的东西所花的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到峡谷底部几乎花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于是我们就在谷底一家温馨的旅店过夜。第二天早上，想快点上去的人可以租赁毛驴。我选择了骑驴，但我挑的那头毛驴，我一不踢它，它就停下不走，结果，我在驴身上做的运动和步行差不多。与此同时，我有很多的时间来思考飞向月球的速度问题：从爱德华兹的超声速战斗机，发展到靠一路脚踢一头毛驴来走上大峡谷。驾驶喷气飞机有它的门道，驾驭这头毛驴也是一样，我好像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踢打这头运输工具上，而不是利用它快速爬出大峡谷。我永远不会成为科学家，至少不会成为地质学家，但也许可以作为运输技术专家在某个地方发挥作用。我当然愿意与一两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共享我的毛驴，条件是他们负责踢驴，我负责把控方向。
大峡谷之后，我们接着又去其他地质学景观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有些地方确实非常独特，如亚利桑那州的流星陨石坑和原子弹爆炸后在内华达州默丘里试验场沙漠里留下的大坑。另一些地方则代表着某一类的地质特征（新墨西哥州瓦莱斯火山口的破口，亚利桑那州森塞特火山口的火山渣锥），或者某一类的材料（俄勒冈州本德附近的熔岩，得州马拉松盆地的玄武岩和火山灰流）。在其他地方，我们对绘制地质结构图（如在新墨西哥州的菲尔蒙特牧场）更感兴趣。这么看重美国西部是因为这一区域大都没有被茂密的植被所覆盖，更接近月球的地貌——有裸露的黑色平坦地面和很多的火山口或陨石坑。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这一区域离休斯敦不是太远，我们的教员比较熟悉。后来，我们还去了更加偏远的地方，像墨西哥、阿拉斯加和冰岛。
地质学考察常常是最放松的，但随着工作重点从地质学转向工程问题、公共关系事务等，我们发现行程几乎总是排得满满当当，我们必须紧赶慢赶才能完成。当地人总想最大限度地榨取我们的里程，而且一直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宇航员”这个头衔立刻使我们成为很多领域的专家。我们见到了很多非常幼稚的人，他们深信：只要宇航员那样说，那肯定是对的。我们也见到了不少非常精明的人，他们引诱我们发表一些见解，这些见解可以用来强化他们自己的狭隘观点。
全心投入到“真实世界”——装备设计和任务规划之前，作为我们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完成两项其他培训课程。这两项课程是生存培训——要是飞船意外降落在地球上的无人区，我们应该怎么办。幸运的是，飞船发射几何学（从肯尼迪角沿北纬28度向东发射）决定了“双子星座”飞船将沿着一条反复穿越赤道的正弦轨迹飞行。对“阿波罗”登月飞行来说，由于月球的轨道平面与地球的赤道平面仅相差5度，这样，飞船回收区域就在赤道附近（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讲飞行力学的时候我没有打瞌睡）。也就是说，我们不用考虑那些非常寒冷的地区（谢天谢地！），只需考虑热带雨林、沙漠和海洋。如果出现了海洋上的非预期溅落，你除了等在原地，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节约使用配给的那一点点饮用水，并希望天气晴好得可以用上太阳能蒸馏器——一种简单的塑料袋装置，利用太阳能蒸发海水，再冷凝成纯净的饮用水。但热带雨林和沙漠则提供了更多复杂的选择，虽然各种危险也许更多，但只要你掌握了足够的技能，同样也有很多逃避危险的选项。
于是，我们14个和皮特·康拉德（我们的队长）来到位于巴拿马的美国空军热带生存学校，先是几天的课堂教学，接着是几天的野外生活。课堂教学极具启发性，当我们讨论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不能做的时候，这位城市小伙儿全神贯注地坐在那里。我们的必读书是《空军生存手册》——一本非常好的睡前读物。实际上，这本书很有价值，我今天还保存着两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真能用得上。
这本手册以快乐的语气开始：“任何能爬、能游或能飞的东西都是我们可能的食物。”然后，它就有点过于具体了，不太适合我的口味。“人们吃蚂蚱、无毛毛虫、蛀木甲虫的幼虫和蛹、蚂蚁卵和白蚁。”拉倒吧，我可不吃！真的吗？继续看：“作为不干净的东西，你很可能在作为日常食物的面粉、玉米粉、大米、豆子、水果和蔬菜中，以及日常的食品店里吃到过。”怪不得最近的超市里人少了。
对口味不那么怪异的人，他们能吃什么呢？“在地上寻找刺猬、豪猪、穿山甲、小老鼠、野猪、鹿和野牛；在树上寻找蝙蝠、松鼠、大老鼠和猴子。危险的大型动物——老虎、犀牛和大象比较少见，最好不要招惹它们。”完全同意！我才不管那些东西呢，我只吃素。能推荐点素食吗？“芋头能长到2～3英尺高，有黄绿色的天南星花。吃之前把大的心形叶子煮熟，最好加点酸橙汁，否则它们会刺激你的口腔和喉咙。”或者吃点蘑菇？“有毒的菌类没有不好的口感或难闻的气味，所以你无法判断。”我曾经在一家极好的日本餐馆吃过海藻，吃海藻怎么样？“……有的含有过多的碳酸钙，或者粗硬得没法吃。有的包裹着一层黏糊糊的东西。”就没有更接近家常的东西吗？“红薯秧不难辨认，它们和牵牛花的藤蔓差不多。”牵牛花的藤蔓到底是什么样子？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又受到了一些鼓励。“在热带地区也会碰到有毒植物，但与无毒的植物相比，它们所占的比例不会比美国大。”好极了！至少里面包含一些非常实用、我也完全赞同的建议（例如，“别吃癞蛤蟆”）。
假如我彻底放弃吃东西，只是坐在那里等待救援呢？那要看你坐在什么地方——“有的动物你要是碰它，它就会蛰你，它们蜇得像黄蜂一样。要躲避多脚昆虫。”我当然会躲避它们，问题是它们会躲避我吗？“蝎子确实是烦人的东西，因为它们喜欢藏在衣服、被褥或鞋子里……”它们会咬天蝎座的同伴吗？蛇呢？嗯，没问题。“毒蛇的数量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少。”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我的天哪！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想的是，要是蛇那么少，什么东西比较多呢？“鳄鱼……非常危险。鳄鱼比较多。”
原来如此。我需要帮助，而且要快。“用喊叫或者拍手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别担心当地人会觉得你好笑。用你知道的方式逗他们开心——唱歌，做游戏，用纸牌、硬币或绳子玩一些把戏。”编手册的人在开玩笑吧！“岩盐、扭花条烟和银币（不是纸币）在交易中应谨慎使用……有人可能知道个别英语单词。否则，使用手势语言；当地人对手势语言比较习惯，因为他们自己在交流时就大量使用手势语言。简单、诚实地告诉他们你来这里做什么。”这没问题。赶紧让我离开这里！等待救援时：“任何时候都不要打扰当地妇女……要始终保持友好、坚定、不急不躁和真诚。要慷慨，但不要过分。做事要适度。”做什么事情都要适度；准确地说，几乎做任何事情都要适度。“不解大便也不用担心，过几天自然会好。”就我的饮食而言，这不大可能。
没关系，放下所有恐惧，愉快而又自信地把现代文明抛向身后，要对《空军生存手册》充满信任。毕竟，“就突然死亡的概率来说，你在热带雨林里可能比在大多数的大城市里更加安全。”带着这种并不靠谱的安抚和一把迟钝的砍刀，我快速跳下直升机，一头扎进绿色的热带雨林里。
我们两人一组，开始了这次为期三天的野外生存训练，我的搭档是比尔·安德斯，他在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个难得的人才。首先，他是一个户外爱好者，热衷垂钓，喜欢不停地寻找没人垂钓过的小溪；他还是经验丰富的野营者，在为我们城市居民所期待的物质享受提供替代品方面，很有一套。其次（也同样重要），他是一个特别挑剔的食客，后面会有更多的介绍。
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在雨林里步行几英里，到达指定的野营区。那天，当我按照《空军生存手册》的指示查看地面时，遇到了让我感到吃惊的第一件事：我不仅没有看到刺猬、豪猪、穿山甲、小老鼠、野猪……甚至连个活动的东西都没有看到。而且树上根本就没有所说的“蝙蝠、松鼠、大老鼠和猴子”。也许是我们在雨林里“叮铃咣啷”地往前走的时候，连那些最老弱的动物都躲到几英里以外的地方了吧。也许这片雨林本来就没有动物。这可能吗？我不知道，反正这里非常安静。随着我的胃越来越空，脑海里那种肥嘟嘟的小动物在烤肉叉上“咝咝”烘烤的景象，不仅变得更加馋人，而且显然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安德斯，我们到底准备吃什么呢？”“柯林斯，你不会现在就饿了吧？我们刚到啊！”
到达露营地、把带来的少量东西放置妥当之后，夜幕就降临了。我们被困在雨林中，成了无助的受害者。我躺在临时搭起的吊床里，肚子“咕咕”地叫个不停，我再次想起登月的事。从巴拿马这里比从大峡谷那里更容易到达月球吗？我们真的离目标更近了吗？每一次新的体验不是仅仅发现了更多需要探求的未知数吗？月球不是永远都处在离我们更远的地方吗？就像芝诺在他一个著名的悖论里所描述的那样：你看见一只乌龟在远处慢慢向前爬行，你跑着追赶它；然而，当你跑到A处（你第一眼看到它的地方）时，乌龟会爬行到B处；当你跑到B处时，乌龟会爬行到C处；因此，不管这一过程重复多少次，乌龟总是在你前面，而你永远也追不上。乌龟、月球，甚至晚饭似乎都遥不可及。更糟糕的是，安德斯不知怎的竟招来了一大群蚊子，并慷慨地与我分享。我一会儿拍打，一会儿抓挠，还要想法缓解剧烈的头痛，最后进入似睡非睡的状态，成为一个饥饿难耐、幻想破灭、蚊子叮咬、前途黯淡的准哲学家。
第二天早上既明亮又干燥（至少没有下雨），我们赶紧出发去找吃的。我们花了一上午的时间试图在一条小溪里捕捉鲦鱼，并在周围寻找可以食用的植物，但都没有成功。最后，生存培训学校的主任和他的下属来访，高兴地告诉我们说，这一带唯一能吃的东西只有棕榈树，更准确地说是某些棕榈树。原来，你在棕榈芯沙拉里看到的小白片，竟来自某些棕榈树树干内粗大的圆柱形内芯。这里的关键是你要能够识别哪棵棕榈树能吃，因为用一把不大的砍刀砍倒一棵棕榈树需要几个小时，而且劈开树干上部坚硬的纤维外皮后，露出的可能是爽脆的棕榈芯，也可能是和外表一样的木质纤维（这和不同的树有关）。对我来说，每棵棕榈树都一个样。比尔和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和盲目性，最终选了可能性较大的一棵，然后就并不专业地一阵猛砍，直到它最终倒下。此时，从断开的树干里涌出了数千只蚂蚁，我们在蚂蚁们爬到身上之前，还是看清了这棵树的状况——棕榈芯的部位已经发黑、腐烂。我们带着极大的不安，选了第二棵受害者。这一次，我们撞了大运，几个小时后，我们拿到了我们的大奖——一根长约2英尺、直径约5英寸的棕榈芯，这样的“沙拉”足够我们两个吃上一天左右。
我们还没有弄到蛋白质，于是，极富同情心的教员们再次前来救援。他们抓到了鬣蜥蜴！我们所有的两人小组都被召集在一起，来分享这个好消息。我们围着两个倒霉蛋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它们从被随意丢弃的地方紧紧地盯着我们。它们没法逃跑，因为前腿和后腿都被反绑在身后。虽然看上去很吓人（像史前动物和传说中的龙），但鬣蜥蜴实际上是一种行动迟缓、不伤人的动物，不应受到虐待。因此，快速杀死它们似乎也是一种慈善行为。我们这样做了之后，把肉切成小块，均等地分给各个小组。
比尔和我带着我们的那份回到营地，几分钟后，我们就生起了一堆欢快的火，一只锡罐里的水沸腾着，我们把美味的鬣蜥蜴肉块丢了进去。
第三天早上下起了雨，我很高兴这是我们在雨林中的最后一天，因为一旦地面湿了，在茂密的树冠下就很难再干燥起来。经安排，我们还见到了几位乔科印第安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酋长安东尼奥，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40岁？）要年轻很多，因为他的身体非常棒，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他还有一种极其高冷的庄重，似乎对任何事情都能做到不动声色，甚至对我们为了登月正在他的雨林里训练这样的消息也是一样。也许他就不相信这事。多年后，我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博物馆珍藏有莱特兄弟初型飞机的展厅里，再次见到了他。几乎在飞机的正下方，展示着“阿波罗”11号飞船的指令舱。我耐心地向安东尼奥解释“阿波罗”11号飞船的功用，解释飞往月球的过程；我从他的翻译那里得知，他对“阿波罗”11号飞船不是很感兴趣。他并不是不相信我讲的故事，他只是无法把这个故事与这台带有隔热罩的三角形丑陋机器联系起来。他喜欢飞往月球的想法，而且显然也了解很多（例如，月球是地球的一颗卫星），但他感兴趣的飞行器是莱特兄弟的飞机。这架飞机他能理解，人体模型俯卧在飞机的下翼上，简陋的发动机驱动着一对木质螺旋桨。这才是有用的技术。
我离开安东尼奥的雨林时可没有想到以后还会见到他。我们划着双人救生筏愉快地顺河而下，然后遇到了一艘更大的船，很快就把我们带回了文明世界。
回到文明世界，我们在巴拿马的最后一晚为C.C.威廉姆斯举办了一场单身聚会。他是当时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单身宇航员。也许因为我们回到酒吧太高兴了，也许因为我们太喜欢他、太愿意和他交往了，也许因为我们想麻木恙螨在身上引发的瘙痒，我虽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我们确实举办了一场真正的烈性鸡尾酒会。查理·巴塞特是各种仪式的主持专家，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美国政治家和演说家）的化身，他做了一场议题广泛的精彩演讲，内容包括威廉姆斯未来新娘的美貌、威廉姆斯的很多优点、巴拿马热带雨林的现状、NASA登月的方式、美国的经济情况、年轻一代的道德观念……虽然我的记忆不是那么清晰，但我还是记得我们不得不把他从讲台上强拉下来，送回房间（此时，他的声音仍然相当洪亮）。第二天早上，我们睡眼惺忪、邋里邋遢地登上NASA的一架小型涡轮螺旋桨运输机，返回美国大陆，一路上通过打扑克、打盹或只是坐着挠痒痒来消磨时间。
和热带雨林相比，我们的沙漠生存训练显然让人感到扫兴。这并不是说沙漠不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它当然是——尽管沙漠给业余观察者展现的是荒凉，其实它蕴藏着很多的生物。但生存训练者的任务既简单又明确：保存体内的水分。水最能决定人的生死，什么样的坚定意志或聪明才智都无法摆脱这一残酷的现实。人体每天对水有一个最低的摄入量，否则它就停止工作。这种需求甚至可以列成表格的形式。
两种条件下在沙漠中预计可生存的天数
从表格中可以看到，要是没有水，在100华氏度的沙漠里，你待着不动可以生存5天，要是开始走动的话只能生存3天。你无法改善这些数字，但要是犯了错误（像在白天而不是晚上走动），情况只能变得更糟。你要是有一点水，情况会有很大改善（正如表格所展示的那样），但生理学依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大多数人的观点相反，再多的水、再严格的自律都无济于事。实际上，人们发现，有人死在了沙漠里，他们水壶里的水还是满的。
于是，8月一个炙热的上午，我们被扔进了里诺附近的内华达沙漠。我们的任务只是学习如何最好地保存体液，如何最有效地发出求助信号。所有这些都在教室里讲过，现在查理·巴塞特和我需要花几天时间练习一下。首先，我们必须制作衣服，这对减少出汗非常重要。你没有见过穿着百慕大短裤和T恤衫的阿拉伯人吧？飘逸的罩头长袍不仅朴素，而且非常实用。幸运的是，空降的人员都有降落伞，几码长的尼龙伞能做很好的帐篷、铺盖、长袍等。查理和我用剪开的降落伞做成合身的衣服后，准备寻找或构建一处住所。我们没有找到现成的，于是决定在一个高坡最背阳的一侧挖个洞。这里的诀窍是，如果可能的话，离开地面几英寸，因为离地面一英尺处的温度比地面上的要低30华氏度，而且要打开帐篷或任何居住设施的两侧，使空气自由流通。此后，你只能放松自己来保存能量和体液，通过摆弄救生无线电和信号反射镜来消磨时间。动作越缓慢越好，于是，查理和我懒洋洋地躺在那里，一边漫不经心地闲聊和看平装书，一边等着被“解救”。虽然那天在阳光的照耀下，沙子的温度达到了148华氏度，但我们在自己的藏身之处感觉依然比较舒适。然后我们乘车到达里诺，极度的口渴被当地人的各种高价饮料给满足了，他们很不友善，显然对消磨时间和掷骰子比接待一对脱水的“沙漠老鼠”更感兴趣。
幸运的是，还没有一艘飞船降落在需要应用雨林或沙漠生存技能的地方。尼尔·阿姆斯特朗和戴夫·斯科特出乎意料地把“双子星座”8号飞船突然溅落在太平洋，而不是计划安排的大西洋，他们被那里的一艘待命做紧急救援的驱逐舰打捞上来。斯科特·卡彭特的“奥罗拉”7号飞船偏离预定区域250英里，一架直升机快速赶到他的身边。在这两次意外中，乘组在水里待的时间都没有超过3小时。因此，和宇航员们一直进行大量训练的情况一样，这些技能和信息从来就没有用上过，但让乘组尽量多地准备各种意外情况还是非常明智的。我认为这是NASA在实施“双子星座”计划中的一大优势，而在执行“阿波罗”系列飞行任务时，这种优势就更加明显。多年来，大批有能力的人围坐在会议桌旁，拿着工程原理图，问自己：“要是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个别情况下，答案只有：“很艰难”——没有出路，没有解决方案，没有其他途径。但这种情况很少，并不常见。在大多数情况下，系统的设计带有冗余，或者安全评审发现问题后进行重新设计。然而，尽管进行了精心的设计，谨慎的项目管理者（或者乘组成员）依然不太放心，总是问：“要是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显然，他们在深入思考可能的动作选项，并试图做出最佳选择。他们不慌不忙地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提出问题，而不是在以后的太空通信系统中听到那种不详的声音：“喂，休斯敦，我们遇到了问题……”每当这种声音到来的时候，除了那几本厚重的、为每种可能的故障推荐的解决流程，飞行任务控制中心的目光还会转向那套参考资料——培训讲义、模拟器训练、先前飞行任务数据。
载人太空飞行中最著名的事故，是“阿波罗”13号飞船氧气罐的爆裂。这是飞船系统同时处于最差状态和最佳状态的一个例证。位于服务舱的氧气罐有可能泄漏，这一情况多年前就一直在考虑，但专家们并不认为它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为服务舱里还有和它一样的第二个氧气罐，它们等量均匀消耗，所以，氧气不会用完。分析表明，遇到泄漏的情况时，你要是赶紧行动的话，从月球返回地球是没有问题的。你只需确保关闭相应的阀门，不让好罐里的氧气通过泄漏点排放到飞船外面就可以了。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然而，当“阿波罗”13号飞船上的氧气罐爆裂时，其破坏力太大，把连接另一个氧气罐的管路也炸裂了，这是设计人员从未想到的，两个氧气罐显然不再是原来设计的那种相互独立的了。而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洛弗尔、斯威格特和海斯所在的指令舱，正在快速消耗完那些氧气，这意味着他们很快就无法产生电能和饮用水，很快就无法呼吸。由于管路设计缺陷导致三人全部死亡？这种情况几乎就要发生了，幸运的是，“阿波罗”13号飞船正飞往月球，而不是返回地球，登月舱仍然和飞船连在一起，里面的氧气、水和电能都还没动过呢。这些东西可以利用吗？登月舱可以承担这种非预期的角色吗？是的，这不仅理论上可行，而且以前也考虑过并做了详细的描述。飞行任务控制中心的人员从书架上取出相应的卷宗，和乘组一道，很快制订出救生程序，使他们跌跌撞撞地返回地球。毫无疑问，下次飞行前，相关人员对供氧系统进行了重新设计。这些年来，应急资料库的绝大部分都没有用到过，这样说决不是指责NASA，相反，那是NASA最明智的投资之一。
在热带雨林和沙漠里的生存训练是否值得，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们在那里学到的东西在我能想象的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带来生与死的差别。但是，从个人的角度严格说来，你可以从那种“终于结束了”的愉悦中获得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你要是没有被恙螨叮咬的经历，你就没法真正享受不受恙螨叮咬的美好时光。生活在带有空调的密闭场所，食物和饮料随手可得，这种情况会让我们忘记（说不定还会更糟）那种只是吃饱穿暖、地面干燥就能带来的快感。我不想夸大这两次短期训练的痛苦，但我确实从以前空军的生存训练中体会到，这种难受的感觉很快就成为你终生难忘的记忆。例如，1955年，我在巴伐利亚一带的阿尔卑斯山里度过了五天五夜，白天睡觉，每天晚上在崎岖的地面上行走大约10英里。在这期间，两人共享的食物如下：
（1）一块拳头大的小牛肉，用来做牛肉干；
（2）两条小鳟鱼，用来熏制；
（3）用绳子拴着的一只活的小兔子，红眼睛，大耳朵，随便你用来干什么；
（4）一大颗卷心菜；
（5）四五颗大甜菜；
（6）六个不大不小的土豆。
这次野外训练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次吃饱饭都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幸福感。然而，当我想到那些多年的战俘或者那些一生都没有吃过几次饱饭的人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再提这件事。这足以说明，有些教育项目（如“野外训练计划”）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其目的就是把厌倦城市生活的学童（也许还包括不那么厌倦的成年人）引入到野外生活的新维度，依靠他们自己的智慧和自带的资源来生活，这至少可以使他们回到城市后更加珍惜城市所带给他们的一切。
回到休斯敦，我们14个人就开始参加正式的课堂教学和与老前辈们进行的非正式交流；这些老前辈不仅包括前面两期的宇航员，而且还包括工程师、项目经理和飞行控制人员。所有这些大峡谷、雨林和沙漠之旅都无法掩盖这样的事实：没有这些训练我们一样可以飞往月球，但没有休斯敦这些坚实的技术基础，我们不可能到达月球。我们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超出了我们妻子认可的程度）来吸收足够的信息，作为我们将来独立工作后进一步提升的基础。
NASA都快被希望宇航员在公共场合露面的请求淹没了（至少曾经是这样），因此需要有一套怎样愉快接受和礼貌拒绝的系统。迪克·斯莱顿在一份措辞谨慎的备忘录中写道：“……没有比下面的情况更容易引发仇恨了：我们刚刚拒绝了本地国会议员希望宇航员参加美国商会或扶轮社晚宴的邀请后，一位宇航员就自行出现在波当克中心麋鹿俱乐部。我们的要求是：没有上级领导的批准，宇航员不得接受公开演讲或公开露面的邀请。如有疑问，请打电话……”各种请求到达时，它们被转到华盛顿的NASA总部，那里的公共关系官员（我觉得是）会根据政治影响力、请求是否强烈和持久、受众的声望等因素进行权衡，然后再细致地把它们分成几类。每一类再尽量按照地理位置和时间进行组织，这样，一位宇航员就可以在一周内完成所有的出面任务。因此，我们把这一任务戏称为“炮膛里的一周”。
自然地，请求方总是希望约翰·格伦或其他上过天的宇航员出场，然而，当我第一次参与这项活动时，只有6位宇航员上过天，其他24位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样，他们见到的很可能是从未听说过的（他叫麦克什么？），反过来，“麦克什么”也趁机参观了一些他从未听说过的地方。我觉得苏联人的那套系统更好一些——只有上过天的人才叫宇航员，其他人被严格保密，他们的名字（据我所知）从不公开。我有个更好的建议：为每个准备上天、投身于训练的宇航员配备一个替身。当真正的乘组在离心机里旋转时，他们的公共关系替身可以练习怎样柔软无力地握手。他们可以学习快速而又清晰地签名（带修饰性横线那种），也可以每天吃三顿奶油鸡和豌豆。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记住关于太空飞行的讲演稿，以便到时候能够轻松自如地完成使命。一旦飞船溅落，真正的乘组可以去度假，而他们的替身立刻投入公共关系的出面活动，只要交通和费用负担得起，出去一周、一年、十年都没有问题。
遗憾的是，我在这方面的建议从未被采纳。在休斯敦待了快一年的时候，我们14个宇航员被认为磨炼得差不多了，可以作为NASA的代表派出去了，于是我们的名字就被添加到潜在“炮膛”受害者名单里。无须参加这项活动的，只有那些被分配到具体飞行任务训练乘组的人，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这可能是最大的单一性激励。柯林斯，你为什么要去月球？因为我要是不去月球，我就得去“炮膛里的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