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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品先，1936年生于上海，海洋地质学家。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做事情分有心栽花和无心插柳两类，我做科普是从无心插柳开始的。从1980年代后期起，我当了五届“两会”代表或者委员，每年开会我都呼吁国家要增强海洋意识、制定海洋国策，引来了报刊媒体向我约稿，我当然求之不得。1990年代开始，又有干部培训班来约我讲海洋，还邀请我到各学校去做报告，宣传海洋知识，鼓吹向海洋进军，这些报告内容也都可以整理成文字发表。几年之后回头一看：这不就是在做海洋科普吗？
至于“有心栽花”做科普，那已经是21世纪的事了。记得一次开会纪念《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多少周年，人人都说好。我说好什么呀，这套书是“干”的，压根就没有海洋。当时会上就有人将了我一军：“那你就来编一本海洋卷。”我接下这根令箭，还真干了起来。“为什么”这套书的关键是把问题出好，真的是孩子问大人，而不是老师考学生的问题，这也是我编书的切入点。所以说，主编《十万个为什么·海洋卷》，是我“下海”做科普的标志。
对于老师来说，科普和教学之间很难划界线。两者的不同是教学有固定的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哪些知识；而科普无所谓要求，你爱听不听。至于课堂讲解的方式，其实和科普没有严格区别，上课用科普的语言讲，比虎着脸讲效果更好，关键在老师会不会。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教材，如果教材在形式上也像科普书那样活跃，会更受学生欢迎，国外有很好的先例。我们编的教材《地球系统与演变》，是20年讲课的积累，也想用科普书的形式编写。经过加工提高，以及插图的改进，这本书出版后受欢迎的程度超过预期。书中有几段内容，直接被刊物拿去当科普文章发表，使我们深受鼓舞。
2020年，我的《深海浅说》出版了，那才真的是科普书。起先的设计不是科普，和出版社约定好的，是在干部培训基础上写一本海洋读物。后来觉得这类教材式的读物已经不少，何不另辟蹊径，来一本有深度的高级科普。
我国出版界的通病在于“抄”，不但新闻如此，连科普读物往往也大同小异。中文科普质量不够高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一手货，都是二手、三手以上的转手货。源头几乎都是英文，第一个人翻译错了，大家都跟着错。深海科学在我国是个新领域，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实际上，深海也是科学界进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许多新发现、新问题都足以引起社会兴趣，都有巨大的科普潜力，都要求有人直接从新近的国际文献引进。
再有就是科普介绍的深度。通常的科普文章只讲发现的结果，不讲发现的过程。其实有用的不仅是发现了什么，而是如何发现的。这又是中文科普文献的另一个弱点。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写过程就要去追踪源头，不是靠简单抄写或者翻译就能了事的。因此，做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有着做高质量科普的天然优势。
这些也就是我写《深海浅说》的出发点。既然深海是我的专业，我就有责任把深海的趣味、深海的麻烦告诉社会。“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假如你不甘心当“百犬”，那就得从源头去追这个“形”。我这一追还真吓了一跳，比如说“阿尔文号”深海潜艇发现深海热液的过程，国内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说错了。原来故事没有那么简单：1977年地质学家去找烟囱的航次，意外发现了热液生物群；1979年生物学家去找热液生物的航次，反而发现了黑烟囱，非常有趣。也许你会说这是细节并不重要，殊不知正是过程里的细节，可以给后人如何做研究的启发。
科学家自己动手做科普不但有优越性，而且有必要性。科学是分“科”的“学”问，随着发展学科越分越细，于是出现了两种前景：一种是隔行如隔山，各自躲在象牙之塔里自娱自乐；一种是学科交叉，在交叉领域里点燃新的火种，更好地发热发光。为了交叉，你必须把自己的学科说得别的学科的人也能懂，而这恰恰是国内科学界的短板。再说，科学家也有责任向社会汇报，向纳税人汇报：你在做什么，做了有什么用。
前十年，全国三十个实验室合作完成的“南海深部计划”，是我国海洋领域最大规模的基础研究计划。在开总结大会的时候，我们要求所有的报告人，争取用记者听得懂的语言介绍自己的成果。作为大计划的负责人，我那天的总结报告题目就是“南海演义”，类似用《三国演义》的形式来介绍《三国志》的内容。根据同样的精神，作为大计划总结的中文汇报，我们在《科技导报》办了一期南海深部的专辑。
因此，用科普形式表达科学成果，不是降低，而是在提高科学水平。过去有一种误会，以为讲得越深说明水平越高，而“深”的标准就是不容易懂。事实正好相反，科学家只有理解透彻，才能够用简单的语言表达。真理是简单的，如果确实融会贯通，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怎么讲怎么有道理。反之，转弯抹角地自圆其说，只能一字不漏念稿子的科学观点，往往不见得是真理。在学术的高处，科学的研究和普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应当无缝衔接。
科学的源头创新，要求有文化土壤，而中国科学家能够依靠的，首先是从小培养其成长的华夏文化。源头创新和一般性的科学进步不同，往往要从科学之外得到启发，这就是文化。牛顿的苹果和阿基米德的澡盆都不属于科学范畴，而创新思维就从那里萌芽。反过来，科学创新一旦实现，又会对文化进行反哺，成为社会文化进步的推动力量。
从社会的角度看，有些大科学家在科普上的成就，可能比研究的贡献影响还要大。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写的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唤醒了全世界的环境保护意识，成为半个多世纪来可持续发展运动的先锋。美国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享誉全球，但大家知道最多的是他的科普作品《物理世界奇遇记》，而不是他参与创立的宇宙起源理论。
我国的科学界，本来就有文理兼修的优良传统。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的赵元任，你没法说他究竟是物理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我国地质学泰斗尹赞勋，1940年亲自编写过中国地质学会会歌《大哉我中华》。当前我国文理分隔的局面，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大障碍。有鉴于此，我在朋友们的支持下，两度在同济大学开设了“科学与文化”的大课，课程本身就是集教育与科普于一身。尤其是到了2021年，通过网站为媒，直接进入社会科普的领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社会效果。
科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面临着两个转型：一方面在国际上要从发展中国家的原料输出型，转为发达国家的深加工型；另一方面在国内，一个进入小康的社会，也正在转为科学普及型。我们高兴地看到，科普正在变成新的消费需求，新兴的科普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从一个新的侧面推进着科学与文化的结合。华夏文化不能永远“啃老”，不能总是打“孔子牌”。只有将现代科学融入传统文化，创造出能够与汉唐盛世媲美的新一代作品，才能为华夏振兴提供立足国际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