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被开除后，郭开贞决定赴成都求学。终于要离开嘉定了，年轻人的心被远方诱惑得兴致满满。1910年正月，开贞乘船从沙湾到嘉定，于船中写了五言长诗《泛舟谣》：

泛泛水中流，迢迢江上舟。

长风鼓波澜，助之万里游。

回首面崇岗，掩泪泣其俦。

森森千万章，老死守故丘。

或为风雨剥，腐蚀偃岩陬；

或为社上栎，匠石不回头。

纵若上古椿，八千岁为秋。

眼界如井蛙，多寿徒多忧。

“社上栎”“上古椿”“井蛙”都是来自《庄子》中的典故，庄子歌颂它们的清静无为，但在开贞看来，虽然它们保全了性命，活得长一点，却并不值得羡慕，年轻人要远走高飞，要不甘心居于一隅，所谓“长风鼓波澜，助之万里游”是也。开贞后来走出夔门，成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跟他年轻时就志存高远的积极心态分不开。

在五哥的岳丈、曾经担任过四川省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国文教员王畏岩的帮助下，开贞偕同好友张伯安来到成都。他们得知自己的名字并未在全省通饬后，经过考虑，即往分设中学报考。分设中学是四川最好的中学之一，本为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四川高等学堂创建于1903年，1907年秋季，高等学堂开设附属中学。后来附属中学校长刘士志嫌“附属”二字难听，改名分设中学。分设中学拥有独立的行政权和人事权，经费开支自主。

在通过作文《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考试后，开贞成功插入该校丙班（相当于三年级）就读。丙班的国文老师是双流人刘豫波。刘豫波生于1858年，是光绪年间的拔贡，博通经史，擅长书画，诗词写得十分好，属成都“五老七贤”之一，著作有《静娱楼诗存》《静娱楼楹联》等。刘豫波曾在尊经书院教书，宣统元年（1909）被推举为四川咨议局议员。他淡泊名利，深得时人敬重。开贞对张升楷的历史课也比较感兴趣。张升楷是四川合川人，肄业于尊经书院，专攻史学，曾撰写《华夏·史要》《史记新校注》等书，积极参加过保路运动。

尽管教员中有刘豫波、张升楷这样著名的学者，但他们对教学法可能并不在意，开贞水平又高，所以仅仅两个星期后，开贞就对这个学校失望了。他回忆说，经学课只有一本《左传经纬》做教材，国文课的教材只是《唐宋八大家文》，历史课差不多仅讲授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理化课的教师连教科书都读不通，英文课教师却把“Newfoundland”翻译成“新大陆”，这让开贞失望、焦躁、愤懑、烦恼。

开贞结识了一些同样对现实不满的同学。天晴时，大家到城外各处游荡，访名胜、逛庙会，信马由缰。周末坐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他在《秋绪》中写出了这种消极苦闷的情绪：

秋风凛烈秋雨霖，

郁郁独坐万象哭，

手翻南华信口读，

神游青衣江上屋。

忆我前日出嘉州，

田中禾黍方油油。

彼时犹夏今已秋，

草垒如山堆在畴。

锦江日夜赴东流，

江边红树绕江楼。

江流永以无回期，

寒暑代谢天地移。

人生一世无自立，

令人叹息长掩泣。

开贞刚离开乐山到成都时，对《庄子》不以为然，如今却“手翻南华信口读”，感叹“人生一世无自立，令人叹息长掩泣”。

但成都毕竟是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全省的青年才俊都集中在这里。开贞的同学后来大多鼎鼎有名，其中有著名作家李劼人，著名社会活动家和音乐学研究专家王光祈，著名生物学家周太玄，社会活动家、国家主义派的领袖曾琦等等。开贞对李劼人、周太玄等人十分亲近和尊重。

李劼人嗜好读小说，开贞回忆说：“在当时凡是可以命名为小说而能够到手的东西，无论新旧，无论文白，无论著译，他似乎是没有不读的。他的记忆力很强，新读过的小说能颇详细地重述出来，如是翻译的外国小说，他连一些极佶屈的人名都能记忆。”很多同学缠着李劼人讲小说中的故事，开贞总在现场。此外，同学们“闹什么文字上的玩意儿的时候，或者撞诗钟，或者对神仙对子，或者次韵杜甫《秋兴》八首，大抵总是在一道”。李劼人有次写作文，起首用了“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几句唐诗，接着又谈到保路同志会，用“其人虽死血犹香”的句子来形容战死者。国文教员说这篇作文用字不通、迹近胡闹。李劼人也生了气，顺手就扔了作文本。开贞拾起来，“替他加了许多顶批后赞，在同学中传观。这一来便把同学中好弄文笔的人又挑动了，你来一篇颂辞，我来一首赞诗，甲在摹仿《陋室铭》，乙在效拟《获麟解》，四六体，《满江红》，不久之间便把那一本课卷完全写满了” ^[27] 。

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和“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之一，是毛泽东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介绍人，后来留学德国波恩大学，以《论中国古典歌剧》获得音乐学博士学位。周太玄虽然后来成为了生物学家，却多才多艺，会作诗，会填词，会弹奏七弦琴，会画画，还写一手好字。这些同学都令开贞感到亲切。

1906年，清政府迫于形势，下诏预备立宪，但迟迟不召开国会，各地纷纷召开请愿集会，派出代表。受这一风气影响，1910年底，成都学界发生了国会请愿风潮。开贞被推举为丙班代表参加了请愿大会。发起人没有明确谁是会长，谁是主席。两百多名代表坐在台下，由于都没有受过训练，丝毫不知道这个会怎么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纷乱无序。直到下午一点，在成都学界素有声望的铁道学堂教习刘子通走上讲坛。他说：

今天的会不是这样开的，应该先推举出一个临时主席，再来讨论本会的进行，产生出本会的决议。在我看来，今天我们的话已经说了不少了，凡是到会的人对于今天的宗旨没有不赞成，没有多作讨论的必要。我们最好是赶快产生决议来从事进行。我们应该进行的步骤，我看是第一步应该组织一个常务机关，第二步是举代表去见咨议局长，请咨议局把这次的运动扩大起来，第三步是请四川总督代奏。此外如象通电京沪学界表示声援，通函省内各学校各界共同起来参加，都是今天本会应该急于解决的事。大会把大纲决定了，就移交给常务机关执行，一刻也不能容缓。 ^[28]

就这一番话，整个会议步入了正轨。

刘子通生于1885年，湖北黄冈人。1905年留学日本学习心理学。1908年回国后在成都铁道学堂任教。这次请愿风潮后，刘子通被四川总督赵尔巽明令缉拿，化装逃回武汉。1911年与同乡李四光等人参加武昌起义。1921年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任教于湖北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因“过激”被校方解聘。1924年病逝。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刘子通在请愿大会上的做法对开贞触动很大：“那样简单的一种实地训练给予了学生以多大的经验，多大的秩序，多大的力量呢！至少在我自己，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所接受的第一次的政治训练。” ^[29]

但请愿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提学使司下了一道很严厉的通令，禁止学生罢课要挟，借故生事。分设中学的都监督强迫开贞和张伯安带头复课。他说是郭张二人被乐山的中学开除之后走投无路，是他给了他们一条生路，如今却带头闹事，带坏同学，希望他们能够复课，改过自新。张伯安义正辞严地说：“‘士可杀而不可辱’，要斥退你就斥退吧。”于是，开贞和他的好朋友张伯安再一次面临被斥退的危险。

开贞回乐山休息一月。这个月中他忧心忡忡，没有会见老同学和朋友们。有一个朋友写信责备他，他回了一封信。信中说：

盖祸切目前，心力毕是灌注，肆用行道匆匆，未为请辞耳。矧丈夫生别，弟以为当磊磊落落，笑傲低昂，不应唱缕缕阳关，绵绵延延，如儿女子悲，如驽骀恋栈。且降生不辰，遭国阽危，奋飞高举，以蕲去患，吾辈之职也。日暮路远，古人用以兴悲，故我与足下，分道扬镳，各有所怀，敢抚心自问，总皆有蕲裨益。 ^[30]

开贞认为在国势危急的关头，不能再儿女情长，而应立志“奋飞高举，以蕲去患”。这种志向和气魄，决定了他后来能够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来。

就在这个时候，郭开文回到了成都。郭开文从日本留学回国后，通过考试得到法政科举人的头衔。宣统年间，郭开文以七品京官的身份在民政部管缮司任职。不久回到四川，担任了法政学堂等校的教员。6月，郭开文担任提学使司检室中教委员。都监督希望郭开文能在分设中学开设课程，这样，开贞和张伯安就没有被斥退。 R1P0R8N0vq7knHhBnWZUK45cPJ4z+vuqH0+UfjWSRR0jCb3ooLLKkWgERGjrq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