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郭沫若在从事甲骨文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内文坛论争。

《大众文艺》由郁达夫编了六期，陶晶孙接手后主编了第七期，他把这期寄给了郭沫若。郭沫若看后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了日本“大众文艺”的情况，并对国内的“大众文艺”提出了希望：“大众文艺！你要认清楚你的大众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是全世界的工农大众！”“在清醒的责任观感之下，在清醒的阶级理论之下，你去把被人麻醉了，被人压迫了，被人榨取了的大众清醒起来！” ^[33]

不久，郭沫若又写了《普罗文艺的大众化》，他认为：“文字在理论斗争上是绝好的武器，然而在大众的教导上却几乎是一种对敌（Antagonism）”，“能与大众接近的艺术的形式，自然是绘画，戏剧，影戏，音乐（广义的音乐），我们应该把我们从前的努力多多的用到这一方面来，换一句话说，便是希望长于这一方面的朋友，多多的做一番积极的工作” ^[34] 。他还提倡弹词、大鼓书、评书等大众文艺体裁。

1930年初，郭沫若写作了《文学革命的回顾》，用新的观点系统回顾了新文学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文学革命，是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改变为近代资本制度的一种表征”，“近世资本制度时代的社会意识是尊重天赋人权，鼓励自由竞争，所以这时候的文便不能不来载这个自由平等的新道。这个道和封建社会的道根本是对立的，所以在这儿便不能不来一个划时期的文艺上的革命”。“这就是文学革命的意义，所以它的意义是封建社会改变为资本制度一个表征。”文学革命“第一义是意识的革命，第二义才是形式的革命”。文学革命有一个潜流期，那就是梁启超、章士钊、严复、林纾等人的作品和清末的白话小说，经过了这个潜流，直到五四时期才爆发出来。《新青年》上“反对封建的贵族的文学”与“建设自由的平民的文学”两个口号十分精当地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本质。至于胡适所谓的白话文学的观念，根本没有抓住文学革命的本质。前期创造社虽然和《新青年》群体和文学研究会有过论争，但“他们主张个性，要有内在的要求。他们蔑视传统，要有自由的组织”，“同样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不能遂其自然成长的诅咒”。五卅运动后，“他们之中的一个，郭沫若，把方向转变了”，创造社内部出现了分化，“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对立，明白的说便是无产派和有产派的对立”。直到1928年后期创造社办了《文化批判》，“创造社的新旧同人，觉悟的到这时候才真正的转换了过来，不觉悟的在无声无影之中也就退下了战线”。所以，“它以有产文艺的运动而产生，以无产文艺的运动而封闭。它的封闭刚好是说无产文艺的发展，有产文艺的告终” ^[35] 。郭沫若对新文学历史的叙述，影响了以后的新文学史的编撰，成为20世纪50—70年代新文学史的主流叙述范式。

在中共中央的干预和劝说下，鲁迅和冯乃超、冯雪峰、潘汉年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郭沫若将《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税捐给“左联”以示支持。

5月，针对鲁迅的《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的部分观点，郭沫若发表了《“眼中钉”》。文章最后指出：“创造社这个小团体老早是已经失掉了它的存在了，‘语丝派’这个小团体现在已由鲁迅先生的自我批判把它扬弃了。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 ^[36] 郭沫若曾经批评过鲁迅，现在组建“左联”了，郭沫若要打消以前的流水账，这体现了郭沫若在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中，多数时候不是站在个人立场，而是站在团体的立场上在发言。 /t8+z9lHvgTDcJJIXkld3t9vDZWZrJXjNdNsrcp6SIx+L3RPsVBbAb9jKiqY5U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