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郭沫若关于《易经》《诗经》《尚书》的研究完成后，他开始了反省。这三部著作“尽管是为一般人所相信的可靠的书，但那是在世上传了几千年的，有无数的先人之见掺杂了那儿，简编既难免偶有夺乱，文字也经过好些次的乱写，尤其是有问题的，是三部书的年代都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我从那三部书里面所建筑出的古代观，便不免有点总是蜃气楼的危险” ^[18] 。何况，《易经》相传是殷周之际的作品，为什么在那么远的时代就能有辩证式的宇宙观？这跟相传为同时代的《诗经》《尚书》中以人格神为支配的观念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这三部著作的真实创作年代是不是弄错了呢？要研究古代中国，如果材料的时代性都没弄清楚，得出的结论肯定会有问题。如果这些材料不可靠，那地底下发掘出来的考古材料，尤其是甲骨文和青铜器，必定是可靠的。

甲骨文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问。1899年，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甲骨和甲骨片上的文字，经过罗振玉等人的整理，出版了《铁云藏龟》（刘鹗编）、《铁云藏龟之余》（罗振玉编）、《殷虚书契前编》（罗振玉编）、《殷虚书契续编》（罗振玉编）、《新获卜辞写本》（董作宾编）等甲骨文著作，学术界逐渐形成了“甲骨学”。在郭沫若研究甲骨文时，中央研究院先后十五次组织发掘殷墟，挖出甲骨两万多片，董作宾编成《殷虚文字》甲乙两编，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郭沫若对甲骨文的兴趣很早就有了，他本科时期的同学钱潮回忆说：

人们一般知道沫若在三十年代初研究甲骨文，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颇见成效，殊不知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为日本和国内报刊上介绍的殷墟出土文物所陶醉了。凡所见有关甲骨文照片和摹本，他从不轻易放过，有文必读，认真考察。有一段时候，我常常见他扑在桌上东拼西凑，依样画葫芦，原来是在搞甲骨文拓片照片等。“自操典籍忘名利，欹枕时惊落蠹虫”。他的钻研精神，我自钦服不已。十年后，沫若在甲骨文考释，作出了超越前人的卓越贡献，和这段时间的良好基础是分不开的。 ^[19]

甲骨学是一门高精学问，不仅需要对先秦历史掌故十分熟悉，更需要丰厚的古文字音韵学知识的积淀，仅有兴趣是不够的。郭沫若自幼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又十分聪慧。他下定决心要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成就来。

郭沫若在冈山念书时，曾记得图书馆目录中有王国维和罗振玉关于甲骨文的著作。郭沫若记得这些书名，于是跑去书店看，才发现这些著作十分昂贵。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四册虽然只是甲骨文拓片影印而成，却要价四百元大洋。他只好到东京上野图书馆去借阅该书。由于没有相关参考书，郭沫若根本就不能辨识这些文字。于是他前往文求堂书店，店里虽然有《殷虚书契考释》，但要价太高，郭沫若买不起。

文求堂书店的老板田中庆太郎“对于中国的版本却有丰富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可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 ^[20] 。在他的指点下，郭沫若通过新闻记者山上正义的帮助，联系上了自己大学时的老师藤森成吉。藤森成吉和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是同学。靠着藤森成吉的介绍信，郭沫若用了山上正义的假名“林守仁”，顺利进入东洋文库。

东洋文库关于甲骨文、金文的著作应有尽有，郭沫若大开眼界。1928年9、10两个月，除周末外，他每天早出晚归，整日泡在东洋文库里。在上野书店初见甲骨文时，郭沫若两眼一抹黑，啥也不认识。现在靠着王国维的《殷虚书契考释》，仅仅花了四五十天工夫，郭沫若就将东洋文库藏有的甲骨文金文著作全部读完了，而且完全读懂了。郭沫若对王国维十分感佩，他认为《殷虚书契考释》“一首一尾都有他做的序，不仅内容充实，前所未有，而文笔美畅，声光灿然，真正是令人神往” ^[21] 。郭沫若还读到了《观堂集林》以及一些考古报告。这些让他对甲骨文时代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0月，郭沫若完成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他以摩尔根《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理论依据，认为“商代的产业是以牧畜为本位，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一幕戏为中心的原始共产社会”。周代是奴隶制。因为发明了铁器，农业迅速发达起来，“终竟把殷室吞灭了，而且完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周室东迁后，中国社会由奴隶制逐渐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直到1911年以后，“资本制革命的形式总算是具备了”。这篇文章在《思想月刊》发表时署名杜顽庶。这个笔名表明他不服国民政府，反抗到底的决心。

在古代社会研究的间隙，郭沫若翻译介绍了不少世界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名著。11月底，他翻译的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分别在上海现代书局和乐群书店出版，译者署名易坎人。后来关于辛克莱的翻译，郭沫若都署名易坎人。郭沫若对这个笔名解释说：“我自己是一个重听者，在斑疹伤寒痊愈之后，虽然静养了一年，而听觉始终只恢复到半聋以下的程度。《易经》上的坎卦，其‘于人也为聋’，故我这个聋子便取名为易坎人。” ^[22] 接下来两年，郭沫若还翻译了辛克莱的《屠场》和《煤油》。郭沫若认为，辛克莱的“立场并不是Marx-leninism，但要说他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又多少脱出了。他假如是生在俄罗斯，可以称呼为‘革命的同伴者’。所以我翻译他的作品，并不是对于他的全部的追随”。但郭沫若还是充分肯定了辛克莱：

他是坚决地立在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反帝国主义的立场的。他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从内部来暴露资本主义的丑恶，他勇敢的暴露了，强有力的暴露了，用坦克用四十二珊的大炮全线的暴露了，这是这位作者最有光辉的一面。他的精神是很强韧的。他有周到的用意去搜集材料，他有预定的计划去处理材料，他能坚忍不拔地把当前的一种对象彻底的克服。这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便是结构的宏大绵密，波澜的层出不穷，力量的排山倒海。他的一些作品，真是可以称为“力作”。这些态度，是充分地可让我们学习的。 ^[23]

遗憾的是，这三部书都因“普罗文艺”或“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先后被查禁。

1929年2月，郭沫若与李一氓合作翻译了《新俄诗选》，它收录了布洛克、马亚柯夫斯基等十五位诗人的二十四首诗。这本书主要是李一氓从英文翻译过来的，郭沫若进行了润色。郭沫若说：“国内的人很渴望苏俄的文学，而习俄文的友人又多无暇顾及文学作品的翻译，所以目前在便宜上也只好以重译的办法来疗救一般的渴望了。”《新俄诗选》所选的诗只是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作品，还不足以代表苏联的精神。“不过我们从这儿总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大潮流和这潮流所推动着前进的方向。” ^[24]

1929年2月初，创造社被查禁。郭沫若每个月生活费的来源断绝了。虽然靠着安娜的勤俭节约和帮人洗衣服，一家人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还略有结余，“但我对于古代的研究不能再专搞下去了。在研究之外，我总得顾计到生活” ^[25] 。郭沫若更加发奋进行自传写作和翻译介绍的工作。

张资平给郭沫若写信，代乐群书店约郭沫若翻译《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这正合郭沫若的心意。

接触甲骨文、金文后，郭沫若感到有具备考古学知识的必要，于是找到德国人米海里司写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来读，一边读就一边陆续翻译。郭沫若认为：中国的考古学，直到新文化运动时仍很落后；而“欧美各国在短时期之内，无论是地上的考查，地底的发掘，几乎把所有的领域都踏遍了。旧大陆的西半部就好像行过了开腹手术一样，已经把五腑六脏都阐明无遗，学者的征箭自然是不能不集注在这东半部的少女地——我们的所谓‘赤县神州’了” ^[26] 。

《美术考古学发现史》着重介绍了19世纪欧洲考古发现的进程和研究方法，对田野考古学作了综论和概述，这对于郭沫若从事考古研究有很大帮助。多年后郭沫若还深情地回忆起这本书：“假如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得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我得的教益太深，故我不能忘情于这部书。” ^[27]

郭沫若本来要接着《我的幼年》往下继续写作自传，但这项工作中止了一年。因为他“自己实在有点怀疑，我这样的文章对于社会究竟有无效用。个人的吃饭当然是要解决的问题，而在已经睁开了眼睛的人，一言一动都应该以社会的效用为前提，换句话说，便是对于理想社会实现上的政治价值要占一切价值的首位。假使白费地写作一些无意识的文字，这写作本身就是一项罪恶。这是使我踌躇的一个重大原因”。但不久他接到一位“未知友”的来信，信中说：“材料什么都可以，形式也什么都可以，主要的是认识！” ^[28] 郭沫若从这句话中得到了力量，鼓起勇气在1929年完成了《反正前后》。

《反正前后》记述了1910年至1911年郭沫若在成都读书期间特别是对四川保路同志会运动和辛亥革命的见闻。出版后被国民党查禁两年，后来经过郭沫若修改，更名为《划时代的转变》重新出版。《改版说明》称该书“为郭沫若先生自叙传中的最重要的一本。他抓住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度向资本制度转换期中的主要现象，以他自己的思想的转变上完全表现了出来”。后来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说，他认为这本书写得很好，跟当时他在长沙经历的情况十分相似。

郭沫若还完成了《黑猫》。这篇自传记述了他和张琼华的婚姻悲剧。郭沫若说：“我自己的那场结婚的插话，现在要想把它追述出来，那真是一场痛苦，一场耻辱，一场悔恨。”“这也是那种过渡时代的一场社会的悲剧，这悲剧的主人公，严格的说时，却不是我，我不过适逢其会成为了一位重要演员，我现在以演员的资格来追述出那场悲剧的经过罢。” ^[29] 其实，在包办婚姻之下，郭沫若和张琼华都是悲剧的主人公。 L8YZ2XBIZVEG7vY4YEYFXWSSikcqJ0bBa7Adr28mm13USu3AcrI5joWLB6kRz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