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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创造社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人在文艺界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的风暴,对郭沫若有着深刻影响。他开始更加努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不仅是科学的文艺论,更广泛地涉猎到了一般的意识形态:哲学、经济、历史等等” [10] 。他不仅广泛阅读,还着手翻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作品。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中,他认为:“要使这种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地善于使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因而我的工作便主要地倾向到历史唯物论这一部门来了。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11]

郭沫若想起小时候读过的《易经》来,其中不是有很多辩证法的因素吗?于是他在一家旧书店花六个铜板买了本《易经》,花八天时间完成了论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

这篇文章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易传中辩证的观念之展开”两部分。通过《易经》考察了周代的渔猎、畜牧、商旅、耕种、工艺(器用)、家族关系、政治组织、行政事项、阶级等等,并用《大学》《中庸》与《易传》参证。文章认为:“儒家理论的系统,全体就是这样的一个骗局。它是封建制度的极完整的支配理论。我们中国人受它的支配两千多年,把中国的国民性差不多完全养成了一个折衷的改良的机会的国民性。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改头换面地表彰着儒家的理想,想来革新中国的社会。” [12] 这跟他后来对儒家的推崇大不相同。

就在成仿吾访问郭沫若时,东京左翼文人藤枝丈夫和山田清三郎到郭沫若家采访他们,写成《中国的新兴文艺运动》《访中国的两位作家》刊载于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机关刊物《战旗》杂志上。文章称赞郭沫若“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并认为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需要向中国借鉴经验。文章还说“鲁迅在中国文坛受着清算”。后来鲁迅看到了,曾经奚落过他们。

也许因为《战旗》上的文章所表露出的中日两国左翼文化人联合的征兆惹怒了日本警方,加上成仿吾从欧洲给郭沫若的长信被警方发现,8月初,郭沫若被带到警察局,审讯扣押两天两夜。因为实在抓不到把柄,也有可能是在安娜的求助下,平田薫从中斡旋,警方将郭沫若释放了,但警告郭沫若要循规蹈矩,否则随时可能剥夺他的自由甚至生命。“我的行动以后一直是受着了两重的监视:一重是刑士,一重是宪兵。但事实上还不仅止这两重,而是在这两重之外,还有重重的非刑士、非宪兵的日本人的眼睛,眼睛,眼睛!” [13]

受郭沫若牵连,村松梢风和小原荣次郎等对郭沫若有过帮助的日本朋友也被拘留。郭沫若出狱后去看望他们,他们却冷淡了很多。郭沫若的邻居也以戒备而轻视的眼光打量着郭沫若一家。

在安娜的要求下,郭沫若一家搬到不远处的真间山居住。这处居所让郭沫若感到很满意:

这是一座相当僻静的家。它有一间书房,一间正室,一间侧室,附有玄关间、厨房和浴室。背着真间山,坐北向南。屋前有一条甬道,东西横贯。东头是大门,西头是一区水井地带。以短短的栅栏隔出后门,和外面的一带小小的死巷相通。经过那死巷可以通往街道。那便是北通真间山、南通市川镇的大道了。大门倒是向田野开放着的,隔不两家便是田畴了。大门内有一片园地,只在篱栅边种了些樱花树和夹竹桃之类,地面空旷着,在等待着居住的人把它辟成花园或者菜圃。这园地在房屋的东头,可接受全面的阳光,小小的书斋便是面临着这片园地的。书斋在东南两面开窗,窗外有回栏可凭眺,的确是可以够得上称为小巧玲珑。 [14]

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名著主要就是在这个书斋里完成的。郭沫若在院子里亲手栽种了一株大山朴。“这种植物,在日本常见,我很喜欢它。我喜欢它那叶象枇杷而更滑泽,花象白莲而更芬芳。” [15] 郭沫若对这处住所感情深厚,1955年重访时写道:

山朴余手栽,居然成巨材。

枝条被剪伐,茎干尚崔巍。

吊影怀银杏,为薪惜古梅。

漫云花信远,已见水仙开。

他还说:“真间郁郁,江水青青,一木一石,都如故人。” [16] 可见对其感情之深。

但市川当地的警察和东京方面的宪兵,每隔一两天就要登门来看看,有时候甚至直接从后门窜到正屋,询问郭沫若一些问题。虽然他们最多半个小时就离开了,却让郭沫若整天心情郁闷。这些人穿着马裤,套着黑色的长筒马靴。郭沫若每每听到马靴的声音,就好像自己的脑袋被它们践踏着一样。“让日本帝国主义的横暴,虽是小规模、而却十分形象化地对我表演着。这所给予我的反应,是永远不能模棱下去的,它使我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 [17] 郭沫若有时候也梦见国内的战争,有一次他甚至梦见自己在南昌被执行枪决,行刑者却是他的朋友。

郭沫若花了几角钱从东京买来《诗经》和《尚书》,1928年8月中旬,他完成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这篇文章他反复修改,直到10月中旬才定稿。

《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认为:“殷朝一代正是氏族社会转换到奴隶制国家的一种革命的时代”,“奴隶制的社会组织是在周初才完成,它的原因是在农业的发达。农业的发达是在铁的耕器的发明”。《诗经》《尚书》中所体现的宗教思想“是奴隶制下的支配阶级的根本观念,和《易经》上所表现的是一致”,即“人格神的存在”“神权政治的主张”“想以折衷主义来消灭辩证式的进化”。中国“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时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 ydHgvCpG1/kd3RIWkb3aEZubSstzfy7Z1VLiMjJGHltv93InjuH6lHiPD5oCq/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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