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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在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陪同下，化名为南昌大学教授吴诚，假托前往日本东京考察教育，乘日本邮船“卢山丸”赴神户，与先期到达的安娜和孩子们会合，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
他们抵达东京后，安娜主张投奔她的老朋友花子夫人的娘家。斋藤夫妇正靠着给留学生出租房屋度日。他们很高兴地接待了郭沫若一家。但他们清楚，郭沫若是要人，一定会引起警方的注意。郭沫若一家在斋藤家只能是暂住。
郭沫若想起了大众文学作家村松梢风，他在北伐前曾在上海跟郭沫若有过交往，如今正在编辑《骚人》杂志。郭沫若和安娜来到《骚人》社，受到了村松的欢迎。村松建议郭沫若搬到东京郊区去，这样既便于孩子们的教育，也方便郭沫若的写作。村松还带着郭沫若拜访了安娜的仙台老乡横田兵左门卫。
横田是一位剑侠，交游广泛，性格豪爽。日本检察机关的高层、主管思想犯的平田薫是横田的同学。横田赞成郭沫若一家搬到市川去住。市川与东京一江相隔，地处江户川畔，为东京郊区与千叶的交界部。选择这种地方居住，是防着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在互不隶属的两地间回旋。
横田带着郭沫若拜访了平田薫。平田认为郭沫若可以不必声张，只需要和地方上接个头就可以了。他还写了一封介绍信，把郭沫若介绍给当地的地方检事樋口。横田又陪着郭沫若去见了樋口。樋口也是六高毕业生，和郭沫若是先后同学。于是樋口检事又亲自领着郭沫若去和市川的警察局长见面。“经了检事亲自出马介绍，警察局长当然是奉命唯谨，没有第二句话好说了。” [1]
就在郭沫若为在市川居住奔波的时候。诗集《恢复》在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这部诗集是郭沫若年初时大病恢复期的创作。他写这本诗集时又重新体会到了灵感来袭的兴奋和激情。国内的后期创造社成员要想成立一个政治组织。“他们写信给已在日本的郭沫若，征求他的意见。郭沫若大不赞成，说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你们应当同共产党合作，不应当另起炉灶。他们接受了郭沫若的意见。” [2]
不久，郭沫若完成了《我的幼年》的写作。这本书从叙述家世和出生开始，回忆了从入家塾开始到进入乐山高等小学、嘉定府中学堂的求学经历，侧重表现幼年郭沫若的叛逆精神，也客观反映了晚清时期乐山的风俗民情和中小学教育情况。在年底写的前言中，郭沫若戏谑地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3] 该书1929年4月在光华书局出版，9月被国民党以普罗文艺的罪名查禁。1933年改名为《幼年时代》出版，次年2月被查禁。1942年以《童年时代》为名在重庆作家书屋出版，后来收入《沫若文集》时改名为《我的童年》。
5月，创造社出版部还出版了郭沫若的《水平线下》和《沫若译诗集》。创造社被封后，《水平线下》改名为《后悔》，于1933年10月在光华书局出版，出版次月就以普罗文艺的罪名被查禁。6月，创造社出版部又出版了《沫若诗集》和郭沫若翻译的尼采著作《查拉图司屈拉钞》。创造社频频出版郭沫若著作，部分原因是为了兑现每月汇给郭沫若一百元的承诺，以便让他一家人在日本的生活无后顾之忧。
郭沫若在市川住下后，成仿吾去欧洲途经东京时去看望他。成仿吾告诉他，国内谣传，他被日本政府解送回国，已经被杀害了，北平的报纸上登载过消息，有人还写了长诗悼念他。郭沫若听完后十分感动：“国内国外的年青朋友们这样对于我关心，不是他们给予了我无上的安慰和鼓励，不是他们使我感觉着有强有力的支柱在扶持着我吗？无论在怎样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便隐没下去的。” [4] 成仿吾这次邀请郭沫若同往欧洲，但因为经济和家庭的原因，郭沫若无法成行。
成仿吾和郭沫若谈到了后期创造社的情况。北伐失败后，郭沫若退隐上海，曾想着改造创造社。他发动李一氓和阳翰笙参加创造社，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请求跟鲁迅合作，鲁迅欣然允诺。1927年底，上海《时事新报》曾经刊出《创造周报》复活的广告：“时代滚滚地流去，转瞬之间，在我们文艺界喧睡着的当中，时代又已经前进得离我们很远了。”“我们不甘于任凭我们的文艺界长此消沉、任凭我们的文艺长此落后的几人，发愿恢复我们当年的、不幸在恶劣的环境中停顿了的《创造周报》，愿以我们身中新燃着的烈火，点起我们的生命与我们消沉到了极点的文艺界，完成我们当年未竟的志愿。”列名的有鲁迅、化名为麦克昂的郭沫若，以及成仿吾、蒋光慈等人。
郭沫若这个计划事先没有征求成仿吾的意见，而成仿吾另有打算。他去日本“和另外一批朋友，订了一个新的计划，便是要把创造社作为明朗的思想战的基地，要尽力从事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推阐工作。这一批朋友便是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冯乃超、李铁声。他们是少壮派，气锐非常，革命情绪火热地高涨，就为了推行这一计划，大都临到大学快毕业了，把毕业试验抛弃，陆续先仿吾而回到上海” [5] 。他们回来后坚决反对复活《创造周报》，而是另外办了《文化批判》。
郭沫若觉得十分为难，“假如我要坚持我的主张，照当时的情形看来，创造社便可能分裂。这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想到自己即将出国，“仿吾对于将来的创造社要负更多的责任，照着他所乐意的计划进行，精神上必然更加愉快而收到更大的效率。更何况新的主张，虽然危险得一点，说不定是更合理的办法，没有经过实验，我也不好凭空反对，因此我也就退让了” [6] 。
仿吾这次来告诉郭沫若，创造社“把鲁迅作为了批判的对象，让蒋光慈也被逼和另一批朋友组织起太阳社来了。于是语丝社、太阳社、创造社，三分鼎立，构成了一个混战的局面” [7] 。郭沫若虽然觉得这样的混战很不妥，但他毕竟是创造社的元老，他要支持创造社的年轻人。
也许是受成仿吾的影响，6月1日，郭沫若写作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以杜荃的笔名发表在8月份的《创造月刊》。
郭沫若说，在读到《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前，他认为鲁迅“是一位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他对于旧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已经怀疑，而他对于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又没有确实的把握。所以他的态度是中间的，不革命的——更说进一层他或者不至于反革命”。但读了这篇文章后，他认为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虽然郭沫若始终没有明确表示这篇文章是他写的，但学界已经公认是出自他的手笔。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批评，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这是“鲁讯所遭受的最尖刻的批评与公开谴责” [8] 。还有学者认为，郭沫若“连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都没有闹清楚，对鲁迅的作品更是完全无知，居然如此气势汹汹地开骂，给鲁迅扣上这样大的帽子，这能说有半点实事求是之心吗？这类文章又能叫做什么文艺批评呢？” [9] 虽然郭沫若抱着新的阶级意识，但这篇文章的确过火了，对转变中的鲁迅没有了解，不利于团结鲁迅共同战斗。但郭沫若后来不承认这篇文字，则多少有悔其少作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