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3月30日，郭沫若同朱克靖到达南昌，住在第四军党代表朱德家里。31日，郭沫若花一整天的时间在朱德家里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反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章以他的亲身经历，揭示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真面目。

郭沫若在文章说：“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他对待民众就是这样的态度！一方面雇用流氓地痞来强奸民意，把革命的民众打得一个落花流水了，他又实行武力来镇压一切。这就是他对于我们民众的态度！他自称是总理的信徒，实则他的手段比袁世凯、段祺瑞还要凶狠。他走一路打一路，真好威风。”“他第一步勾结地痞流氓，第二步勾结奉系军阀，第三步勾结帝国主义者，现在他差不多步步都已经做到了，他已经加入反共的联合战线，他不是我们孙总理的继承者，他是孙传芳的继承者了！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我在南昌草写这篇檄文，愿我忠实的革命同志，愿我一切革命的民众迅速起来，拥护中央，迅速起来反蒋！” ^[50] 文章公开了郭沫若与蒋介石的决裂，并寄希望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希望他们能够迅速解决掉蒋介石。

4月3日，郭沫若离开南昌到达九江，但他听到的消息很不妙。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不仅没有免掉蒋介石的职务，还任命他为第一集团军的总司令。同时，他又收到邓演达的来信，要他火速到上海就职。看到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妥协，郭沫若不禁悲从中来，他预感到了革命的失败。在4日的日记中，郭沫若写道：

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总觉得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我的路径已经是明了了，只有出于辞职的一途。始终是一个工具，但好在是被用在正途上的工具。我当然没有悲愤，结果是我太幼稚了。别的同志们都还幼稚，多视我为转移，而我自己也太幼稚了。种种的凑巧与不凑巧凑成了现在的局面。我好象从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抛撇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51]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郭沫若的预感十分准确。

4月8日，郭沫若在南京得知总政治部上海分部被蒋介石查封。9日，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发布布告，宣布解散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国民革命军之总政治部，几为少数跨党分子及投机少年所独占。”“中正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实现三民主义计，乃不得不将淆惑军心，背叛主义，违反军纪，分散国民革命势力，破坏国民革命战线之总政治部下令查封。” ^[52] 就在这一天，郭沫若抵达苏州。得知总政治部上海分部十九名工作人员已经被捕，郭沫若派辛焕文前往上海调查。但辛焕文迟迟未归。郭沫若于11日中午拟好致蒋介石的电文：

南京总司令部蒋介石先生大鉴：沫若现在苏州，阅报见上海总政治部已被查封，并拘捕同志十九人，不胜愕异。一切责任由沫若个人负担，不日即将踵赴行辕或前敌总指挥部自首，听受处分。惟彼十九位同志皆年少有为，缧绁非其罪；应请速电前方，迅予释放为望。沫若叩。 ^[53]

同时，他还写好了遗书：将每年两三百块钱的版税留给妻儿，并希望妻子能够再嫁，即便嫁给日本人也行，只要是真正爱她的，三个孩子可以选一个过继给总政治部的苏联顾问铁罗尼。但在惊惶之中，辛焕文却回来了，报告上海的情况并不如想象中的严重。事实上，就在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针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

南京的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张群、陈立夫、李仲公联名呈文中央党部：

窃属部执行委员郭沫若平日趋附共产，其言论举措时有危害本党情事。讵最近有所作《请看今日之蒋中正》一编，尤属甘心背叛肆意诋诽，甚至捏造是非……该郭沫若但快一己之私，百凡竟置不恤，其辣手狠心、倒行逆施，实属罪大恶极，无可宽假。兹经属部第三次执、监联席会议，胡委员逸民等提出弹劾，经全体可决，对于该反动分子郭沫若应予以严厉处分，除从四月二十一日起停止其执行委员职权外，敬恳大部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实感公便。 ^[54]

5月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十八次会议议决，批准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呈文，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为由，开除郭沫若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并就此致函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秘书处将该函呈报胡汉民批准后，10日，秘书处以通函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部、各军军部、各独立师、各要塞司令、各省政府，要求查照通缉办理。7月15日，汪精卫领导的武汉的国民党“右转”，决定“清党”，解聘苏联顾问鲍罗廷，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

中共中央和部分国民党左派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任命郭沫若为宣传委员会委员、主席。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决定解散政治部，但希望郭沫若能够跟着他东渡日本。郭沫若哪里能够同意呢？他坚持要到南昌去。张发奎没有阻拦，用铅笔随便在一张纸上写了给南昌方面的四点意见，没有署名，让郭沫若带往南昌。这成了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龚彬等前往南昌的政工人员的通行证。

四个人带着勤务兵坐了两架手摇车，工友们知道他们要去南昌，都非常卖力。8月4日，他们在九江和南昌之间的涂家埠遭遇乱兵，郭沫若被群殴，勤务兵失踪，行李也被抢劫了。但总算保住了性命。这次被打给郭沫若造成了心理阴影，他后来还常常梦见自己遭了严刑，受伤了不能走路。

4日晚，郭沫若一行赶在起义部队离开前抵达南昌。他们被引荐到贺龙处，不久周恩来也赶来了。郭沫若还见到了谭平山、恽代英等人。大家都十分兴奋。郭沫若被派在总政治部工作。第二天，郭沫若就随前敌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机关及贺龙率领的二十军向广东进发。8日抵达临川，政治部方才工作起来。

8月26日，部队攻占瑞金，郭沫若随革命委员会在此停留五天。在这期间，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郭沫若在中国共产党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加入，这是因为他充分认同中共的革命纲领。从此以后，郭沫若一直是中共的秘密党员，直到1958年以重新入党的方式公开其政治身份。

郭沫若经汀州、上杭、大埔、汕头、揭阳、普宁，参加流沙会议。周恩来、叶挺、贺龙等负责人在流沙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在人员的去留问题上做出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工作已经做得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好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55] 郭沫若和部分非武装人员跟队伍走散。他在农会会员的帮助下，只好从神泉至香港，于11月底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轰轰烈烈的北伐结束了，大名鼎鼎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开始了半隐匿生活。

回到上海的郭沫若，带着安娜和三个孩子在窦安乐路一栋小弄堂房子里住下来，他家周围都住着日本人，这是一层很好的掩护，同时，创造社每个月给郭沫若一百元，使他在生活上暂时不用太焦急，专心从事个人著作的整理和校订。1927年11月，他花十天工夫完成了《浮士德》改译。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许多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人士都前往苏联避难。郭沫若和李一氓等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通知李一氓去苏联留学，让郭沫若全家也都去苏联。但是12月广州起义后，国民党宣布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上海的苏联领事馆被人袭击，被迫关闭。此时从上海到苏联去的轮船只有一艘了。

这艘轮船预计12月上旬出发，郭沫若一家制作了一些皮外套，安娜打了很多毛衣，等待着出发。12月5日下午，郭沫若得到通知，次日动身，由人接到前往海参崴的苏联轮船。郭沫若十分兴奋，他可以到他渴慕的国度去了。6日，孩子们穿了一身新，都十分高兴，但是轮船临时改期，这改变了郭沫若的命运。

12月8日，郭沫若突发重病，头疼、高烧、浮肿，确证为斑疹伤寒，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处境，只好住进一家日本人开的私立医院。接下来两个星期里，郭沫若完全失掉了知觉。就在12月12日，去往苏联的轮船开走了，郭沫若一家就此失掉了去苏联的机会。

1928年1月5日，郭沫若拖着虚弱的身体出了院。他躺在床上休养，头脑非常清醒。诗绪陆续涌现出来，他用铅笔把这些诗记录在一个抄本上，后来结集成《恢复》出版。《恢复》完成后，郭沫若还编出了《前茅》《水平线下》《沫若诗集》《沫若译诗集》等集子，改校了《文艺论集》。

---

[1]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99、200页。

[2] 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0、8、20页。

[3] 郭沫若：《创造十年读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05、206页。

[4] 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9、20页。

[5] 郭沫若：《新时代·序》，屠格涅夫著，郭沫若译《新时代》，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

[6] 郭沫若：《行路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30页。

[7] 郭沫若：《到宜兴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30页。

[8] 同上。

[9] 同上书，第373、374页。

[10]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同上书，第217页。

[11]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40页。

[12] 郭沫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中国〉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3、304页。

[13]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31、232页。

[14] 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46页。

[15]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33页。

[16] 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48页。

[17]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34、235页。

[18] 郭沫若：《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34—137页。

[19] 邓颖超：《为郭沫若先生创作廿五周年纪念与五秩之庆致祝》，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

[20] 郭沫若：《文艺论集·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

[21] 河上肇著，郭沫若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21、22页。

[22] 同上书，第221页。

[23] 郭沫若：《社会革命的时机》，《洪水》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26年2月5日。

[24] 同上。

[25] 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26] 郭沫若：《社会革命的时机》，《洪水》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26年2月5日。

[27] 同上。

[28] 郭沫若：《社会革命的时机》，《洪水》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26年2月5日。

[29] 郭沫若：《序》，《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2页。

[30] 郭沫若：《社会革命的时机》，《洪水》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26年2月5日。

[31] 郭沫若：《上海的清晨》，《创造周报》第2号，1923年5月20日。

[32] 郭沫若：《新国家的创造》，《洪水》第1卷第8期，1926年1月1日。

[33]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

[34] 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35] 郭心崧：《中国经济现状与社会主义》，《学艺》第5卷第5期，1923年。

[36] 灵光：《读了〈穷汉的穷谈〉并〈共产与共管〉以后质沫若先生并质共产党人》，《独立青年》第1卷第1期，1926年。

[37] 郭沫若：《共产与共管》，《洪水》第1卷第5期，1926年11月16日。

[38]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文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73、277页。

[39]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4、35、43页。

[40] 邹鲁：《邹鲁自述1885—1954》，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41]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97、298页。

[42] 《褚民谊上国民政府呈》，《广州国民日报》，1926年5月14日。

[43] 《广大特别党部报告》，转引自蔡震《郭沫若生平文献史料考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44] 宋彬玉、张傲卉：《谈谈郭沫若早年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郭沫若学刊》，1987年第2期。

[45] 郭沫若：《纪念邓择生先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77页。

[46] 郭沫若：《北伐途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47] 郭沫若：《北伐途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19页。

[48] 同上书，第93、94页。

[49] 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50] 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29、143、148、149、152页。

[51] 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以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74、175页。

[52]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9日，转引自张静如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36、637页。

[53] 郭沫若：《脱离蒋介石之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93页。

[54] 《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呈文》，转引自倪墨炎《现代文坛灾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第118页。

[55] 郭沫若：《流沙》，《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43页。 vGl5XN5USf9lBSKdY59WJl4x5lPLLmrR66gGAwABXMzP30pItI5YWvSaZVrgDR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