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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18日，这一天是巴黎公社诞辰纪念日，郭沫若应广东大学之聘，偕郁达夫、王独清一行乘坐新华轮船，离开上海奔赴广州。此行揭开了郭沫若生命中的重要一页，他从一介文士开始介入实际政治。
国民党对广东大学相当重视。“一是西南的最高学府，二是本党革命人才的大本营。” [40] 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大学校长邹鲁与林森、谢持、张继等于1925年冬天在北京西山召开部分国民党中执委会议，公开反对“联共”政策，因此被国民党罢免广东大学校长。罢免邹鲁后，国民党接受李大钊推荐，任命北京大学教授顾孟馀为广东大学校长。但顾孟馀迟迟不就职，于是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公博担任代理校长。由于包括文科学长陈钟凡在内的大批教职员随同邹鲁离开，陈公博上任后最感头疼的就是延揽人才。正在此时，瞿秋白、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向陈公博推荐了郭沫若。陈公博大概看过郭沫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与革命的系列言论，对于郭沫若的思想深表认可，于是发出聘书。
3月23日，郭沫若等人抵达广州，先此到达广州并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兼预科教授的成仿吾到码头迎接，创造社三鼎足在广东聚首。
当天上午，郭沫若就到林伯渠的家里。林伯渠不在家，郭沫若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郭沫若后来回忆这次见面时写道：“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 [41]
林伯渠将郭沫若带到了广东大学。此时，广东大学校长已由褚民谊接手。郭沫若在广东大学所做的最为引人注目的事情，是革新广东大学的文科教务。
4月中旬，郭沫若接到以朱念民为代表的百余名文科学生的集体请愿书，要求郭沫若转请校长解雇“不良教师”。郭沫若随即向校长褚民谊汇报该事，并提出解决方案：即允许学生在开课一个月后重新选修课程。这事实上是肯定学生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估，在当时是十分大胆而独特的改革。褚民谊同意了这一方案。
郭沫若将改革方案以文科学长告示的形式张贴在校园，引起了轩然大波。教育系主任兼文学及专修学院教授黄希声串联二十六名教员召开会议，于4月21日宣布罢教，并给校长写报告，称郭沫若“蔑视校规，捣乱学程，侮辱教员”，要求校长“罢斥”郭沫若。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部在毕磊的领导下，召集了五百余人的党员大会：“拥护为学生谋利益之褚校长及郭学长”，“拥护褚校长郭学长改革文科之计划”。同时，校园里出现了“解决饭桶，煽动罢课”“打倒一切饭桶，无论西式，基督教徒，古董，八股先生，都要打倒”等标语，给那二十六名教师和校方施压。4月28日，文科全体学生致信褚民谊，称二十六名教师中有石瑛等十一名教师是为人蒙蔽的好教师，希望校方请他们返校复课。这一分化策略被褚民谊采用，他随即要求郭沫若分别函请这十一名教师复课。郭沫若立即照办。这十一名教师接到郭沫若的公函后都重新返校上课。不久，国民政府认可褚民谊的处理意见，将一直拒绝复课的十五名教师全部“从轻处分，即日免其职务，不使借本校教员名义在外煽动，以正学风” [42] 。
广东大学文科教务改革以郭沫若的胜利结束。广东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发表公开信，将郭沫若推动的教务改革和学生的择师运动评价为“广东青年界革命化之征象”，并在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各科学长，只有文科学长郭沫若先生，很能帮助党务的进展”，“他的文字和演说，很能增加党化宣传的声势”，“能够在重大问题发生的时候，有彻底的革命表示和主张”。 [43] 差不多同时，郭沫若向校长推荐鲁迅，希望校方聘他来广东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文科教务改革后，郭沫若希望加入国共两党。不久，毛泽东到郭沫若寓所访问，邀请郭沫若去农民讲习所演讲。后来，他们还多次接触，谈广州的形势和革命的发展。广东大学文科择师运动时，周恩来到广东大学演讲，郭沫若认识了周恩来。通过跟这些共产党人的接触，郭沫若认同共产党，向中共广东大学党总支部提出了入党申请。支部同意了他的请求，但粤区区委陈延年、恽代英等同志却希望他能够到军队或黄埔军校等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一段时间。5月中旬，褚民谊介绍郭沫若加入国民党。据当事人回忆说：“那时共产党员都参加国民党，要求入党的同志，也先参加到国民党里面进行锻炼。” [44]
加入国民党的郭沫若，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6月，他成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夏令营讲习班的教务工作负责人之一，并与蒋介石、周恩来等一起担任教师，他讲授了“革命与文艺”。不久，他又与吴稚晖、张太雷、何香凝等一起担任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支部暑期政治研究班教授。
此时，国民党决定出师北伐。陈公博担任主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改组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国民党广东大学特别党支部的工作被纳入到政治部的工作之中。6月21日，郭沫若与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等人参加了政治部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会议。
郭沫若参加政治部工作，一方面是因为政治部跟广东大学党部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一些共产党朋友的推动。当时邓演达担任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孙炳文担任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和邓演达是留德同学，关系十分亲密。孙炳文是四川人，是郭沫若的同乡，又曾受过广东大学的聘书。由于孙炳文的居中介绍，郭沫若跟邓演达熟悉起来。政治部新成立，组织、宣传、运动等方面都有很多计划和方案，可谓千头万绪。邓演达的工作方式比较民主，常常邀请各个团体有经验的人士以个人资格参与讨论政治部的工作。郭沫若与周恩来、恽代英、顾孟馀等人常常参加这样的会议。
孙炳文极力劝说郭沫若随军北伐，起初说可以担任“顾问”之类的空衔。政治部一直没有合适的宣传科科长，孙炳文又推动郭沫若担任这个实职。郭沫若答应了，邓演达“喜出望外”。在就职前，邓演达特意来到郭沫若的寓所，他说，郭沫若虽然做了他的下属，但以后仍然是要当“军师”看的。当时，很多人认为郭沫若担任这个职务是受了委屈，但在郭沫若看来：“实在是一个冒险的高攀”，“我对于政治工作在那时毫无经验，而政治工作的中心差不多也就在宣传，以一个外行人来担任这项中心使命，岂不是不度德，不量力吗？然而我是冒险地担任了”。 [45] 正如他所说的，这个职务虽然仅是个科长，但却负担着政治部的中心工作，可谓位低而权重。
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听说郭沫若即将参加北伐，纷纷来到他的寓所，深谈北伐问题。孙炳文特意为他饯行，并赠送郭沫若“戎马书生”的徽号，郭沫若觉得“十分夸耀，十分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