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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初，郭沫若与河上肇的中国学生叶灵光等人，各以《洪水》与《孤军》《独立青年》等杂志为阵地进行论战。郭沫若在论战中逐渐凸显出了列宁主义者的面孔。他在论战中表现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立场，这被中共高级领导人瞿秋白等人所看重，郭沫若开始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
河上肇与他的中国学生跟郭沫若之间，在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共产主义如何取代资本主义？需要经过什么样的途径？需要什么条件？在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回答上，郭沫若与河上肇及其中国学生之间有了分歧；同时，在运用这些问题分析中国问题时，郭沫若与河上肇的中国学生之间表现出更大的分歧。
河上肇指出，一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一个的社会组织对于一切的生产力尚有余地使其尽量地发展时，是绝不颠覆的；并且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在其物质的存在条件未舍孕于旧社会地胎内以前，亦决不会发现。”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期待着要求着于最近的将来有政治革命之爆发”。尤其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只是由强压地颠覆一切从来的社会秩序才能达到”。的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里体现出了张力。河上肇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的理论”，而《共产党宣言》则是“其原理之‘实际的应用’”。“一般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变的部分，具有真理性，而“实际的应用”则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对具体问题认识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在写作《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恩格斯“以为实现资本主义的组织向社会主义的组织推移的社会革命之可能性，在当时是已经具备着了的”。但到他们的晚年，尤其是恩格斯曾明确承认：“历史证明我们及和我们同见解的（即在一八四八年以为无产阶级之政治的革命在最近的将来是必要的见解）一切的人都是错了。” [21] 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河上肇认为：“社会之经济组织立于不能由权力者之任意而变更的物质的基础之上”，“以社会革命为目的的政治革命即使成功也只是单纯的政治革命而已。” [22] 他称在生产力还有发展余地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为时机未熟之政治革命，认为可能“会招致生产力之减退”。
关于时机不成熟的政治革命可能会导致生产力的倒退的观点，郭沫若是不能接受的。他明确表示：“我对于河上先生所说的‘时机尚早的社会革命是招生产力之减退，而终归于失败，即以此为目的之政治革命纵可成功，而其成功亦不限于政治革命而已’的话，我是不敢赞成的。” [23] “河上先生把革命解释为定要以资本主义之行将破产为前提，我恐怕有失马克斯的本意罢？” [24] “我对于这书的内容并不十分满意，如他不赞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我觉得不是马克思的本质。” [25] 他除了认为河上肇在论述时机不成熟的社会革命时论据不足，不足以说明问题外，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时机尚早之社会革命，在我看来，不见得一定有招致生产力之减退，以此为目的之政治革命也不见得仅仅限于政治革命，就是时机未熟之社会革命不见一定有什么危险。” [26] “社会革命之成败并不专在乎时机之早迟，而在于企图的方策之完备与否。” [27] 也就是说，即便在生产力尚有发展余地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通过政治革命的途径完成社会革命，只要方策完备，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争取共产主义的早日实现。
郭沫若反对河上肇的这一论点，源自他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我们已经发见了这种社会的因果律，我们人类难道真是自然的死物，不能采用何种手段来使旧社会早早发展到了尽头，使新社会早早产生吗？” [28] 这里显然可以见到尼采的影子，也有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后来郭沫若批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全书偏重于学究式的论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骨干——辩证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接触到” [29] ，主要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同时，在论述政治革命的时机问题时，郭沫若和河上肇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河上肇在讨论革命时仅仅着眼于生产力，以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来判断革命的作用；郭沫若除了着眼于生产力之外，还着眼于无产阶级的命运。“在私人资本主义未到破产之前，早早企图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革命，以‘缩短’而且‘缓和’大多数无产阶级的痛苦，岂不是于理当然，而且事实上亦不见得是不可能的事体么？” [30] 其实，郭沫若一直着眼于无产阶级大众，在很多诗歌里表达对他们命运的关心。比如在他创作于1923年后来收到《前茅》的《上海的清晨》中，他曾悲愤地写道：
马路上，面的不是水门汀，
面的是劳苦人的血汗与生命！
血惨惨的生命呀，血惨惨的生命
在富儿们的车轮下……滚，滚，滚，……
兄弟们哟，我相信就在这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
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 [31]
对于不同性质国家政权的区别，也是郭沫若不同于河上肇之处，在这里，体现出了郭沫若思想中的列宁主义特质。
郭沫若敏锐意识到国家政权的性质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性。“‘国家’这种制度可以有两种形式的成立：一种是旧式的国家，一种是新式的国家。旧式的国家是有产阶级所形成的，它是掠夺榨取的一种武器，它的本身就包含酝酿战争的毒素。新式的国家反对旧式的国家，它要采取公产制度，它当然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而它的目的是在实现永远平和。”“居今日二十世纪的世界，居今日深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我们中国，无论从学理上，从经济上，从人道上，都没有再提倡旧国家主义的余地了。我们真真是爱国的，我们真真是想救中国，想救我们中国人民的，我们是只有采取新国家主义的一条路，就是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厉行国家资本主义！” [32] 郭沫若在这里明确指出“新国家”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这是跟“旧国家”的本质区别。
列宁早在1917年就已经发表了《国家与革命》这部讨论国家政权的经典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明确指出：“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站在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 [33] 这实际上指出了政治革命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作为经济学家的河上肇似乎并不关心这部著作，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做出区分，从而不可能认识到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重要意义。河上肇甚至诉求在保持现有政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从而以不流血的方式进步到共产主义。受河上肇的影响，他的中国学生都没有将国家资本主义限定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下，他们主张保持现有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不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翻译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郭沫若给成仿吾写信并没有过多赞美作者河上肇，而是将最高的赞美给予了列宁：“我费了两个月的光景译完了此书，译述中我所最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平常当成暴徒看待的列宁，才有那样致密的头脑，才是那样真挚的思想家。” [34] 正是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郭沫若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看法，与河上肇及其中国学生明显区别开来，他认同列宁和苏俄的道路。
在《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中，河上肇没有针对某一国家进行具体讨论。但他的中国学生们回到中国后，开始运用他的理论讨论中国问题，郭沫若和他们的观点多有冲突。以郭心崧、林灵光等为代表的河上肇的中国学生，认为中国不具备进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条件，当务之急是在不改变现有国家政权性质情况下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诉求。而郭沫若则与列宁的观点多有契合，表达了在中国进行俄国式革命的追求。
郭心崧在《中国经济现状与社会主义》中认为，“中国内则产业还未发达，外则在于资本主义各国注视之下，欲蔑视环境，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非但成功之可能性很少，恐怕反会阻碍产业上之发展” [35] 。林灵光根据河上肇的理论，重申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观点。他认为这个观点是“基本原理”，至于对这个观点如何运用，各国可以有各国自己的特殊办法。在他看来，俄国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所以十月革命失败了。“而那一番的失败，则未始不是我们后进国很好的教训。”“以我之见，我们只须采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而不变更现经济制度，已可达到共产的目的，且可免除时机未熟之革命的危险了。” [36]
是否可以像郭心崧、林灵光所认为的那样，在不改变国家政权性质的情况下，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呢？郭沫若认为，处在帝国主义时代，“唯一的生路，不该是彻底地去反对他们的经济侵略吗？你要反抗他们的经济侵略，这第一步的手段不就是应该把那种种保护他们的条约废除，回头还要聚集起相当的资本来，和他们在经济场中决一死战？” [37] 显然指向了政治革命。
叶灵光是学艺大学的董事，他对于郭沫若的《穷汉的穷谈》等文章怀恨于心。郭沫若每月领取学艺大学一百五十元的薪水，叶灵光公开说，一个人每月拿一百五十元的薪水恐怕算不得“穷汉”。郭沫若正愁学艺大学日渐衰落而自己碍于情面抽身不得，于是顺水推舟辞掉了学艺的职务。
当郭沫若跟河上肇的中国学生论战时，一些共产党的精英，也正在跟国家主义进行笔战。瞿秋白等人注意到郭沫若的文章，十分感佩。
1925年冬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和左翼作家蒋光慈到郭沫若寓中拜访。郭沫若对这次拜访印象深刻：“是在午后一点钟的光景，是颇阴晦的一天。我正坐在楼下的小堂屋里看书，他们突然进来了。光慈在先，秋白在后，秋白戴着一副药片眼镜，一进门便取了下来。”郭沫若滔滔不绝谈孤军社，谈国家主义，谈日本的发展。“秋白是很寡默的，他只说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趁早把它写出来。” [38] 这次见面用了一个多小时。不久，瞿秋白去了广州，向广东大学推荐了郭沫若。郭沫若得以开始他的革命者的生涯。
在大革命的前夕，很多人觉得文学与革命不能两立。吴稚晖就说：文学不死，大乱不止。吴稚晖所谓的“文学”，是那种风雅之士所写的风花雪月的文字，这当然对革命有所妨碍。但在郭沫若看来，“文学”并不尽然全是那些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它还可以是革命的文学。1926年初，日本人所设的上海同文书院的中国学生班请郭沫若演讲，郭沫若后来将这次讲稿整理成《革命与文学》。在这篇文章中，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他理想中革命文学的形态进行阐明。“每逢革命的时期，在一个社会里面，至少是有两个阶级的对立。有两个阶级对立在这儿，一个要维持它素来的势力，一个要推翻它。在这样的时候，一个阶级当然有一个阶级的代言人，看你是站在那一个阶级说话。你假如是站在压迫阶级的，你当然会反对革命；你假如是站在被压迫阶级的，你当然会赞成革命。你是反对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反对革命的文学，是替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当然和革命不两立，当然也要被革命家轻视和否认的。你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自然会成为革命的前驱，自然会在革命时期产生出黄金时代了。”“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知道文学的这个公名中包含着两个范畴：一个是革命的文学，一个是反革命的文学。”“彻底的个人的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是追求不到的。你们不要以为多饮得两杯酒便是甚么浪漫精神，多做得几句歪诗便是甚么天才作者。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时代所要求的文学是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中国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一致。时代昭告着我们：我们努力吧，向前猛进！” [39] 郭沫若将文学区分为“革命的文学”和“反革命的文学”，此外没有第三种文学。郭沫若希望年轻人应该投入到革命的漩涡之中，他自己接受了广东大学的聘书，准备前往革命的大本营广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