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24年11月16日，郭沫若三十三岁生日这天，由于在日本生活过于窘迫，他只好带着妻儿再次回到上海。

郭沫若一家这次住在环龙路，因为家里没有雇用女工，安娜又不会说中文，郭沫若只好亲自去大仙桥买菜。他身上穿着十二年前置办的学生装和棕黄色的便帽，披着破外套，拎着很大的菜篮子。有一次因为即将出远门，他买了很多菜，篮子已经装满了。他在一个老妈妈的摊位前停留下来，又买了一些蔬菜，请老妈妈用包单包好。老妈妈亲切地跟他拉起了家常，问他是哪里的大司务，还指点他以后要带个大一点的篮子来，免得包单把蔬菜揉坏了。这样亲切的对话，令郭沫若十分感动。买完菜，他在市场上的面摊上吃面。经营面摊的是一对青年夫妻，女老板特意将郭沫若的餐桌整理得特别干净，吃完面后还给湿毛巾让他净面。郭沫若对这家面摊印象特别好，一年多常常去光顾，后来离开上海了还时常想念。卖菜的老妈妈，面摊的青年夫妻，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郭沫若从他们那里体会到朴素的阶级情感。

郭沫若回国的当时，正是浙江督军卢永祥与江苏督军齐燮元之间的战争结束时，一部分江苏士绅对于齐燮元十分痛恨，他们出资请孤军社派人调查战地惨状。由于都有留日背景，郭沫若跟孤军社私交不错。《孤军》杂志是郭沫若联系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封面是郭沫若题字。1922年，郭沫若曾经在《孤军》杂志上发表过两首诗：《孤军行》和《黄河与扬子江的对话》。所以，孤军社将他作为准同人看待，邀请他参加战事调查。这次调查江苏战事，孤军社兵分三路，请郭沫若调查西路宜兴一线，并担任调查报告的总编辑。

郭沫若十分感兴趣，带着周全平出发了，开始了一个星期的宜兴战事调查。他们到了南翔、真如、尚儒村等地，到处看见了战争所带来的惨状。

车过黄渡与安亭的时候，车上一位杨姓朋友给他指点着附近的战迹：“他指示些战壕给我们看，又指示了些安大炮的地方；指示了些打得大框小洞的农家房屋，又指示了些田地里戴孝的女子。田地里有些女人，髻上扎着白色头绳，在那里摘取飘零的败絮。火车过时，她们都瞠目地抬起头来。” ^[7] 郭沫若却并不同情这些女人，他认为她们应该反抗：“他们平时上粮纳税，要去供养一些猪，猪发了疯时要咬死他们，这有谁能够替他们流泪呢？” ^[8]

在蜀山镇上，郭沫若听人讲：“商桥地方有兄弟二人同行，遇着拉夫的兵士，便吓得跳河寻死。哥哥的一位熟悉些水性，乐得逃掉了，兄弟被溺死在河里。”郭沫若心想：“我觉得商桥的兄弟是懦弱得连兔子也还不如的人，他们有胆量跳河寻死，为甚么不回头与兵士们决一死斗呢？”

郭沫若又听人说：“有位秀才被拉，他说我是秀才呀。兵士说：你今天拉了一天大炮之后，秀才还是还你秀才的。”郭沫若认为：“秀才被拉夫，也并没有甚么特别可以令人不平的地方。被拉了后，秀才的的确确还是秀才。骂秀才老爷的那位兵士我倒觉得说破了一个真理。世间上有多少人，稍微有点身份，便甚么苦也不想吃了，须知吃了苦后，身份还是还你身份呀！中国的兵在拉夫的时候能够专拉有身份的人，那吗我们中国就会有希望了。管他大总统也好，大执政也好，大元帅也好，大家来拉拉大炮，恐怕中国不会糟到这步田地，中国的兵也不会糟到这步田地罢？” ^[9]

这些观感，一方面让郭沫若从战祸之外“深深地认识了江南地方上的农村凋敝的情形和地主们的对于农民榨取的苛烈” ^[10] 。另一方面也坚定了他反抗现存社会秩序的信念。

这次调查本来要写成一个完整的报告，但孤军社请曾琦作一篇序言。曾琦虽然是郭沫若在成都念中学时候的同学，后来在日本留学时期又有过通信往来。但现在曾琦信奉国家主义，郭沫若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他不赞成国家主义，所以他不愿意自己的调查报告上有曾琦的序言，于是这个报告没有完成。

从宜兴回来后，郭沫若曾打算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个计划获得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庶务主任何公敢的支持，他从东方图书馆中把需要参考的英译本都替郭沫若借了出来。大家都满怀信心，郭沫若也十分愉快，他拟订了一个五年译完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却没有通过。商务高层说，翻译其他任何名著都可以，就是不能翻译《资本论》。后来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又想翻译《资本论》，并得到当时左翼青年的支持，他们每人赞助五元作为翻译费用，也是因为没有出版社接受而搁浅了。 bute3Nettb5cIj6lhrVbimx0A72VJToPuUk17jjGhB1PW1iDGWZqbynGOSxLff7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