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沫若这次到日本，除与妻儿团聚外，还跟半月前在杭州的演讲受挫有关。

1924年3月中旬，中华学艺社在杭州举办年会，请郭沫若演讲。主办者非常有把握地对这位声名远播的新诗人说：“只要你肯出马，一定会有人来。”事实的确如此，当中华学艺社的社员们知道郭沫若要演讲时，都“喜气洋洋的，有的连连在叫着‘大成功！大成功’”！听众也到了不下一千人。但后来以演讲著称的郭沫若却失败了。坐在观众席中充满期望的主办者“颓丧着的神情，几乎流出了眼泪”。郭沫若究竟讲了什么呢？他后来回忆说：

关于新兴文学的理论，在当时完全没有接触过，自己所说的究竟是些什么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但总不外是从拉斯金的《艺术经济论》、葛罗舍的《艺术原始》、居约的《由社会学上所见到的艺术》那一类书上所生吞活剥地记下来的一些理论和实例，更加上一些半生不熟的精神分析派的见解。一方面是想证明文艺的实利性，另一方面又舍不得艺术家的自我表现，就象先打了一碗泥水，再倒了些米粉、面粉、豆粉乃至石灰粉，所火迫地绊搅出来的浆糊一样，向那满堂听众的头上倒灌了下去。

在郭沫若看来，这次失败并非口才不好，而是由于没有形成有关文艺的理论体系。“我并不曾把文章来当成‘学问’研究过（我学的本是医学），拿什么东西来对人演讲呢？”“关于新兴文学的理论，当时完全没有接触过。”当天跟郭沫若演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颂久演讲《相对论》。郭沫若将周颂久的成功归结为有“严整的理论系统”，而他自己的演讲则是“搜索枯肠而来的一些支离破碎的野狐禅” 。

演讲在现代中国，是跟大学教育相联系的启蒙制度，需要的是“严整的理论系统”。郭沫若演讲的失败，使他对大学谋职产生了担忧。“五四”后的中国，尽管文学的地位空前提高，但整个社会还没有为职业作家提供体面的生存条件。要让自己的家庭在中国社会生活得体面，郭沫若必须要有固定的职业。既然不愿意从医，那么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做大学教员。要在大学立足，哪怕是讲文学，也需要有“严整的理论系统”。杭州演讲的失败，让郭沫若对“严整的理论系统”有了迫切的需求。

郭沫若当时也知道一点点辩证唯物论，他觉得社会形态的蜕变跟生物的进化很相似，所以这次到日本，他想研究生理学，同时学习社会科学，这样就能形成“严整的理论系统”。他向往的是九州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石原博士，因为他以前听过他的生理学总论、遗传学、内分泌学等课程，感觉十分好，所以想做他的学生。但郭沫若的想法没有得到留学机构的支持。做研究是需要经费支持的，本来生活就已经陷入窘迫的郭沫若，如果缺少经费的支持，再高尚的科学理想也只得搁浅。

这期间，郭沫若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使他不仅获得了“严整的理论系统”，还信奉了马克思主义，人生从此有了重大改变。

河上肇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他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中日两国学界都有较大的影响。郭沫若这次来日本，花了五十天工夫认真翻译完了全书。他给成仿吾写信说这本书的翻译对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个转换的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是非常感谢，我对于马克思、列宁是非常感谢，我对于援助我译成此书的诸位友人也是非常感谢的呢。”“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憎恨，对于社会主义怀着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我要回中国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国是最当要冲。我这后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义地送去。” ^[2]

但是，郭沫若对于河上肇也不能完全满意，因为河上肇这本书“大有缺陷，便是原作者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一方面的物质条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问题付诸等闲了。尤其是那里有篇专论，引用着贾买依加岛的奴隶解放的事实以证明早期社会革命之终必归于失败，我觉得是只看见事实的一面” ^[3] 。郭沫若将这些看法写信告诉河上肇。河上肇回信说：他自己对此也不是很满意，所以初版刊布后便吩咐出版处停止了印行。可见，郭沫若是在对河上肇的批判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点，在郭沫若与以孤军社为代表的河上肇的中国学生的论战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文艺观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给成仿吾写信说：“我现在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我觉得一切伎俩上的主义都不能成为问题，所可成为问题的只是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艺。”“昨日的文艺是不自觉的得占生活的优先权的贵族们的消闲圣品，如像太戈儿的诗，杜尔斯泰的小说”，“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这今日的文艺便是革命的文艺，我认为是过渡的现象，但是是不能避免的现象”。“明日的文艺又是甚么呢？芳坞哟，这是你几时说过的超脱时代性和局部性的文艺。但这要在社会主义实现后，才能实现呢。”“现在而谈纯文艺，是只有在青年人的春梦里，有钱人的饱暖里，吗啡中毒者的euphoria（迷魂）里，酒精中毒者的酩酊里，饿得快要断气者的hallucination（幻觉）里呢！” ^[4]

翻译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郭沫若还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新时代》。书中的共产党员涅暑大诺夫是位哈姆雷特式的怀疑主义者；马克罗夫主张激进的政治革命，他进行革命宣传，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号召农民反抗，终于被捕；梭罗明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提，他从英国学来管理经验，开办工厂，并且管理得十分好。屠格涅夫欣赏梭罗明。郭沫若认为：“社会革命的两个条件，政治的和经济的，在屠格涅夫是认得很清楚的。他把马克罗夫代表偏重政治革命的激进派，他自己是倾向于后者的，所以他促成了马克罗夫式的失败，激赏着梭罗明式的小成，他的思想命名是修正派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郭沫若和他的朋友们，则多少有着涅暑大诺夫的影子，“我们的确有些相像：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贵族的精神；我们倦态，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我们都是些中国的罕牟雷特，我爱读《新时代》这书，便是因为这个缘故呢”。这本书译完后，郭沫若内心否定了涅暑大诺夫，事实上是与自己的过去告别了：“这部书所能给我们的教训只是消极的”，“我们所当仿效的是屠格涅夫所不曾知道的‘匿名的俄罗斯’，是我们现在所已经知道的‘列宁的俄罗斯’”。 ^[5]

这期间，郭沫若写了《落叶》《喀尔美萝姑娘》《叶罗提之墓》《万引》《阳春别》《Löbenicht的塔》《人力之上》等小说，这些小说或在康德与卢梭之间进行哲理思考，或对杜甫是否死于牛肉过饱进行探索，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题材，描写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郭沫若达到了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高潮期。

10月，郭沫若一家在福冈与长崎间的佐贺县的山中住了一个月。受当地的古朴风俗的启发，郭沫若感悟到生活方式对于文学的影响。他给成仿吾写信说：

我们国内除几个大都市沾受着近代文明的恩惠外，大多数的同胞都还过的是中世纪以上的生活。这种生活是静止的，是悠闲的，它的律吕很平匀，它的法度很规准，这种生活的表现自然不得不成为韵文，不得不成为律诗。六朝的文人为甚么连散体的文章都要骈行，我据我这几天的生活经验来判断，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故意矜持，故意矫揉的了。他们也是出于一种自然的要求，与他们的生活合拍，他们的生活是静止的，是诗的，所以他们自不得不采取规整的韵律以表现他们的感情。而我们目下的新旧之争也正表示着一种生活交流的现象。新人求与近代的生活合拍，故不得不打破典型；旧人的生活仍不失为中世纪以上的古风，所以力守旧垒。要想打破旧式诗文的格调，怕只有彻底改造旧式的生活才能办到吧。 ^[6]

这种分析方式，已然带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烙印。 OMaS25bbwuwUGzNHfLgT6cHpm2thnTQnhtFgbd6pJkN511L8CcBTtuHI/hinHo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