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23年7月，郭沫若赴消闲别墅参加留日同学宴会。席间，《中华新报》张季鸾提议创造社每天为该报编一文学副刊，每月编辑费一百元，在发文和排版上享有全权。郭沫若认为《中华新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政治色彩不好，不拟接受，但成仿吾和郁达夫都赞成接受。郭沫若只好服从多数。于是决定创办《创造日》，由郁达夫、成仿吾、邓均吾负责。郁达夫在《〈创造日〉宣言》中说：“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创造日》出版至1923年11月2日终刊，共出一百零一期。当时，创造社同时编辑出版《创造》《创造周报》《创造日》，达到了鼎盛时期。

郭沫若把《诗经·国风》中的一些名篇翻译为新诗发表在《创造日》等刊物上。这些古诗今译的作品不久就结集为《卷耳集》在泰东图书局出版。《卷耳集》所译诗歌“大概是限于男女间相爱恋的情歌”。在今译过程中，郭沫若“对于各诗的解释，是很大胆的。所有一切古代的传统的解释，除略供参考之外，我是纯依我一个人的直观，直接在各诗中去追求它的生命。我不要摆渡的船，我仅凭我的力所能及，在这诗海中游泳；我在此戏逐波澜，我感受着无限的愉快”。不怎么依傍“传统的解释”，而纯任“个人的直观”，这主要是因为郭沫若对《诗经》有独特的看法：“我们的民族，原来是极自由极优美的民族。可惜束缚在几千年来礼教的桎梏之下，简直成了一头死象的木乃伊了。可怜！可怜！可怜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也早变成了化石。我要向这化石中吹嘘些生命进去，我想把这木乃伊的死象苏活转来。这也是我译这几十首诗的最终目的，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野心。” ^[32]

发行《创造》《创造周报》的泰东图书局，没有给郭沫若等人固定的编辑费，有需用时就二十、三十地支付，郭沫若和郁达夫要养一家人，感到生活很不稳定。北京大学教统计学的陈启修要去俄国留学，北大请郁达夫接替他的教职。郁达夫义无反顾地去了。前期创造社的三根柱子缺了一根。

安娜带着三个孩子随郭沫若来上海，本来以为从此就会过上好日子的，没想到有时候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1923年10月，胡适、徐志摩等人曾去民厚南里看望郭沫若，《志摩日记》记载：

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少。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掺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浅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33]

不久，三个孩子都生了病，上海找医生又贵又麻烦。安娜脸上很少有笑容了。她决计要回日本。郭沫若拗不过。1924年3月，他请正好要去日本的郑伯奇护送着安娜和三个孩子到福冈，他自己准备等《创造周报》办满一年再去日本和他们会合。

妻儿走后，郭沫若心里很难受。他以自己的生活为题材，一连串写了好几篇小说。《歧路》写主人公爱牟为生计所迫，送妻儿乘船去日本，自己独自返回寓所。他回想起七年前与妻子最初相见的时候，她眉间的“圣洁的光辉”与“甜蜜的声音”。小说还写了主人公从日本回国后从事文化事业遭遇到的艰难困苦。《炼狱》写主人公爱牟在妻儿返回日本之后应朋友的邀请到无锡游玩，但无论惠山的风光多么美，太湖的梅花多么香，他始终高兴不起来。他尽快告别了友人，回到上海去过他的炼狱生活了。《十字架》写主人公爱牟接读到妻子的来信，得知妻儿返回日本后生活窘迫孤寂，他十分愤怒地说，“我不要丢去了我的人性做个甚么艺术家，我只要赤裸裸的做着一个人”。上述三篇小说在《创造周报》发表后，引来了很多同情。郁达夫当初决绝北上，本说不再支持创造社刊物了，但看了郭沫若的作品后十分感动，又给《创造周报》寄来了作品《北国的微音》，恢复了跟郭沫若的友谊。

1924年4月1日，郭沫若翻译的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上海泰东图书局作为《世界名家小说》第二种出版发行。早在两年多前，郭沫若就为这部翻译作品写了《序引》，赞美歌德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主情主义、泛神思想、对自然的赞美、对原始生活的景仰与对小儿的尊崇。评价“此书几乎全是一些抒情的书简所集成，叙事的分子极少，所以我们与其说是小说，宁说是诗，宁说是一部散文诗集”。“读无韵之抒情小品，吾人每每称其诗意葱茏。由此可以知道诗之生命别有所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大受读者欢迎，影响了很多青年的婚恋观，也是郭沫若最为畅销的翻译作品之一。

就在4月1日，郭沫若没有等到《创造周报》满周岁，就将创造社事务全部托付给成仿吾，去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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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2]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81、82页。

[3] 《郑伯奇日记》1921年2月27日，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转引自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

[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11页。

[5] 张资平：《曙新期的创造社》，史若平编《成仿吾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225、226页。

[6] 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225页。

[7] 郁达夫：《〈女神〉之生日》，《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2日。

[8]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4号，1923年6月3日。

[9] 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

[10] 臧克家：《反抗的、自由的、创造的〈女神〉》，《文艺报》，1953年第23号，第13页。

[11] 冯至：《我读〈女神〉的时候》，《诗刊》1959年第4期。

[12] 楼栖：《论郭沫若的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1页。

[13] 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郑伯奇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14] 郭沫若：《批评与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35—238页。

[15] 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7年版，第176、177、178、179页。

[16] 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59页。

[17] 郭沫若：《卖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54页。

[18] 郭沫若：《匪徒颂》，《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4—115页。

[19] 郭沫若：《致陈建雷》，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20] 郭沫若：《雅言与自力——告我爱读〈查拉图司屈拉〉的友人》，《创造周报》第30号，1923年12月2日。

[21]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87页。

[22] 尼采著，孙周兴译：《一种自我批评的尝试》，《悲剧的诞生》，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页。

[23]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2、3页。

[24]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4、5页。

[25] 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同上书，第17页。

[26] 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同上书，第27页。

[27]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同上书，第4页。

[28]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8页。

[29] 尼采著，郭沫若译：《查拉图司屈拉如是说（第一部）》，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第85页。

[30]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11页。

[31]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同上书，第12页。

[32] 郭沫若：《序》，《卷耳集》，泰东图书局，1923年，第3—5页。

[33] 徐志摩著：《徐志摩全集·日记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H10IkW4gnTHH1T8uh1pPLWO4PBCAAbeoCmkAqmG6reSa1BmqBVw3mtKytheAhSO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