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23年4月1日，郭沫若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结束了日本留学的生活，回到了上海，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从未离开过日本的安娜很高兴，她想着郭沫若既然毕业了，以后一家人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的。

郭沫若回国后最花精力的事，是创办了《创造周报》。《创造》季刊专发篇幅较长的纯文学作品，出版周期较长，不能及时发表同人对于文坛的看法。有很多短评、杂感之类的作品，需要发表的园地，对于各方面的批评也需要及时回应。《创造周报》应运而生。1923年5月13日，侧重于批评和翻译的《创造周报》创刊号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是《创造周报》的核心成员，其中郭沫若发挥了最重要作用。从1923年5月至1924年5月，短短一年时间里，《创造周报》出版五十二期，发表两百篇作品，其中郭沫若的作品就有七十三篇之多。

郭沫若在《创造周报》发表了《力的追求者》《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等诗歌，《函谷关》等小说，《艺术的评价》《神话的世界》《艺术家与革命家》等文艺评论，《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惠施的性格与思想》等学术论文，展示了他多方面的才能和敏锐的批评意识。此外，《创造周报》还刊发了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洪为法《评沫若〈女神〉以后的诗》等评论文章，代表了学界对郭沫若诗歌的高度认可和崇高评价。

《创造周报》在当时新文学刊物中销量首屈一指。编辑郑伯奇回忆当时盛况说：“《创造周报》一经刊发出来，马上就轰动了。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又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订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若说这一时期是前期创造社中最活跃的时代，怕也不是夸张吧。” ^[16] 随着《创造周报》的热销，郭沫若在新文学中的地位逐渐巩固。

《创造周报》发表的郭沫若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翻译连载的尼采的《查拉图司屈拉鈔》第1卷。1923年前后，郭沫若深深沉浸在尼采之中。

郭沫若对尼采的最初接触，是在初抵日本的1915—1916年间，他利用冈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大量阅读了西洋哲学和文学著作，其中就包括尼采的作品。 ^[17] 尼采给青年郭沫若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者在相关作品和给友朋信札中不断提及。1919年底，郭沫若创作《匪徒颂》，赞美“倡导超人哲学的疯癫，欺神灭像的尼采呀！”并将尼采与哥白尼和达尔文并列，称颂他们为革命学说的匪徒。 ^[18] 郭沫若1920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我这人非常孤僻，我的诗多半是种反性格的诗，同德国的尼采Nietzsche相似。” ^[19]

1923年5月—11月，郭沫若翻译完成了《查拉图司屈拉鈔》第1卷，并写了一篇《雅言与自力——告我爱读〈查拉图司屈拉〉的友人》。郭沫若认为：“尼采的性格是有一种天才崇拜癖的人，爱以一己的理想输入于个体之中，以满足其崇拜的欲望”，但尼采先后对其崇拜的瓦格拉和叔本华失望，“系念之情愈殷勤，则失望之复仇愈烈。一生渴求知己，而知己渺不可得”。这部著作正是尼采“于孤独的悲哀与疾病的困厄中乃凝集其心血于雅言，求知己于‘离去人类与时代的六千英尺以外’”。当下的读者虽然难以理解这部著作，但“寻序渐进，坚忍耐劳，总有达到踏破的时候”。尼采的“天才崇拜癖”，对郭沫若影响十分深刻。

《雅言与自力》开篇谓，《查拉图司屈拉鈔》第1卷译完后：“有许多朋友写信来说是难解。” ^[20] 多年后，郭沫若回忆说：“我在《周报》上译《如是说》，起初每礼拜译一篇，译的相当有趣，而反响却是寂寥。偶尔在朋友间扣问，都说难懂。因此，便把译的勇气渐渐失掉了。” ^[21] 中国读者虽然难懂尼采著作，使得译者郭沫若失去了继续翻译的勇气，但郭沫若本人却读懂了，而且融于他自己的文章中。翻译《查拉图司屈拉鈔》的1923年，是郭沫若最醉心于尼采的一年。他在此前后所写的两篇重要作品——即写于1922年底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和完成于1923年5月20日的《论中德文化书》——标示着郭沫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主要受到了尼采的影响。

郭沫若认为，在古代四大文明之中，华夏文明跟希腊文明最像，“希腊文明之静态，正如尼采所说：乃是一种动的Dionysus的精神祈求的一种静的Apollo式的表现。它的静态，正是活静而非死静”。尼采对于希腊罗马最为推崇，他认为在希腊罗马时代，人的本能得到尊重，人的发展比较全面，希腊人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完美、最美好、最令人羡慕、最具生命类型的种类” ^[22] 。尼采对于希腊的想象，影响了郭沫若对于中国三代之前的看法。郭沫若认为：“三代以前的思想，就我们所知，确与希腊哲学之源相似。”那时候，“就把宇宙的实体这个问题深深考察过了”，“一切山川草木都被认为神的化身，人亦被认为与神同体”。在尼采看来，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入侵，罗马帝国衰落了。基督教思想是对自由人的复仇，它把人类引向虚弱和衰败。郭沫若也是这样去看待三代之前的衰落的。“好像有异国文明侵入来了的样子”，三代之前的“素朴的本体观与原始的自然神教”到三代全然改变：“国家是神权之表现，行政者是神之代表者。一切的伦理思想也是他律的，新定了无数的礼法之形式，个人的自由完全被束缚了。” ^[23]

尼采学说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以生命作为衡量一切的准则，无论宗教、习俗、道德、法律、制度等等，只要有利于生命的保存，对于生命的充盈、丰富有所提升的，就是善的，一切阻碍生命的发展，给生命带来束缚、颓败的，就是恶的。尼采特别致敬于强大而丰盈的生命力，独立自主的个体。而郭沫若笔下的孔子和老子，都是尊重个体，尊重生命的。

郭沫若认为，到了春秋时代，中国思想界对于强大的生命，自由的个体的追求达到了一个高峰。他认为中国在春秋时代来了一次文艺复兴。“一个反抗宗教的，迷信的，他律的三代思想，解放个性，唤醒沉潜着的民族精神而复归于三代以前的自由思想，更使发展起来的再生运动。” ^[24] 这个时代产生了儒家和道家等哲学思想。“我国的儒家思想是以个性为中心，而发展自我之全圆于国于世界”，“就是道家思想也无甚根本上的差别”。 ^[25] 以“个性为中心”，“发展自我之全圆”，是郭沫若论述儒家和道家的主要观点。这一观点正是来自尼采的影响。郭沫若将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思想家之一老子跟尼采对比：“我于老子与尼采的思想之中，并发见不出有甚么根本的差别。老子的思想绝非静观，我在前面已稍有溯述，而老子与尼采相同之处，是他们两人同是反抗有神论的，同是反抗藩篱个性的既成道德，同是以个人为本位而力求积极发展。” ^[26] 他在引申老子思想时疾呼：“我们要如赤子，为活动本身而活动！” ^[27] 以赤子比喻自由自在的创造者，正是尼采的重要发明。

郭沫若笔下的孔子，也正是一个尼采式的人物。孔子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他的体魄决不是神经衰弱的近代诗人所可比拟。他的体魄与精神的圆满两两相应而发达”。孔子还是一个具有圆满人格的天才：“我们所见的孔子，是兼具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力的巨人。他把自己的个性发展到了极度——在深度如在广度。”孔子博学多方，游艺多能，“尤其他对于音乐的俊敏的感受性与理解力，决不是冷如石头而顽固的道学先生所可想象得到” ^[2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将尼采在《查拉图司屈拉鈔》中的创造者一度翻译为“仁者”：“孤寂者呀，你走着仁者的路：你自爱，因之乎轻视你自己，只有仁者才能轻视。”“仁者想创造，因为他轻视！” ^[29] 在《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中，郭沫若特意阐发儒家的“仁者不忧”：“所以‘仁者不忧’，能凝视着永恒的真理之光，精进不断，把自己净化着去。” ^[30] 这明确地表示出，郭沫若是以尼采的创造者形象来想象孔子的。

通过对孔子和老子的论述，郭沫若对理想之人进行了憧憬。他认为这样的人“把自己的职能发挥到无限大，使与天地伟大的作用相比而无愧，终至于神无多让的那种崇高的精神，便是真的‘勇’之极致。这样的人，无论遇何种灾殃，皆能泰然自适。‘勇者不惧’，他自己成了永恒的真理之光，自己之净化与自己之充实，他可不努力自然能为，他反射永恒的光，往无穷无劫辉耀着去” ^[31] 。郭沫若这种理想之人的形象，正是尼采理想中的“超人”。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郭沫若对于儒道两家的研究当然跟1923年只凭比附出发有很大的不同，但郭沫若却始终认为，儒家的精神核心“仁”，意思是“把人当成人”。着重于“人”本身，也能见出尼采学说在郭沫若思想中的深刻印痕。 AcaMpJ50iGXu7If8e9V7JSNHJyXKOYi8Hx2I1b/TdZ4XtvOQiq81q1n5DS8Rnu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