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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4月1日，郭沫若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结束了日本留学的生活，回到了上海，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从未离开过日本的安娜很高兴，她想着郭沫若既然毕业了，以后一家人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的。
郭沫若回国后最花精力的事，是创办了《创造周报》。《创造》季刊专发篇幅较长的纯文学作品，出版周期较长，不能及时发表同人对于文坛的看法。有很多短评、杂感之类的作品，需要发表的园地，对于各方面的批评也需要及时回应。《创造周报》应运而生。1923年5月13日，侧重于批评和翻译的《创造周报》创刊号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是《创造周报》的核心成员，其中郭沫若发挥了最重要作用。从1923年5月至1924年5月，短短一年时间里，《创造周报》出版五十二期，发表两百篇作品，其中郭沫若的作品就有七十三篇之多。
郭沫若在《创造周报》发表了《力的追求者》《朋友们怆聚在囚牢里》等诗歌，《函谷关》等小说，《艺术的评价》《神话的世界》《艺术家与革命家》等文艺评论，《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惠施的性格与思想》等学术论文，展示了他多方面的才能和敏锐的批评意识。此外，《创造周报》还刊发了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洪为法《评沫若〈女神〉以后的诗》等评论文章，代表了学界对郭沫若诗歌的高度认可和崇高评价。
《创造周报》在当时新文学刊物中销量首屈一指。编辑郑伯奇回忆当时盛况说：“《创造周报》一经刊发出来，马上就轰动了。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口，常常被一群一群的青年所挤满，从印刷所刚搬运来的油墨未干的周报，一堆又一堆地为读者抢购净尽，订户和函购的读者也陡然增加，书局添人专管这些事。若说这一时期是前期创造社中最活跃的时代，怕也不是夸张吧。” [16] 随着《创造周报》的热销，郭沫若在新文学中的地位逐渐巩固。
《创造周报》发表的郭沫若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翻译连载的尼采的《查拉图司屈拉鈔》第1卷。1923年前后，郭沫若深深沉浸在尼采之中。
郭沫若对尼采的最初接触，是在初抵日本的1915—1916年间，他利用冈山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大量阅读了西洋哲学和文学著作，其中就包括尼采的作品。 [17] 尼采给青年郭沫若留下了深刻印象，后者在相关作品和给友朋信札中不断提及。1919年底，郭沫若创作《匪徒颂》，赞美“倡导超人哲学的疯癫，欺神灭像的尼采呀！”并将尼采与哥白尼和达尔文并列，称颂他们为革命学说的匪徒。 [18] 郭沫若1920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我这人非常孤僻，我的诗多半是种反性格的诗，同德国的尼采Nietzsche相似。” [19]
1923年5月—11月，郭沫若翻译完成了《查拉图司屈拉鈔》第1卷，并写了一篇《雅言与自力——告我爱读〈查拉图司屈拉〉的友人》。郭沫若认为：“尼采的性格是有一种天才崇拜癖的人，爱以一己的理想输入于个体之中，以满足其崇拜的欲望”，但尼采先后对其崇拜的瓦格拉和叔本华失望，“系念之情愈殷勤，则失望之复仇愈烈。一生渴求知己，而知己渺不可得”。这部著作正是尼采“于孤独的悲哀与疾病的困厄中乃凝集其心血于雅言，求知己于‘离去人类与时代的六千英尺以外’”。当下的读者虽然难以理解这部著作，但“寻序渐进，坚忍耐劳，总有达到踏破的时候”。尼采的“天才崇拜癖”，对郭沫若影响十分深刻。
《雅言与自力》开篇谓，《查拉图司屈拉鈔》第1卷译完后：“有许多朋友写信来说是难解。” [20] 多年后，郭沫若回忆说：“我在《周报》上译《如是说》，起初每礼拜译一篇，译的相当有趣，而反响却是寂寥。偶尔在朋友间扣问，都说难懂。因此，便把译的勇气渐渐失掉了。” [21] 中国读者虽然难懂尼采著作，使得译者郭沫若失去了继续翻译的勇气，但郭沫若本人却读懂了，而且融于他自己的文章中。翻译《查拉图司屈拉鈔》的1923年，是郭沫若最醉心于尼采的一年。他在此前后所写的两篇重要作品——即写于1922年底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和完成于1923年5月20日的《论中德文化书》——标示着郭沫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主要受到了尼采的影响。
郭沫若认为，在古代四大文明之中，华夏文明跟希腊文明最像，“希腊文明之静态，正如尼采所说：乃是一种动的Dionysus的精神祈求的一种静的Apollo式的表现。它的静态，正是活静而非死静”。尼采对于希腊罗马最为推崇，他认为在希腊罗马时代，人的本能得到尊重，人的发展比较全面，希腊人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完美、最美好、最令人羡慕、最具生命类型的种类” [22] 。尼采对于希腊的想象，影响了郭沫若对于中国三代之前的看法。郭沫若认为：“三代以前的思想，就我们所知，确与希腊哲学之源相似。”那时候，“就把宇宙的实体这个问题深深考察过了”，“一切山川草木都被认为神的化身，人亦被认为与神同体”。在尼采看来，由于基督教思想的入侵，罗马帝国衰落了。基督教思想是对自由人的复仇，它把人类引向虚弱和衰败。郭沫若也是这样去看待三代之前的衰落的。“好像有异国文明侵入来了的样子”，三代之前的“素朴的本体观与原始的自然神教”到三代全然改变：“国家是神权之表现，行政者是神之代表者。一切的伦理思想也是他律的，新定了无数的礼法之形式，个人的自由完全被束缚了。” [23]
尼采学说最为独特的地方，在于他以生命作为衡量一切的准则，无论宗教、习俗、道德、法律、制度等等，只要有利于生命的保存，对于生命的充盈、丰富有所提升的，就是善的，一切阻碍生命的发展，给生命带来束缚、颓败的，就是恶的。尼采特别致敬于强大而丰盈的生命力，独立自主的个体。而郭沫若笔下的孔子和老子，都是尊重个体，尊重生命的。
郭沫若认为，到了春秋时代，中国思想界对于强大的生命，自由的个体的追求达到了一个高峰。他认为中国在春秋时代来了一次文艺复兴。“一个反抗宗教的，迷信的，他律的三代思想，解放个性，唤醒沉潜着的民族精神而复归于三代以前的自由思想，更使发展起来的再生运动。” [24] 这个时代产生了儒家和道家等哲学思想。“我国的儒家思想是以个性为中心，而发展自我之全圆于国于世界”，“就是道家思想也无甚根本上的差别”。 [25] 以“个性为中心”，“发展自我之全圆”，是郭沫若论述儒家和道家的主要观点。这一观点正是来自尼采的影响。郭沫若将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思想家之一老子跟尼采对比：“我于老子与尼采的思想之中，并发见不出有甚么根本的差别。老子的思想绝非静观，我在前面已稍有溯述，而老子与尼采相同之处，是他们两人同是反抗有神论的，同是反抗藩篱个性的既成道德，同是以个人为本位而力求积极发展。” [26] 他在引申老子思想时疾呼：“我们要如赤子，为活动本身而活动！” [27] 以赤子比喻自由自在的创造者，正是尼采的重要发明。
郭沫若笔下的孔子，也正是一个尼采式的人物。孔子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他的体魄决不是神经衰弱的近代诗人所可比拟。他的体魄与精神的圆满两两相应而发达”。孔子还是一个具有圆满人格的天才：“我们所见的孔子，是兼具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力的巨人。他把自己的个性发展到了极度——在深度如在广度。”孔子博学多方，游艺多能，“尤其他对于音乐的俊敏的感受性与理解力，决不是冷如石头而顽固的道学先生所可想象得到” [28]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将尼采在《查拉图司屈拉鈔》中的创造者一度翻译为“仁者”：“孤寂者呀，你走着仁者的路：你自爱，因之乎轻视你自己，只有仁者才能轻视。”“仁者想创造，因为他轻视！” [29] 在《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中，郭沫若特意阐发儒家的“仁者不忧”：“所以‘仁者不忧’，能凝视着永恒的真理之光，精进不断，把自己净化着去。” [30] 这明确地表示出，郭沫若是以尼采的创造者形象来想象孔子的。
通过对孔子和老子的论述，郭沫若对理想之人进行了憧憬。他认为这样的人“把自己的职能发挥到无限大，使与天地伟大的作用相比而无愧，终至于神无多让的那种崇高的精神，便是真的‘勇’之极致。这样的人，无论遇何种灾殃，皆能泰然自适。‘勇者不惧’，他自己成了永恒的真理之光，自己之净化与自己之充实，他可不努力自然能为，他反射永恒的光，往无穷无劫辉耀着去” [31] 。郭沫若这种理想之人的形象，正是尼采理想中的“超人”。
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郭沫若对于儒道两家的研究当然跟1923年只凭比附出发有很大的不同，但郭沫若却始终认为，儒家的精神核心“仁”，意思是“把人当成人”。着重于“人”本身，也能见出尼采学说在郭沫若思想中的深刻印痕。
1923年7月，郭沫若赴消闲别墅参加留日同学宴会。席间，《中华新报》张季鸾提议创造社每天为该报编一文学副刊，每月编辑费一百元，在发文和排版上享有全权。郭沫若认为《中华新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政治色彩不好，不拟接受，但成仿吾和郁达夫都赞成接受。郭沫若只好服从多数。于是决定创办《创造日》，由郁达夫、成仿吾、邓均吾负责。郁达夫在《〈创造日〉宣言》中说：“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创造日》出版至1923年11月2日终刊，共出一百零一期。当时，创造社同时编辑出版《创造》《创造周报》《创造日》，达到了鼎盛时期。
郭沫若把《诗经·国风》中的一些名篇翻译为新诗发表在《创造日》等刊物上。这些古诗今译的作品不久就结集为《卷耳集》在泰东图书局出版。《卷耳集》所译诗歌“大概是限于男女间相爱恋的情歌”。在今译过程中，郭沫若“对于各诗的解释，是很大胆的。所有一切古代的传统的解释，除略供参考之外，我是纯依我一个人的直观，直接在各诗中去追求它的生命。我不要摆渡的船，我仅凭我的力所能及，在这诗海中游泳；我在此戏逐波澜，我感受着无限的愉快”。不怎么依傍“传统的解释”，而纯任“个人的直观”，这主要是因为郭沫若对《诗经》有独特的看法：“我们的民族，原来是极自由极优美的民族。可惜束缚在几千年来礼教的桎梏之下，简直成了一头死象的木乃伊了。可怜！可怜！可怜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也早变成了化石。我要向这化石中吹嘘些生命进去，我想把这木乃伊的死象苏活转来。这也是我译这几十首诗的最终目的，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野心。” [32]
发行《创造》《创造周报》的泰东图书局，没有给郭沫若等人固定的编辑费，有需用时就二十、三十地支付，郭沫若和郁达夫要养一家人，感到生活很不稳定。北京大学教统计学的陈启修要去俄国留学，北大请郁达夫接替他的教职。郁达夫义无反顾地去了。前期创造社的三根柱子缺了一根。
安娜带着三个孩子随郭沫若来上海，本来以为从此就会过上好日子的，没想到有时候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1923年10月，胡适、徐志摩等人曾去民厚南里看望郭沫若，《志摩日记》记载：
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少。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掺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浅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33]
不久，三个孩子都生了病，上海找医生又贵又麻烦。安娜脸上很少有笑容了。她决计要回日本。郭沫若拗不过。1924年3月，他请正好要去日本的郑伯奇护送着安娜和三个孩子到福冈，他自己准备等《创造周报》办满一年再去日本和他们会合。
妻儿走后，郭沫若心里很难受。他以自己的生活为题材，一连串写了好几篇小说。《歧路》写主人公爱牟为生计所迫，送妻儿乘船去日本，自己独自返回寓所。他回想起七年前与妻子最初相见的时候，她眉间的“圣洁的光辉”与“甜蜜的声音”。小说还写了主人公从日本回国后从事文化事业遭遇到的艰难困苦。《炼狱》写主人公爱牟在妻儿返回日本之后应朋友的邀请到无锡游玩，但无论惠山的风光多么美，太湖的梅花多么香，他始终高兴不起来。他尽快告别了友人，回到上海去过他的炼狱生活了。《十字架》写主人公爱牟接读到妻子的来信，得知妻儿返回日本后生活窘迫孤寂，他十分愤怒地说，“我不要丢去了我的人性做个甚么艺术家，我只要赤裸裸的做着一个人”。上述三篇小说在《创造周报》发表后，引来了很多同情。郁达夫当初决绝北上，本说不再支持创造社刊物了，但看了郭沫若的作品后十分感动，又给《创造周报》寄来了作品《北国的微音》，恢复了跟郭沫若的友谊。
1924年4月1日，郭沫若翻译的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上海泰东图书局作为《世界名家小说》第二种出版发行。早在两年多前，郭沫若就为这部翻译作品写了《序引》，赞美歌德在作品中所表现的主情主义、泛神思想、对自然的赞美、对原始生活的景仰与对小儿的尊崇。评价“此书几乎全是一些抒情的书简所集成，叙事的分子极少，所以我们与其说是小说，宁说是诗，宁说是一部散文诗集”。“读无韵之抒情小品，吾人每每称其诗意葱茏。由此可以知道诗之生命别有所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大受读者欢迎，影响了很多青年的婚恋观，也是郭沫若最为畅销的翻译作品之一。
就在4月1日，郭沫若没有等到《创造周报》满周岁，就将创造社事务全部托付给成仿吾，去了日本。
[1]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2]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81、82页。
[3] 《郑伯奇日记》1921年2月27日，郭沫若纪念馆馆藏资料。转引自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3页。
[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11页。
[5] 张资平：《曙新期的创造社》，史若平编《成仿吾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225、226页。
[6] 茅盾：《我所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19、225页。
[7] 郁达夫：《〈女神〉之生日》，《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2日。
[8]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4号，1923年6月3日。
[9] 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6日。
[10] 臧克家：《反抗的、自由的、创造的〈女神〉》，《文艺报》，1953年第23号，第13页。
[11] 冯至：《我读〈女神〉的时候》，《诗刊》1959年第4期。
[12] 楼栖：《论郭沫若的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第1页。
[13] 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郑伯奇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54页。
[14] 郭沫若：《批评与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35—238页。
[15] 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文艺论集》，光华书局，1927年版，第176、177、178、179页。
[16] 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郭沫若先生与前期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59页。
[17] 郭沫若：《卖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54页。
[18] 郭沫若：《匪徒颂》，《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4—115页。
[19] 郭沫若：《致陈建雷》，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20] 郭沫若：《雅言与自力——告我爱读〈查拉图司屈拉〉的友人》，《创造周报》第30号，1923年12月2日。
[21]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87页。
[22] 尼采著，孙周兴译：《一种自我批评的尝试》，《悲剧的诞生》，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页。
[23]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2、3页。
[24]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4、5页。
[25] 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同上书，第17页。
[26] 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同上书，第27页。
[27]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同上书，第4页。
[28]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8页。
[29] 尼采著，郭沫若译：《查拉图司屈拉如是说（第一部）》，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第85页。
[30]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11页。
[31]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同上书，第12页。
[32] 郭沫若：《序》，《卷耳集》，泰东图书局，1923年，第3—5页。
[33] 徐志摩著：《徐志摩全集·日记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