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泰东图书局文学部主任王靖没有经过郭沫若的允许，便从郭沫若的抽屉里找出两篇郭沫若的稿件，在他主编的《新晓》上登出了预告启示。郭沫若被迫在报上发表声明。泰东图书局老板赵南公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慢慢疏远了王靖，对郭沫若则越来越器重。不久，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来访问郭沫若，虽然没有见上面，但给泰东图书局带来了震动，尤其是赵南公，担心郭沫若被商务印书馆挖走，因此对郭沫若更加尊重。

但是，赵南公没有同郭沫若谈定每月薪酬多少，发工资也没有固定的时间。郭沫若对此有些不满。在书店的编辑方针上，沫若和赵南公也有不同。郑伯奇回忆说：“沫若主张以创造社同人为基础，另外从新编刊一种大规模的综合性的文艺杂志，南公却不免有点踌躇。季刊和丛书同时出版，乃是双方让步的结果。”沫若决定请郑伯奇和郁达夫回来。“那时仿吾已经回到湖南，资平远在广东，只有沫若一个人和书店折冲，不免有点孤独之感，所以他写信到日本去，叫达夫和我回国来商量。达夫计划本要回来，我在暑假中空闲无事，我们两人便先后回到上海来了。” ^[13]

郑伯奇回国后，郭沫若陪郑伯奇去镇江、无锡一带游了一圈。回到上海后，赵南公告诉郭沫若，安庆法政大学请他推荐英文教师，月薪二百元大洋。赵南公希望郭沫若能去，在安庆一边教书，一边给泰东图书局当编辑。郭沫若认为自己的英文发音不好，于是向赵南公推荐了郁达夫。赵南公又说如果郭沫若喜欢西湖，就把泰东图书局编辑所设在西湖好了。郭沫若也没有同意。

其间，商务印书馆宴请正在上海的胡适吃饭，并请郭沫若作陪。郭沫若的名字紧排在胡适之后。这表示着上海文化界对他的认可。当天胡适日记载：“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沫若在日本九州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工力也不好。”而郭沫若却回忆说，胡适在席上与何公敢笑道，郭沫若的诗才是真正的新诗，他的诗要算是旧的了。

1921年9月，郭沫若推荐郁达夫代替自己在泰东图书局的职位后，返回日本继续他的医学生生活。走前，郭沫若已将《创造》季刊创刊号基本编好，只缺郁达夫的小说《茫茫夜》了。郁达夫接替郭沫若不到两个星期，就以郭沫若、田汉、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人的名义在《时事新报》刊登广告，宣布《创造》第1期将于1922年元旦出版：“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这一广告曾引起非议，但为《创造》的出版壮了声势。只是郁达夫迟迟改不好《茫茫夜》，直到1922年3月才把稿子改好发出，然后就返回日本去参加毕业考试。《创造》季刊创刊号直到1922年5月才正式出版，虽然校对和印刷都比较粗疏，但作品质量上乘，成为新文学界一颗耀眼的明珠。

回到课堂的郭沫若，对于医学学习越来越没兴趣了。他继续致力于文学创作。1922年1月1日，郭沫若完成了小说《残春》。主人公爱牟的同学贺君在回国途中自杀遇救，爱牟去医院看他，认识了护士小姐S姑娘，S纤巧美丽但患有肺病。爱牟爱上S后，有天晚上做梦与S姑娘在笔立山幽会。同伴跑来告诉爱牟，他的妻子把两个孩子杀了。爱牟回到家中，妻子又拿刀向他杀来。于是爱牟从梦中惊醒过来。显然，这篇小说采用了意识流的艺术手法，背后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由于意识流手法在国内还比较少见，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了论争，有人批评它平淡无味，但成仿吾认为这是“有特彩的一篇作品”，郭沫若本人也写了《批评与梦》来解释这篇作品。他说：

一篇作品不必定要有Climax，仿吾在批评《残春》一文中论得很精辟而且很是独到。我那篇《残春》的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并且还在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时的一个奢望。若拿描写事实的尺度去测量它，那的确是全无顶点的。但是若是对于精神分析学或者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人看来，他必定另外可以看出一种作意出来，另外可以说出一番意见。

他不认为这篇小说没有高潮，平淡无奇：“我在《残春》中做了一个梦，那梦便是《残春》中的顶点，便是全篇的中心点，便是全篇的结穴处。” ^[14] 《残春》体现了郭沫若在文艺创作上的新探索，对当时文坛有一定的影响。

1922年7月1日，为了创造社社务，郭沫若利用暑假的空闲又返回上海。由于文学研究会几次邀请郭沫若等人参加，都被婉拒了，《创造》季刊的发刊词又影射文学研究会垄断文坛，所以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旬刊》等刊物对创造社颇多微词，文坛的普遍观感是创造社是艺术派、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是人生派、现实主义；创造社主张多创作，文学研究会同时注意国外文学的翻译介绍。由于彼此观点不同，这两派彼此有些不能理解的地方，发生了一些论战。

为了回应文坛对创造社翻译和创作的批评，郭沫若连续写了几篇文论。在《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中，郭沫若说：“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情髓所吐放的光辉，人类不灭，人性是永恒存在的，真正的文学是永有生命的。”“文学的好坏，不能说是他古不古，只能说是他醇不醇，只能说是他真不真。”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中，郭沫若认为：

我对于艺术上的见解，终觉不当是反射的Reflective，应当是创造的Creative。前者是纯由感官的接受，经脑精的作用，反射地直接表现出来，就譬如照像的一样。后者是由无数的感官的材料，储积在脑精中，更经过一道滤过作用，酝酿作用，综合地表现了出来，就譬如蜜蜂采取无数的花汁酿成蜂蜜的一样。我以为真正的艺术，应得是属于后的一种。所以锻炼客观性的结果，也还是归于培养主观，真正的艺术品当然是由于纯粹的主观产出。

至于艺术上的功利主义的问题，我也曾经思索过。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以从事创作，上之想借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的精神太远了。

我更是不承认艺术会画分出甚么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人。这些空漠的术语，都是些无聊的批评家——不消说我是在说西洋的——虚构出来的东西。我认定艺术与人生，只是一个晶球的两面，只如我们的肉体与精神的关系一样，他们是两两平行，绝不是互为君主臣仆的。 ^[15]

这些都体现了郭沫若当时对文学的认识。

不久，郁达夫毕业回到上海。他与郭沫若认为《创造》销路不好，且陷入无谓的论争之中，都感到烦闷，自比为孤竹君二子，并决定请成仿吾来主持社务。

1922年9月，郭沫若再次回到福冈，开始了他最艰难的本科最后一年的读书生活。郭沫若十七岁时曾患过严重的伤寒，高烧不止，病好了后发现听力减弱。医学理论不要求听力，但高年级临床实践时需使用听诊器，而听力受损影响听诊的准确性。因此，在临床实验阶段时，郭沫若悲哀地发现，由于自己的听力辨别能力弱，他很难继续从事医学工作。当时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五名中国留学生中，有三位完成本科学业后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曾经做过护士的安娜跟郭沫若同居后，也希望后者能在医学上有更远大的发展。医学的受挫让个性好强的郭沫若非常沮丧，但他十分坚强，即便下课后回到家里，还不断用听诊器对着自己的身体做实验。1923年4月，郭沫若终于取得了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学士学位。

郭沫若毕业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的张凤举写信给郭沫若，说北京大学不久要开设东洋文学部，周作人和他本人都希望郭沫若能去任职。郭沫若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并没有系统学过文学，对于东洋文学更是外行，没有资格做文学教授。 vfNcNMSfW84f/slLyhz1nFOyNpNKCqwoqIjUk40FcB84o8mc/tK4Vs2xIqHhyD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