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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郭沫若带着朋友们的希望再次回到上海，仍然住在泰东图书局。8月5日，《女神》在泰东图书局作为《创造社丛书》第1种初版发行。这本诗集分三辑收录了郭沫若1916年至1921年间所作的《凤凰涅槃》《天狗》《女神之再生》等新诗五十七篇。
郭沫若不是最早写新诗的人，胡适、鲁迅、周作人、康白情、俞平伯、刘半农等人都比郭沫若更早地发表了他们的新诗。胡适还出版了《尝试集》这部中国第一部新诗集。但《女神》后来居上，得到了新文学界的很高的评价，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伟大新诗集”和“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茅盾最先读到的是《匪徒颂》：“这首诗的叛逆精神是那样突出，的确深深地打动了我。后来我又接连读到了他在一九二〇年初发表的《凤凰涅槃》、《天狗》、《晨安》诸诗，当时我就同编辑《新青年》的陈望道和李汉俊议论过这些诗，对于作者这种热情洋溢敢于创新的气魄十分钦佩。”“《女神》中的诗和诗剧，绝大部分洋溢着破坏旧传统，提倡新创造的精神，这是极端吸引人的。而且作者的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总而言之。我认为《女神》是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以郭沫若所独有的形象思维方式，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观点和立场，以及作者当时对理想社会的浪漫蒂克的描绘或期望。《女神》里的诗剧和诗，真可以说神思飚举，游心物外，或惊才绝艳，或豪放雄奇，或幽闲澹远。这样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在当时未见可与对垒者。” [6]
郁达夫认为：“《女神》的真价如何，因为郭沫若君是我的好友，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谁也应该承认的，就是‘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的一段功绩。” [7] 闻一多评价《女神》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 [8] 周扬也认为，郭沫若的新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那常用‘暴躁凌厉之气’来概说的‘五四’战斗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人的自觉’，在形式上，摆脱旧诗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这是当时所要求于新诗的” [9] 。茅盾、郁达夫、闻一多、周扬，都是中国新文坛的大家，他们的评价代表了文学界对《女神》成就的认可。
《女神》给当时青年以极大的鼓舞，很多青年从《女神》那里，知道了什么是新诗，怎样写新诗。中国新诗从《女神》开始，走上了坦途。臧克家说，《女神》“出现在1921年的新诗坛上，真好像暗夜里通红的火把，暮天中雄壮的号角。它不但一鸣惊人地给作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它也扩大了新诗的影响，巩固和提高了新诗的地位。当时的青年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从它里面吸取了奋斗的力量；对于一般新诗的作者，它成为模拟的范本和走上创作途程的指路碑” [10] 。冯至后来满怀感念地回忆《女神》给他的影响：“当我住在狭隘的、窒闷的小城里读到诗人向世界上一切崇高的事物和人物祝贺‘晨安’、同古今中外‘匪徒’倾泻热情的赞颂、让他的想象奔腾在金字塔旁和贝加尔湖畔、以无限的关怀神驰于英国牢狱中绝食而死的爱尔兰烈士的身边时，我的思想和感情得到很大的解放。”“有了《女神》，我才明确一首诗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对自己提出较高的要求，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从此以后，我才渐渐能够写出可以叫作‘诗’的诗，这期间虽然尝到不少摸索和失败的苦恼，但是写诗却没有中断过。” [11]
《女神》之后，郭沫若一生创作了《星空》《瓶》《前茅》《恢复》等多部诗集，成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新诗人之一。有学者认为郭沫若“是新诗实绩最早的奠基者”：
几十年来，他在新诗领域中，创作最多，劳绩最著，贡献最力，影响最大。他把历史题材带进了新诗的领域；他给新诗的田园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他把诗剧、叙事和抒情融为一炉，解除了诗体的束缚；他创造了多采多姿的样式，在新诗的园地中培植了各种各样的奇花。他以充沛的爱国主义热情，以反抗一切压迫、摧毁传统势力的精神，并以创造理想世界的歌唱，活跃了新诗的生命。他以倾向于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给广大青年燃起了反抗现实的怒火。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发扬了历史上进步诗人的优良传统，为后起的诗人树立了不朽的楷模。 [12]
这样的评价中肯地反映了郭沫若在新诗创作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