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入学两年多，郭沫若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文学上，医学课程越来越吃力，于是他想转学到京都帝国大学改学文科。他征求家人和朋友们的意见，郑伯奇赞同，但安娜和成仿吾反对。成仿吾认为，“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郭沫若觉得成仿吾的话有道理，于是不再想转学的事儿，却向学校申请休学三个月。

休学在家的郭沫若，每天在楼上读文学和哲学书籍。他读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制作》，莫泊桑的《波南密》《水上》，哈姆森的《饥饿》，波奕尔的《大饥》，以及易卜生、霍普特曼、高斯华绥的好些戏剧。他“愈和这些书接近，便愈见厌弃医学，回国的心事又抬起了头来” ^[1] 。

此时，萦绕在郭沫若心际的，是创办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田汉、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等人也都有这个想法。1921年1月18日，郭沫若给田汉写信说：

成仿吾君你近来会过没有？他去年有信来，说有几位朋友（都是我能信任的）想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要约你和我加入。他曾经和你商榷过没有？他的来信上说：“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他这个意见，我很具同感，所以创刊的建议，我也非常赞成，不消说我们创刊杂志另外还有更大的目的和使命了。京都方面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我在二月间拟往京都——我昨天写到此处便住了笔，今天往校内去取信，成仿吾君竟有一封信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和你商量过。其后的进行怎么样了？ ^[2]

2月底，郑伯奇也接到郭沫若的来信谈组织文艺社团的事儿。郑伯奇在日记中写道：“沫若来信，对于联合同人组织文艺团体的事也不甚积极的样子。我信此事必要，所以春假想下实地再宣传一番。我想沫若、寿昌、凤举诸人总可以担编辑的责任，其次供稿的人也不下十人。若每月一册太忙，隔月或三月一册，断无不能行之理。并且可以借此号召些同志。” ^[3]

成仿吾的文学热情也十分高涨，他本来学造兵器，却沉浸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他的朋友李凤亭从日本回国后，谋得了泰东图书局法学主任的职位。他举荐成仿吾任文学主任。成仿吾很兴奋，决定放弃毕业考试，立即回国。郭沫若听到消息后，跟成仿吾一样兴奋，他觉得这是组织文学社团、创办纯文学刊物的好机会。

1921年4月，郭沫若跟成仿吾一道，回到了上海。等他们到了泰东图书局后，发现文学主任已经由王靖担任了。成仿吾同郭沫若去西湖玩了一圈后，就回了湖南，留下郭沫若在泰东图书局。郭沫若与钱君胥合作翻译了德国人施笃谟的《茵梦湖》，并点校了《西厢记》，都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他还开始编辑《女神》。

这位新诗人受到国内知识界的欢迎。郑振铎、叶圣陶、朱谦之等人都曾来看望过他。少年中国学会的左舜生前来拜访，郭沫若从他那里，才知道田汉为了筹备纯文学刊物，曾遭受过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冷遇。

文学研究会的郑振铎和茅盾，邀请郭沫若到上海半淞园聚会。他们除了想见见这位声名鹊起的新诗人外，还打算当面邀请他加入文学研究会，以便把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旬刊》办得更有起色。郭沫若跟他们讲，他们的邀请信寄给田汉了，但田汉扣住没有寄给他，这说明田汉对于这件事持保留意见，如果这次不征求田汉的意见加入文学研究会，那就对不起朋友。郭沫若虽然委婉拒绝了，但答应为他们的刊物写稿，出点力。

半淞园聚会后，郭沫若就向泰东图书局老板赵南公提出办纯文学刊物的事儿，赵南公同意这个刊物由泰东图书局出版。接下来郭沫若需要返回日本跟朋友们商量怎么具体操作了。

5月底，郭沫若返回福冈，在家仅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去了京都。他往第三高等学校拜访郑伯奇，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郑伯奇带着他见了在留学生界有“中国的马克思”之称的李闪亭。李闪亭就是郭沫若在六高的同学李希贤。郭沫若晚上跟李闪亭同住，李闪亭对他说了些关于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并劝郭沫若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但郭沫若兴趣不大。郭沫若又见了穆木天、沈尹默、张凤举、张定钊、傅堂迈、苏民生等人，当谈到办纯文学刊物时，四十来岁的沈尹默开口就说：“上海滩上是谈不上甚么文艺的。”郭沫若猜想，沈尹默所谓的文艺，大概是读线装书，写旧体诗，那是在北京才能办好的事儿。话不投机，这次京都之行郭沫若没有达到目的。

6月4日晚，郭沫若乘车前往东京，一路都在思考创办文学刊物的事儿：出季刊更合适一些，名字“夸张一点的便是《创造》，谦逊一点的可以命名为《辛夷》。名目太夸大了，要求实质相副，是很费力的”。稿费也成问题，不知道泰东书局有没有诚意。“这些都在萦想中，但想来想去总得不到着落。最大的希望是到东京后，要靠几位有力的友人来决定。” ^[4] 郭沫若在东京见着了郁达夫、田汉、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等人。

这次会面，郁达夫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郁达夫，浙江富阳人，小郭沫若四岁。1913年随长兄郁曼陀到日本留学，1914年7月与郭沫若同时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先学文科，后来转入医科。郁达夫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接触西洋文学，创作小说了。1915年一高预科毕业后，郭沫若去了冈山，郁达夫去了名古屋的第八高等学校，他不久就转学文科，专攻政治学。1919年7月，郁达夫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就读。1920年，郁达夫曾经与在东京的成仿吾、张资平等商议，创办新的文学团体。这次郭沫若来东京，郁达夫正生病住院，但他不顾病体，陪郭沫若登临了附近的尼哥拉斯圆堂。他还说要把已经写好的三篇小说《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给郭沫若看。这些小说都写得十分好，是新文学中难得的佳作。郁达夫赞成刊物用《创造》的名字，并说以后每期都可以支持一两万字。郭沫若十分高兴，觉得心里有了底。他要郁达夫担任东京方面的召集人，出院后把张资平等人聚起来开会，督促他们尽快写出作品来。

郭沫若去东京郊外访问了田汉夫妇后重返东京。1921年6月8日，大家在郁达夫的住处讨论了成立文学社团，办同人刊物的事。与会的张资平回忆说，大家“决定组织文学团体，名叫创造社，出季刊及丛书。丛书经决定了的有郭的《女神》，郁的《沉沦》，朱谦之的《革命哲学》。我的尚未脱稿的《冲积期化石》便编为第四种丛书了。其实一切都是由郭一人的决断才见成功的”。“大家再商议季刊第一期的内容。在这间六铺土席的房里，我们不单决定了季刊第一号的内容，也约略拟定了第二三期的内容。” ^[5] 这次会议标志着创造社的正式成立。 a8VIVO5JGSmq0msURyIHmilKOv1nYvwoA0VwXKMpAbrcZVbThGv23pZ9XBqYI6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