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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18日，郭沫若给宗白华写信，提出他对新诗的看法：
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像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他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 [74]
宗白华接到信后，复信称赞郭沫若有抒情的天才。宗白华还将在东京的田汉介绍给郭沫若，希望他们“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
2月9日，田汉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
你这样真挚优美的人，我如何不爱！我如何不要找你做我的诗友，做扶我这个醉人的扶者。
你的《凤凰涅槃》的长诗，我读过了。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NewEgo啊！ [75]
2月15日，郭沫若回复田汉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郭沫若交代了自己跟安娜的恋爱经历，以及自己在老家有原配这件事。他忏悔着说：“我结了婚之后，不久便出了门，民国三年正月，便来在日本。我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早已无可补寘的余地的了。不料我才遇着了我安娜。我同她初交的时候，我是结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也仗恃着我结了婚的人，所以敢于与她同居。唉！我终竟害了她！以下的事情，我无容再说了。” [76]
田汉回信说：“沫若兄！你的事算大体给我知道了。你对于我这个初交之友能为肺腑之言，可知你没有以外人待我，是不是？我很感谢你待我之厚。但是我对于你干的事情，没有把他当作你一个人的罪恶，却把他当作全人类——至少也是恋爱意识很深的人——的罪恶，尤以天才者犯这种罪恶的多。”田汉还认为，即便是以前结婚了，但如果对于那女人没有了爱意，那么便不算结过婚，尽可以各走各的。田汉还说：“假使到末日审判那天，有人要宣布你们的罪状，我愿挺身出来，做你们的辩护士啊！” [77]
对于田汉的理解，郭沫若十分开心，“我一面实验着，一面读你的信。我读了又读，念了又念，翻来覆去地，不知道读了好多遍。田寿兄！我的可爱的恰慧的辩护士”！沫若还把这封信给安娜看了，安娜也十分高兴，她笑着说：“应该宣告死刑的法官却成了辩护士了。实在是一位大恩大德的先生啊！” [78] 当天晚上他们比平时多吃了两碗麦饭。
其实，田汉为了和郭沫若通信，也做足了功课。“一封信发去后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很快地厚厚的回信来了。在案头，在被子里，在江户川的水边，在户山原的林下，兴奋地读了又读，看了又看，赶忙又写回信。为着这而看书，为着这而观剧，为着这而郊游。一切为着写信。写信一时成了我主要的功课。” [79]
这种亲密的关系，正如郭沫若后来所回忆的：“五四当时，凡是赞成新文艺和新思想的人，差不多彼此都当成情人在看待，毫无畛域之分。” [80]
3月19日，田汉从东京到福冈去看郭沫若。郭沫若第二个儿子出生刚满三天。郭沫若正在厨房里烧火煮水。田汉就走了进来。郭沫若一家十分开心。郭沫若不顾安娜还在月子里，陪着田汉去游了太宰府和福冈的一些名胜。田汉回忆说：“沫若邀我上太宰府‘管原道真祠’看梅花。我们在那香雪海中喝得烂醉，躺在山上看白云。因为发见园中有照相馆，我们乘着醉意又并肩站在一块大石上，眼望着辽远的天边，叫照相师替我们照相，那是取的歌德与雪勒并肩铜像的姿势。因为我们当时意气甚盛，颇以中国的歌德和雪勒自期的。” [81] 沫若在梅花树下放歌：
梅花！梅花！
我赞美你！我赞美你！
你从你的“自我”当中，
吐露着清淡的天香，
开放着窈窕的好花。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爱，
到底成了个甚么的世界？
这是对青春、友谊和爱的讴歌。
但这次把安娜一个人留在家里，安娜过于劳累，母乳断了。后来喂养不得法，孩子食物中毒，在大学医院就医。沫若守着病重的孩子，作了一首凄美的《蜜桑索罗普之夜歌》：
无边天海呀！
一个水银的浮沤！
上有星汉湛波，
下有融晶泛流，
正是有生之伦睡眠时候。
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遥遥地，遥遥地，
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
啊，我与其学做个泪珠的鲛人，
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泪偷生，
宁在这缥缈的银辉之中，
就好象那个坠落了的星辰，
曳着带幻灭的美光，
向着“无穷”长殒！
前进！……前进！
莫辜负了前面的那轮月明！
沫若十分喜欢这首诗，他认为：“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由葡萄中榨出的葡萄酒，有人会讴歌它是忘忧之剂，有人又会诅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晓得那是它自己的惨淡的血液。” [82] 所幸的是，孩子的病不久就好了。
自田汉来访后，他们的通信就暂告一段落了。田汉当时十分自信，没有受过生活的压力，所以对郭沫若蓬头垢面在厨房伺候产妇的生活有些失望。田汉曾对郑伯奇谈到这次见面的感受：“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后来田汉还写信给郭沫若，说自己的舅父易梅园很欣赏郭沫若的诗歌，只是烟火气比较重。郭沫若觉得田汉对自己有些不理解。后来当田汉再次约郭沫若以及另一个朋友通信，写一本《三叶集》续编时，郭沫若拒绝了。
1920年5月，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人将他们之间的通信二十封，并附有各自的序共二十三篇，集为《三叶集》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田汉在序中说：“写信的时候，原不曾有意发表出来。后来你来我往，写写多了，大体以歌德为中心；此外也有论诗歌的；也有论近代剧的；也有论婚姻问题的，恋爱问题的；也有论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凭着尺素书，精神往来，契然无间，所表现的文字，都是披肝沥胆，用严肃真切的态度写出来的。”郭沫若认为：“这要算是‘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
《三叶集》谈得比较多的是歌德。1920年7月19日，郭沫若接到《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的来信，约他翻译《浮士德》。郭沫若本来就对歌德有兴趣。他曾给宗白华写信说：
歌德这位大天才也是到了“博学而无所成名”底地位。他是解剖学底大家（解剖学中有些东西是他发见的），他是理论物理学底研究者（他有色素底研究。曾同牛顿辩论过来），绘画音乐无所不通，他有他Konkusordung（破产法条例）底意见，他有政治家和外交家底本能和经验，Lavater与knebel都称赞他是个英雄，便是盖世的伟人拿破仑一世也激赏他是Voila un homme，他有他的哲学，有他的伦理，有他的教育学，他是德国文化上的大支柱，他是近代文艺的先河……他这个人确也是最不容易了解的。 [83]
在《三叶集》中，郭沫若也以中国的歌德自我期许。事实证明，郭沫若后来在文艺、学术研究、社会活动等多个方面均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现代中国跟歌德最为近似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这次接受《浮士德》的翻译，无疑为他更深入了解歌德创造了条件。
《浮士德》的翻译给郭沫若诗风带来了转变，他开始写诗剧了。郭沫若称之为他的诗风的第三个阶段。他说：“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之下写成的。” [84]
《棠棣之花》是根据《史记·刺客列传》中聂嫈、聂政姐弟的故事写出来的。聂嫈送别聂政时的唱词体现了郭沫若的爱国思想：
去吧！二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二弟呀，去罢！
《湘累》是郭沫若花了两天工夫根据《楚辞》中的《湘夫人》《湘君》两首诗写出来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郭沫若的“夫子自道”：“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我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
《女神之再生》取材于《列子·汤问篇》中女娲炼五彩石补天和共工颛顼争帝怒触不周山的故事。共工颛顼争帝，“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颛顼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女神们唱道：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神。
我要去创造些新的温热，
好同你新造的光明相结。
新造的葡萄酒浆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
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1] （英）赫伯特·斯宾塞著，严复译《社会学研究》，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90页。
[2] 郭沫若：《初出夔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33页。
[3] 郭沫若：《致父母（1913年12月25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
[4] 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4页。
[5]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2月13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82页。
[6]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2月13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82页。
[7]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3月14日）》，同上书，第186页。
[8]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2月13日）》，同上书，第181页。
[9]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6月6日）》，同上书，第187页。
[10]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8月1日）》，同上书，第191页。
[11]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7月28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12]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8月1日）》，同上书，第191页。
[13]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8月29日）》，同上书，第193页。
[14] 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15] 郭沫若：《致郭朝沛、杜邀贞（1914年9月6日）》，《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16]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9月6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17] 郭沫若：《自然底追怀》，《时事新报·星期学灯》，1934年3月4日。
[18] 郭沫若：《自然底追怀》，《时事新报·星期学灯》，1934年3月4日。
[19]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12页。
[20]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11月17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8、199页。
[21] 郭沫若：《致元弟（1915年7月20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21页。
[22]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11月16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0页。
[23] 郭沫若：《致父母（1914年11月16日）》，同上书，第200、201页。
[24] 郭沫若：《致父母（1915年3月17日）》，同上书，第208页。
[25] 郭沫若：《致元弟（1914年11月27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03页。
[26] 郭沫若：《致父母、元弟（1915年4月12日）》，同上书，第211页。
[27] 郭沫若：《致父母（1915年6月1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14页。
[28] 郭沫若：《致父母（1915年7月5日）》，同上书，第217、218页。
[29] 郭沫若：《致父母（1915年9月7日）》，同上书，第223页。
[30] 郭沫若：《致父母（1915年10月21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23页。
[31] 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32] 郭沫若：《王阳明礼赞》，《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9页。
[33] 郭沫若：《王阳明礼赞》，同上书，第288页。
[34] 郭沫若：《致父母（1915年10月21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23页。
[35] 郭沫若：《自然底追怀》，上海《时事新报·星期学灯》1934年3月4日。
[36] 郭沫若：《致父母（1916年1月15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27—228页。
[37] 郭沫若：《自然底追怀》，上海《时事新报·星期学灯》1934年3月4日。
[38] 名和悦子：《郭沫若在冈山》，《郭沫若学刊》，2007年第1期。
[39] 郭沫若：《致父母（1916年4月30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30页。
[40] 郭沫若：《致父母（1916年9月16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31页。
[41] 郭沫若：《致父母（1916年12月27日）》，同上书，第235、236页。
[42] 郭沫若：《致父母（1916年9月16日）》，同上书，第232页。
[43] 郭沫若：《致父母（1916年11月19日）》，同上书，第234页。
[44] 郭沫若：《太戈尔来华之我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70页。
[45] 郭沫若：《自然底追怀》，上海《时事新报·星期学灯》1934年3月4日。
[46] 郭沫若：《小引》，《辛夷集》，泰东图书局，1923年。
[47] 郭沫若：《致父母（1916年12月27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35页。
[48] 郭沫若：《致父母（1917年1月19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38页。
[49] 郭沫若：《致父母（1917年8月14日）》，同上书，第249页。
[50] 郭沫若：《致父母（1917年6月23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46页。
[51] 郭沫若：《致父母（1918年8月24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52页。
[52] 郭沫若：《致父母（1918年7月2日）》，《敝帚集与游学家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57、258页。
[53] 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03页。
[54] 钱潮口述，盛巽昌记录整理：《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四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264页。
[55] 同上书，第264、265页。
[56] 刘德有：《随郭沫若战后访日——回忆与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2、223页。
[57]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57页。
[58] 郭沫若：《神话的世界》，《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266、267页。
[59]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62页。
[60] 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第176页。
[61]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62] 郭沫若：《致郁达夫》，《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98页。
[63]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73页。
[64] 郭沫若：《百合与番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96、397页。
[65] 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上海《文哨》第1卷第2期，1945年7月5日。
[66] 郭沫若：《同文同种辨》，《黑潮》月刊第1卷第2期，1919年10月。
[67] 郭沫若：《抵制日货之究竟》，《黑潮》月刊第1卷第2期，1919年10月。
[68] 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上海《文哨》第1卷第2期，1945年7月5日。
[69] 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贺郭沫若先生五十生辰》，重庆《时事新报》，1941年11月10日。
[70] 《三叶集·宗白华致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71]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17页。
[72] 《三叶集·宗白华致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0页。
[73] 《三叶集·宗白华致郭沫若》，同上书，第31、32页。
[74] 郭沫若：《致宗白华》，《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年5版，第6、7、8页。
[75] 《三叶集·田汉致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35、37页。
[76] 《三叶集·郭沫若致田汉》，同上书，第43页。
[77] 《三叶集·田汉致郭沫若》，同上书，第58、60页。
[78] 《三叶集·郭沫若致田汉》，《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67、68页。
[79] 田汉：《与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田汉全集》（第1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09页。
[80] 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上海《文哨》第1卷第2期，1945年7月5日。
[81] 田汉：《与沫若在诗歌上的关系》，《田汉全集》（第1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10页。
[82]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69、70页。
[83] 郭沫若；《致宗白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1日。
[84] 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