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18年8月上旬，开贞带着安娜和和儿来到福冈，准备就读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到福冈不久，开贞给父母亲写信说：

大哥昨日又汇来七十块钱，此次入学一切耗费尽可敷用，家中请不要再汇款来。男现住的房子，小小的共有两间，都在楼上，楼下是主人的储藏室，室侧有个煮饭的地方，又其侧便是毛房。画一块图在下边，便可一目了然。房子里面却不大干净，周围都是土壁，房钱却是很贵，每个月电灯在内，要五块半钱。算好窗户甚多，凉风时至，可恨毛房太近，又时有粪香扑鼻也。住家离大学甚近，走不上两百步，便是大学的后门，上课算很方便呢。离海岸亦不远，天晴便可入海凫水。今日天气甚好，打算吃了午饭之后，便去凫水去。海岸上有苍松万千树，照眼皆青，空气甚新鲜也。和儿已长齿矣，两个下齿洁白胜雪，似乎痒不可耐，遇物即啮。偶抱出松原中散步，即稳稳睡在怀中而归。夜里不甚安眠，一晚总会醒三四次，人手过少，哭起来时，觉又非常可恹。想到儿今累男，便是男当年累我二老之真象。 ^[51]

有一天，开贞在松林散步遇见在第五高等学校就读的留学生张资平。两人一边去海里游泳，一边议论起国内文坛的现状来。他们对于国内的出版界都不满意，他们不喜欢什么文章都收在一起的杂志，而想找几个人办一种纯粹的文学期刊，专门刊发白话文学作品。他们觉得留学生中的郁达夫、成仿吾能够跟他们志同道合。如果每人每月从官费中抽出几块钱来，刊物就可以办起来。两人约定以开贞为中心，待开学后征求郁达夫、成仿吾的意见。这就是后来创造社的最初萌芽。

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博多湾一带有很多资本家的别墅。他们开着汽车，带着“艺伎”到海边饮酒作乐，不时有男女的笑声和台球的碰撞声传来。资本家们想把博多湾变成深港，以推动当地物流的发展，于是很多挖泥沙的船在进行作业。博多湾是元朝征伐日本时船舰沉没的地方，至今还有很多遗物存在。面对此情此景，开贞十分感慨。博多湾的历史文化、自然风景以及现实情况，很多都出现在开贞的诗歌当中。

张资平当时正在看不肖生写作的《留东外史》，这本书以淫秽在留学生界知名。对于张资平的爱好，开贞比较诧异。不久后，张资平约开贞参加“丙辰学社”，开贞委婉拒绝了，但他介绍了《早稻田文学》等日本文学杂志给张资平阅读。

9月下旬，成仿吾带着湖南人陈老先生到福冈治疗失明。开贞一家决定和陈老先生共同租房。他们在箱崎神社附近找到一处两层楼房。陈老先生一家住楼上，开贞一家住楼下。安娜管理着两家人的家政。这委屈安娜了，但安娜却欢喜得几乎流出眼泪来，因为他们正缺钱用。陈老先生治疗眼疾失败后于11月就回国了，因为付了一个季度的房租，开贞一家得以住到年底。吴鹿苹给老家写信，说开贞生活困难。家里闻讯后准备寄钱来，开贞觉得十分不安。他在家信中说：

今天上学去后，接到元弟五月十八日家书。拆开读时，热烘烘的眼泪不知不觉的从男的两个眼睛里不住的流了出来。鹿苹姻兄未免言过其实了。鹿苹用度甚奢侈，每年除了官费之外，总要求家款三四百金补济。鹿苹兄未免巧于张他人之旗鼓，作自己的保障了。世乱年荒，家中何能更得此巨款现金？二老如此待男，颠转令男心不能一刻安。男禀如早到，请二老千急作罢，否则作为元弟路费，命元弟随鹿苹姻兄来留学，最男所夙夕默祷者也。日前体格检查，判得一强字，完全不是虚假，男何敢将无作有来欺诳我父母呢？头痛之患，从前在家中时便是有的。记得沈先生主教家塾时，男做文作算不成，每每便觉头痛，想是先天素弱，并非由勤勉过度而来。男自来东后，自觉年长无学，老大徒悲，比从前在内地时稍稍潜心向学，但还配不上说得勤勉二字；每月按领国家官费，供家养口，便何能说得到苦学二字耶！鹿苹姻兄未免抽活人大过分了。 ^[52]

给父母报喜，让老人释怀，但生活的艰难只有开贞自己知道。

1918年9月，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开学了。当年招收新生一百零四人，其中中国留学生包括郭开贞在内共五人。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有很多著名的学者，他们担任了开贞的任课教师。

石原诚博士是生物学讲座的主任教授，1879年生于兵库县。他关于淡水鱼的杂交实验、心脏刺激传递系统的功能研究、生物之间近亲程度的血清学研究等等，代表了当时日本生物学界的最高水平。开贞对他的课印象十分深刻，多年以后还深情回忆说：

我自己对于生物学本是很感趣味的人。福冈的九州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石原博士又是我所敬爱的一位学者，我听过他的生理学总论、遗传学、内分泌学等的讲义，相当地引起了我对于那些学问的向往。我和博士的个人的接触虽然不曾有过，但他对于我的印象却颇象一位深通禅理的高僧。矮小而瘦削的他，在演讲时总是把眼睛闭着的，让他那颇有涩味的声音不急不徐地流出。生理学总论是医科学生第一年所必修的科目，他在最后的一点钟上曾经离开了讲义说到自己的私生活上来。他说：近时的学生好美衣美食，食事爱在“卡罗里”（热量）的多少上关心，但他自己是一位菜食主义者，已经素食了多年，然而精神也不见减衰。关于菜食的生理学上的根据，博士没有说出，但他那简单的几句话，对于我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3]

开贞的老师中还有对中国留学生特别友善的小野寺直助教授。据开贞同学钱潮回忆：

讲授内科的小野寺直助教授，他在教课和指导实习时，对我们留学生很照顾，尤其对耳聋重听的沫若，修改笔记，实习诊察，格外关切。小野寺教授时邀沫若与我上他家作客。他很喜藏古董，中国的古陶瓷器也不少。他说：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中国对日本是很有帮助的。他讲到留学德国时，德国却对他种族歧视，看不起日本学生；他要纠正这种倾向，所以特别亲近中国留学生。小野寺教授的真挚感情，沫若和我都深受感动，这在当时是不多的。

在1930年代流亡日本期间，开贞还多次请小野寺教授帮忙。后来，当小野寺教授知道开贞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后，兴奋地对钱潮说：“沫若若不是重听，在医学方面深造下去，其成就决不会低于在文学和史学战线上的贡献。”他以自己有这样一位耳聋了的学生，在文学、史学上成为巨人感到骄傲，说：“这是九州大学的光荣，也是我的光荣。” ^[54]

被称为“九州考古之父”的中山平次郎，担任了开贞的病理学课程的教师，这对开贞后来从事考古工作应该有一定的影响。此外，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还请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来开办讲座。钱潮回忆说：

苏联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用德语讲课达半年之久，讲了他所研究的关于消化腺生理问题，并亲自做了狗的“假饲”和胃瘘手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是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来福冈的，十一月他在中国上海受到大学生成群结队的欢迎，用手臂抬着他在南京路上走过。在九州大学，爱因斯坦应邀作了半天关于“相对论”的学术讲演，沫若津津有味倾听了他那深入浅出的报告，爱因斯坦对近代物理的巨大贡献，给沫若一定的影响。他青年时代，屡受名师教诲，为其以后的勤学精进树立了榜样。 ^[55]

除了专业上的学习之外，这些著名学者也启发了开贞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后开贞重访九州大学，深情地说：“我们当时的老师们虽然主要的是向我们进行医学的教育，可是在进行医学的教育当中，不知不觉就让我们体会到了——深切地体会到爱国主义的精神的教育。我体会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因此我也就学会了爱我的祖国。为了我的祖国能够从以前的悲惨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就是贡献我自己的生命，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56]

在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里，医学生郭开贞总是坐在第一排，记笔记最认真。解剖学课程在医科大学很重要。九州帝大的解剖课第一学期解剖筋肉系统，第二学期解剖神经系统。开贞积极参加解剖等医学实验，常常从中获得科学发现的乐趣。多年后他还清晰准确地回忆起解剖实习时的情景：“八个人解剖一架尸体。尸体分成八部分，头部，胸部连上肢，腹部连大腿，胫连脚，左右各一人。”每个人需要解剖八具尸体，用四个月时间，才算是将这门课程完成。在描述解剖场景后，开贞说：“这样叙述着好像很恶心，但在解剖着的人看来，实在好象是抱着自己的爱人一样。特别是在头盖骨中清理出了一根纤细的神经出来的时候，那时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 ^[57]

医学课堂孕育着开贞的诗情，他认为科学探求和文艺创作可以并行不悖：“对于真实的探讨和对于梦境的追求，可以分道而并行，可以异时而两立。譬如我们观察天体，一方面尽可以利用望远镜和分光器去考察星光，但于他方面也可以吟味关于星座的种种诗意葱茏的神话传说。又譬如我们学过生物形态学的人，虽明知鱼类没有泪腺，但也并不能妨害我们去领略‘枯鱼过河泣’的一首妙诗。” ^[58]

开贞一边进行解剖实验，一边构思起文学作品来。小说《骷髅》就是在解剖室面对尸体时构思出来的。他以当时渔夫斋藤寅吉盗尸案为蓝本，将解剖台上的尸体幻想成斋藤寅吉的肉身，采用欧洲小说的体裁，写成惊悚故事。虽然《骷髅》后来因被拒绝发表而为开贞所焚毁，但他却亲热地称呼它为“最初的一篇创作”。另一篇小说《牧羊哀话》跟《骷髅》的创作情况相似。当时“学校里正在进行显微镜解剖学的实习。我一面看着显微镜下的筋肉纤维，一面构成了那篇小说” ^[59] 。在第二学年时，开贞有次提前到了解剖学教室，望着教室内挂着的骷髅，听着背后时钟的嘀嗒声，他创作了一首新诗：

铁塔——铁塔！

壁上的时钟把我向坟墓里逼迫，

逼迫——逼迫！

胸中的雪浪儿乱打我的心脉。

开贞把《牧羊哀话》等小说寄给大哥看。大哥斥责他不应该搞文艺创作，但大哥问他，《牧羊哀话》中的诗歌大概是抄自哪位朝鲜知名作家的吧？这说明大哥对他的才华是肯定的。

即便课程困难，开贞遭遇了挫折，他也仍然以医学为志向：“我对于我不甚嗜好的科学也从事研究。我更决意把医学一门作为我毕生研究的对象。我研究科学正想养成我一种缜密的客观性，使我的意志力渐渐坚强起去。” ^[60] 尽管如此，由于追求个性与自由，郭开贞对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上课方式也有过怨言：“日本人的教育方针是灌输主义，生拉活扯地把一些学识灌进学生的脑里。这在我又是一番苦痛” ^[61] ；“前礼拜去上了几天课来，那种刻板样的生活真要把我闷死。见惯了的滑稽戏子登场，唱一幕独白剧，时而在墨色的背景上画东画西。我只全身发烧，他口中唱着陈古五百年的剧本台词，一点也不曾钻进我的耳里”。 ^[62] “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我零碎地开始作《浮士德》的翻译，特别是那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像出自我自己的心境。” ^[63] 因为不满于这样的课堂，开贞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文学和爱国活动中去。

开贞特别喜欢逛书店，从书店中获得了不少旧学新知。他后来回忆说：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书店渔猎”是学生间顶有趣的一种风习。下课没事便走到新旧书店里去徘徊，不一定是要买甚么书，只是如象女人们游公园，上海人上游戏场一样，完全是出于一种消遣。在书店里巡览书籍，或者翻翻目录，遇着有好书的时候，有钱时便买它一本，没钱时便立着读完半本或一本小本的全书。无拘束的精神，如象入了panorama的画室一样。才看见阿拉伯的队商在沙漠中旅行，忽然又看见探险家在北冰洋上探险；才看见罗马军队入了埃及的首都开罗，逼死了绝世的美女王Creopatra，又看见太空中无数的星云在构成新星系统；人体的细胞在和细菌作战的时候，火星的人类又在策划侵略地球；Fichte才在草告德意志国民的书，爱因斯坦已经在向日本人讲述相对论了；Pompeii的居民在火山未爆发以前正在戏场中看戏的时候，赤色军已经占领了莫斯科宣告全世界大革命……一切实际的或非实际的，有形的或无形的，旷古的或未来的，形形色色世界展开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时而兴奋，时而达观，时而悲，时而喜，时而憎怒，时而爱慕，时而冷笑，时而自惭，时而成为科学家，时而成为哲学家，时而成为诗人，时而成为志士。——超绝时空的灵魂的冒险，情绪的交响曲。 ^[64]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1919年7月，郭开贞和夏禹鼎等同学成立了夏社。

夏社宣言写道：“今为救国之计，必须牺牲小利，排斥国仇，此乃我学界新闻界诸先觉素所提倡，与我工商界诸同胞当前所实行者。民气未死，中国不亡，抵制日货之义声，普及全国”，“今后之事，端在更益坚持耳。因敢不揣愚顽，尽其微力”，“振发同胞，防万一之衰败”。

夏社成立后，同学们“捐了一些钱，买了一部油印机和些纸头油墨等，很简单地便开始了工作。主要是翻译日本人仇华的消息，有时由我们自己撰述些排日的文字。印出以后，向上海各报馆分寄” ^[65] 。但好些成员不会写文章，重担落在了开贞身上。他在这年暑假独自保管和使用油印机，独自发稿，写蜡纸，油印，加封投寄。

本着夏社的宗旨，开贞写了《同文同种辨》与《抵制日货之究竟》两篇长文。前者认为：“中日两国并非同文同种。夫以仁道正义为国是，虽异文异种，无在而不可亲善。以霸道私利为国是，虽以黄帝子孙之袁洪宪，吾国人犹鸣鼓而攻之矣。” ^[66] 后者号召：“读者诸君谁为中华民国之主人翁？乃各放弃其责任，一任少数人之专制压迫，颠倒是非，动摇我国本，侮辱我群众。我学界同胞，既奔走呼号于前，我工商同志，速协力赞助于后。楚歌四面，家国飘摇。诸君！谁无人心，速起奋斗！日将暮，途尚遥！此抵制日货，不过千端万绪中之一节。同胞！同胞！勿再仿徨中路，苟且须臾也。” ^[67] 这两篇文章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郭开贞的思想观念和爱国热情。

夏社订阅了上海《时事新报》，开贞从里面发现了白话新诗，尤其是康白情的《送许德珩赴欧洲》，里面有类似“我们喊了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的句子。这给开贞震动很大：“我感觉得这倒真是‘白话’。是这诗使我增长了自信，我便把我以前做过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扫数抄寄去投稿。公然也就陆续地被登载了出来，真使我感到很大的愉快。这便是我凫进文学潮流里面来的真正的开始。” ^[68]

对于当时国内逐渐兴盛的新诗创作热潮，《学灯》编辑宗白华认为：“白话诗运动不只是代表一个文学技术上的改变，实是象征着一个新世界观，新生命情调，新生活意识寻找它的新的表现形式。”“在文艺上摆脱二千年来传统形式的束缚，不顾讥笑责难，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当他读到郭开贞寄来的“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新诗后，觉得“篇篇都是创造一个有力的新形式以表现出这有力的新时代，新的生活意识”，于是“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学灯》”。 ^[69] 他给开贞写信说：“我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Nature的清芬。” ^[70]

1919年9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开贞的新诗《鹭鹚》：

鹭鹚！鹭鹚！

你自从哪儿飞来？

你要向哪儿飞去？

你在空中划了个椭圆，

你突然飞下海里，

你又飞向空中去。

你突然又飞下海里，

你又飞向空中去。

雪白的鹭鹚！

你到底要飞向哪儿去？

这首诗署名沫若。这是郭开贞第一次发表新诗，第一次使用沫若的笔名。沫水和若水是郭沫若家乡的两条河，这个笔名表示他来自四川乐山。从此，郭开贞以郭沫若的名字出现在中国文化界，他的新诗在《学灯》一发不可收拾，异军突起，代表了当时新诗创作的最高成就。

郭沫若最初在《学灯》发表的《鹭鹚》《抱和儿浴博多湾中》等诗，受泰戈尔影响，“崇尚清淡、简短”。郭沫若自称这是他新诗第一阶段的风格。1919年9—10月间，郭沫若读到有岛武郎《叛逆者》一书，并通过该书接触到惠特曼的《草叶集》，惠特曼豪放的自由诗引起了郭沫若的共鸣，那一段时间，郭沫若像发了狂一样写诗。在惠特曼影响下，他创作了一系列情感粗放、气势磅礴的新诗。

1919年底，郭沫若去福冈图书馆看书，突然诗兴袭来。在图书馆后面僻静的石子路上，他把木屐脱了，赤脚走来走去，甚至躺在路上，拥抱地球母亲，感受她的皮肤。他觉得诗句奔涌而来，连忙跑回家将它们写在纸上，这就是《地球，我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

天已黎明了，

你把你怀中的儿来摇醒，

我现在正在你背上匍行。

地球，我的母亲！

那天上的太阳——你镜中的虚影，

正在天空中大放光明，

从今后我也要把我的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

1920年1月20日，郭沫若“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 ^[71] 。写下来的诗就是《凤凰涅槃》。

《凤凰涅槃》用希腊国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来象征中国和诗人自己的新生。凤凰在过去五百年面对“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有着“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净的污浊，浇不熄的情意，荡不去的羞辱”，渴望在烈火中焚毁，脱胎换骨，从死灰中获得新生。凤凰终于新生了，新生的世界“光明”“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雄浑”“生动”“自由”“恍惚”“神秘”“悠久”。编辑宗白华接到这首诗后，写信告诉郭沫若：“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不象现在许多新诗一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 ^[72] “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象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 ^[73]

郭沫若这一时期还写了著名的《天狗》。中国传统伦理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伤了就是不孝顺，但《天狗》却咏道：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饮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炸了！

这跟中国传统思想完全异趣，是对自由的赞歌，对自主的赞歌，是五四时代朝气蓬勃精神的象征。 mGfFZu4fGYkQQAIp8VXvEHsB40TF9sOaX8ZRE9wOdxI3GC2Z6IZVYd2B4x0T6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