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第一高等学校开学,郭开贞入学上课。第一学年开贞要跟中国留学生一起补习。学校开设了伦理、日语、汉文、英语、德语、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体操等课程,学习任务十分繁重。校园内有朱舜水的墓,但开贞不知道。直到离开一高一年之后,开贞因为读王阳明,才知道这墓,于是趁暑假回来凭吊。“我仿佛记得是一个不高也不低的墓塚上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朱舜水之墓的铭文。环绕着墓塚的周围是女贞与枫树,这一位客死海外的明朝遗臣是这样的简素。” [18] 开贞为此写了一首诗:
一碣立孤塚,枫林照眼新。
千秋遗恨在,七日空哭素。
10月,杨伯钦回国了。以前的住处离学校太远,开贞和吴鹿苹及浙江来的叶季孚一起另择本乡区真砂町居住。
在这个时候,开贞喜爱上了泰戈尔的诗歌:
在预科的第二学期,民国四年的上半年,一位同住的本科生有一次从学校里带了几页油印的英文诗回来,是英文的课外读物。我拿到手来看时,才是从太戈尔的《新月集》上抄选的几首,是《岸上》(On the Seashore),《睡眠的偷儿》(Sleep-Stealer)和其它一两首。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当时日本正是太戈尔热流行着的时候,因此我便和太戈尔的诗结了不解缘,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爱人的赠品》,译诗《伽毗尔百吟》(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戏剧《暗室王》,我都如饥似渴地买来读了。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在这时候我偶尔也和比利时的梅特灵克的作品接近过,我在英文中读过他的《青鸟》和《唐太几之死》,他的格调和太戈尔相近,但太戈尔的明朗性是使我愈见爱好的。 [19]
就读一高后,在紧张的课堂学习外,开贞仍跟四川老家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他听说才十五周岁的七妹郭葆贞快结婚了,于是给父母写信说:
说起七妹来,想起元弟前日来函,似乎明年有出阁之说,未免太年轻了,于身体发育上最有妨碍。吾国早婚制度最坏,欲求改良,当自各家各户自行改良起走。古礼本定的是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最是很完美的制度。近来,欧西各国及日本,大抵男女非满二十以上无结婚者,正与吾国古礼相合。七妹出阁似乎可再缓两年,不识父母尊意如何也? [20]
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问题为社会广泛关注。开贞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得风气之先,已经认真关注早婚和妇女的身心健康了。但在传统社会中,儿女的婚姻早一天解决,父母就早一天了却心愿,何况是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开贞的父母并没有听他,反而写信责骂他。大半年后,开贞给元弟写信又提到七妹的婚事:
父母老矣,为儿女子事,尚是自劳跋涉,为儿子的,何敢更从旁插嘴,播斤论两耶?姻缘总是前生定,不是人间强得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得个臭蛤蟆,也只有饱吃一口”而已。然七妹尚幼,似不必过急,如尚未成行,则请二老不妨详加采访,考询其子弟诚是俊才,一来也不误妹子终身,二来也遂二老为儿女子辛劳苦意。 [21]
尽管开贞认为七妹所许的人家并不怎么样,但七妹最终还是按父母的意愿嫁了。
大哥的儿子郭少成因为生疮,想从成都退学回家休养,家里同意了。开贞很不满意。他写信给父母亲说:
少成在省两年矣,虽闻懒惰性成,然岁月集久,当亦有所长进耳。成都学校亦正完善,何能中途辍业,下乔木而入幽谷耶?人生一世,于儿童时教育最宜注意。盖幼年时代,譬如高屋地基,地基平广坚实,自然高楼大厦可因以建立而垂久。苟儿童时教育不良,则老大时终有悔不可追之候。
……
凡教育儿童,总宜使有丈夫气。勇健活泼,不偏不倚,最是儿童美德。如少成那样儿女情态,将来如何可望有大作为?故据男意,如少成未回家,大善;如已归,可即速上省补课,或今年已迟,来春亦宜上省。儿童教育须彻头彻尾,一线到底为佳,中途如教育者更易,譬如造屋然,更易掌墨师,难望成立也。男初闻甚骇,故言之赘切焉。 [22]
开贞如此恳切,拳拳之意,当是希望少成能够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郭开运中学毕业后不能来日本留学。开贞去信说,几位兄长都在外地,元弟在家里照顾父母,一片苦心,也能理解,但千万不能因为在家里就耽误了上进。开贞还给父母写信说:
元弟既决意居家,也难强夺其意,总之学业总不可荒疏;以男观,元弟来函,文气滞塞,言语多不成句,并有别字,殊出意外,屡次归函,似多提及,非好吹毛求疵,实企望甚切,望元弟尚须留意也。 [23]
元弟在家不可虚耍。新学问自是无从下手,然吾国旧书不可不多读也。一国文学为一国之精神,物质文明固不可缺少,而自国精神终不可使失坠也。近世学子,通者无几人矣。而究之物质方面,智识仍仅肤浅,实是自欺欺人事。元弟既留家,想家中窗明,牙签锦轴,虽不算多,亦未为少。春日含和,风光绮丽,切不可荒废过也。 [24]
他还写信启发开运:“学之于人,犹相之于盲也。人生斯世,固非如书蠹砚鱼,死向纸墨间。然而,茫茫浮世无揖无梁,邈邈前途如夜如漆;‘学有缉熙于光明’。不藉学之光明,失所搘拄,鲜不中流失柁,而歧路亡羊也。嗟乎!吾弟其勉之矣。” [25]
当开运的来信语言不通时,开贞切责道:
笺仅两页,字才百余,积三四阅月之久,可一假笔端颤动用慰远人,怀思事想正不复少,乃仅得此。然得此亦殊不胜大幸,本亦可以慰意释怀。然无奈字有字病,语有语病,仅此乃又多不甚了了。故今次实行用此诘责,亦是读书人应讲究事,不可谓我啧啧多言也。
并嘱咐开运认真教少成念书:“现在国家弱到如此地步,生为男子,何能使不学无术,无一筹以报国也?” [26] 正是从国家急需人才的角度,开贞对开运和少成的成长,可谓披肝沥胆,切切于心。
1915年5月7日,为抗议日本对华“二十一条”,开贞与吴鹿苹、叶季孚商议,觉得国家如此危难,年轻人无颜面在外求学,于是把锅碗都卖了,回到上海。由于袁世凯很快就承认了日本的要求,开贞等人在上海只住了三天,就跟同学们返回日本继续求学了。他为此赋诗一首:
哀的美顿书已西,
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
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
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
归作沙场一片泥。
这次回国,出于爱国激情。但回到日本后的郭沫若,在大哥郭开文的斥责下,悔恨自己孟浪行事,以致家人担忧。他向父母报告说:“往者,中日交涉吃紧时,男曾返上海一次,以当时岌岌有开战之势故也。在沪少留三日,复转东,计往返须费十日。孟浪之失,深自怨艾。大哥亦有函斥责,不知我二老见男前日归函时,又忧虑何似也。” [27] 他还给元弟写信说:
前次归沪之失,正如弟书所云,不能看破情,徒人云亦云也,愧悔万千,悔愧千万!望吾弟尚为我在父母前缓解也。算回沪损失,为日十日,光阴自是虚掷,然所幸校内停课,讲义尚无甚缺漏;又于此十日之内,自家所得之经验教训,亦正自不少也。外则金钱掷去,无可解说处。总之,此后兄虽狂妄,敢再不自慎谧,以重贻我父母兄弟忧耶?元弟元弟,兄当勉之矣! [28]
开贞不是志士,时局又如此复杂,何况他是不愿意他的父母和家人为他担心的。所以他有如此自责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