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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来说，修补记忆可能比创建未来还要难。
比如，如果没有化石的存在，人类就很难看到自己从不如虫子的简单生命一步步演化成人的真实足迹。应该说，这是地球保存给人类的美好记忆。但遗憾的是，远古的存在不可能都变成化石，于是人类就不得不面对记忆空白的尴尬。所以，在看到了从猿到人的非洲例证后，人类又开始遭受了记忆缺失的困扰。那就是，如今布满地球的我们这些人，是已经变成了人的祖先们走出非洲，蔓延世界的结果？还是，这些肤色、毛发不尽相同的人们，就像非洲故事那样是在各自的故乡演化而成的成果？
看来，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大家都是非洲祖先的子孙，那么又是什么使手足兄弟的他们相斗仇杀了几千年？如果不是，那么又是为什么他们的思维方向又那样一致同频？他们的生存方式又那样类同无别？他们的心灵活动又是那样如出一辙？所以，大家很是纠结。不过，这不是随便一说就能定下的小事，所以人类学家们只能依靠化石等证据小心论说。现有的说法主要有两种：有人认为，人类是在世界的多个地域独立起源的。这一观点持有者的背后有足以与非洲化石堪比的爪哇古猿化石和北京人化石。有人更认为，人类就是在非洲完成起源后，向世界蔓延开去的。大卫·克里斯蒂安先生甚至说：“这个物种的部分成员离开非洲，迁移到其他地区，历经许多代，最远的到达了今天的中国境内。”
很显然，这是将非洲化石和其他相关发现连接起来的结论。还有人把多地起源说和走出非洲说叠加在一起，认为：“大约在7万年前，智人因为某种原因离开了东非，开始向世界扩张。他们从东非抵达中东，前往欧洲和东亚，最后甚至漂过大洋，在澳洲大陆上生根发芽了。毫无疑问，在东非之外的大地上，两种虽然相似但还是有诸多不同的人类相遇了。但只要智人抵达了一个新的地点，那里原来的居民就会迅速灭绝。”
这还没完，随着新手段、新证据的发现，新的说法也在不断地孕育……
多么复杂难明的事情呀，记忆的缺失就是这样让我们人类挣扎在无奈和尴尬之中。不过还好，面对那迷雾重重的由来足迹，有人终于将诸种分布说糅合在一起，小心地画起了人类走向世界的路线图。仅就我看到的路线图而言，中国学者张芝联、刘学荣画得较为概略，而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画得却大胆而细致。按照韦尔斯先生所画出的结果，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后，分化成了“克罗马农型”人和“格里马尔底型”人两大干支，再由这两大干支一而再、再而三地分化出若干的分支后，他们的子孙就遍布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体系中，我所属的蒙古利亚人种是“克罗马农型”人分化形成的。
我所看到读到的世界史、人类史类著作仅几十种，加上网络上的相关文字和一些影视作品，这方面的文字寥寥无几。但就在这有限的范围内，我悄然发现较多的人倾向于走出非洲说。有人也把这一现象概括为主流说法。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与其纠缠在一片迷茫中，还不如有一个可以寻根的大致线条。这样，不仅古人类学家，或世界史学家，而且就像我这样一个闲不住的文人，也都可以触摸一下人类那磅礴激荡的历史脉搏。
人类是做梦的专家，他们是不是以这种方式尝试着与远古对话，我们不得而知。但一些好奇就像梦一样缠绕着我，让我常常沉思和发呆。那就是，我们那些原始的祖先，为什么要离开非洲呢？是因为人满为患而溢出非洲的，还是因为内讧而逃离了故土，或是漫无目的的游走使他们发现了更为丰饶的世界？也许，这是一个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所以研究家们都没有回答它。但我们可以揣摩，他们一定是出于生存的需要！
据研究家们的划分，这个时候的人类已经比其他动物本事大多了。这时，他们即将走出徘徊了百余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快要跨入充满希望的新石器时代。不知因何，人类对石头如此地情有独钟，石头在他们的手里变成了宝物，变成了甩开动物种群的拐杖，变成了他们最可靠的生存能力。尽管，进化使他们从树上来到了地上，食谱菜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们依仗锐利的石具，能够获取的生存所需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据化石透露，在他们的食谱中曾有“花粉、植物结晶体、羽毛、骨头、头发以及蛋壳”
等。这些荤素搭配而丰富起来的食物，让人类迎来第一次人口增长期是肯定的。面对野性自然无处不在的威胁，人口的增多无疑就是力量的壮大，是好事，是喜事。面对自然威胁的这一喜事，又会很快带出新的内部难题。人多了，嘴就多了，消耗的食物量也就大了。于是，能够获取的食物又开始不能满足需求，人类又不得不到更远更新的地方去寻找食物。这样，走出非洲的脚步就迈开了。这个脚步向着可能找到食物的方向一步步拓展，经难计其数的循环遍布了全世界。其过程中，新的环境不断变为老的地方，而留在老地方的人就成了它的主人，而且，慢慢地人们也就把它叫作了故乡。
需求是何等不可抗拒的力量啊！在它的引动下，我们那还不会说话的祖先们连再见也未能表达就四处散去了。后来，在他们越离越远的距离里长满了一个叫陌生的怪物，几千年后再见时已经使他们相互六亲不认了。让我们可以推理到的是，他们并非成群结队地四散而去，而应该是只与不能分离的生命组合，或三五个或七八个地分头走去的。虽然，他们每到一处的环境是野性的，自然是恶劣的，但他们手里的石头是神奇的、非凡的。那些曾是山的孩子的石头，在越来越聪明的人的手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状，或以锋利，或以尖锐，或以需要的其他各种形式，充当了他们抵御威胁、狩猎采集、加工食物的武器和工具。于是，先后散落世界各地的祖先们又开始繁衍起来，他们的历史脚步又慢慢地从家的组合一步步地跨入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所判断的“20至50人”的自治团体时代。
让我们深情地回望一下人类之初这20至50人的团体吧！虽然，岁月的烟尘已把他们遮蔽在历史的深处，但我们还是依稀可以看见他们笨拙而忙碌的身影。或在山洞里，或在简陋得难以想象的草棚中，或在架建在树干上的栖身之所内，他们不只是以家的组合，而是以家族化的组合开始生活了。这好比一棵树，从原初的一根树干成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了。然而，树根可以不管枝叶如何去成长和摇曳，但人类是不行的。人多了，辈数延伸了，相互间的关系复杂了。于是，随着人口增多而衍生出的一个问题首次出现在人类的面前。那就是，他们该以怎样的秩序维持生存的活动呢？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明确地指出，处在这个阶段的他们“没有成立任何正式的配备专职领导人的政治机构”，因而，他把他们称作为“各自成群地结合成的自治的团体”。那么，在这个没有配备专职领导人的自治团体里，究竟有没有按一定秩序摆布生存活动的权威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然是有的，那个权威就是各个家族化团体里的家长老大。啊，原来让当今的我们享受并挑剔着的文明与制度的摇篮就在这里，让我们认可并厌烦着的权力的根子就在这里，就在这自治团体社会化起来的步伐之中。
的确，这20至50人的自治团体无疑就是我们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内容之源。因为，没有社会化的生活，我们现有的一切是没有必要存在的。语言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端的，史学家们还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们可以从一些语种的相近性和一些语种的迥异性中窥见到它发端与发展的一二足印。当初，祖先们一拨儿接一拨儿地走出非洲时，他们可能没有表达心情的复杂声音。待到散落他方的先民们繁衍发展到社会化生活的程度时，进化的本能使他们的声音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一些意义慢慢地被固定在某一发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固定在发声上的意义多了起来，语言便诞生了。语言是让其他动物刮目相看的神奇之能，但他们不能守着它总是生活在一起。那个使他们不得不四散而去的原因，继续使他们散开到新的地域。于是，同根的一些语言经继续发展，最终成了不同但又相近的语种。而在语言发端之前散开去的祖先们，则在各自的地域创造了自己的语言。迥异性就这样被造就了。
咿呀说事的语言，就这样在那个20至50人甚至更多人群的自治团体里蹒跚起步了。于是，语言便责无旁贷地变成了权力的拐杖。史学家们判断说：“旧石器时代，团体首领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那时还不存在由制度确立、为大家公认的强制性的权力。首领们由于特殊的目的自然地产生，熟悉宗教仪式的老人被大家推举为司仪，而狩猎本领出众的年轻人则当选为狩猎团体的首领。”
很显然，这是一种无奈下的判断。因为，作为一名史学家不得不触及权力产生的问题，但又找不到它孕育发端的确切证物。也许，这样的判断更像是权力形成之后某一阶段的存在形态，而且又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猜想的巨大诱导。我们已经断定过，那个20至50人甚至再多些人的自治团体的掌管者应该是他们的家长老大。应该说，这是人类还早在动物的时候就自然生成的产物，与狮群、马群中的老大并无二致。曾经没有社会意义的这个权力，在辈数伸延、人口增多到20至50人甚至更多的时候就自动转化为具有社会功能的责任。在没有语言的时候，这种权力的效能是很低的，但它一旦与语言相结合就变得很神气了。
我们现有的一切文明成果是人类的造化物，其中权力的作用不可忽视。伦理可能是权力所建立的第一个基本秩序。我们所指的家长老大，当然就是该家族生命的生产者，所以在辈数延伸、子孙增多的情况下，需要给他们设定一个有次序，可和睦，既能尊崇长老，还能爱怜幼小的辈分秩序。尽管类似秩序在动物阶段已有雏形，但那太过简单，链条又很短，无法解决层级繁多的辈分关系。于是，伦理开始被确立起来，而在愈发完备的过程中，权力本身的地位随之也被巩固了。我们应该深深地感激他们，因为有了他们的初创，今天的我们才有了不曾迷失的伦理方向！
这样，成员的位置一个个被确定下来，接下来权力的责任就该是维护食物分配的机制了。谈到原始人类团体的食物分配，史家学者们要说的话就多很多了。他们从上下左右的各个角度进行长期打量后，几乎异口同声地确认，那个最原始的自治团体过的是共有、共享、共生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被后来的人类定义为原始公社或原始的社会生活。有的说：这个“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
。有的说：“什么是原始公社制度？就是原始人类对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那时候，生产力非常低微，人们借以生活的工具，仅仅是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那时候，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阶级。”
也有的说：“在原始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
还有的说：“古代的采集部落主要并不是由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组成，而是一群人共同住在一起，没有私有财产。”
面对史家学者们类此种种或冷峻学术或笼统概念抑或冷淡铁面的表述，人类学家R.B.李严肃而温情地提醒说：“一种真正的公社生活时常被当作乌托邦式的理想而不予考虑，时常在理论上得到认可，然而在实践中却实现不了。但是，有关食物采集者的证据却告诉了我们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形。这种有物共享的生活方式不但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存在，而且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R.B.李先生这番深情的表述，尽管不应被看作是对财富畸形的当今社会的批判，但至少应该是对满怀宗教情怀的当今人类的郑重提问。是啊，自誉为智慧至极的人类为什么还不搭建起一个充满和谐温馨的社会呢？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这个原始的世界里，看看究竟是什么使人类丢掉了总让我们深情回望的这个美好生活？有研究者认为，是采集生活中出现的剩余现象；还有人认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罪魁祸首。研究结果肯定是准确无疑。其中使我们好奇不已的是，那样一个破坏力在他们原始的生活中是如何形成的？也许，这在人类久远的历史中可能是太过微小的细节，所以史家学者们全部笑而不谈了。于是，我们只好做一些历史的合理猜想，尽管这是极其不科学的。庆幸的是，我们已经窥见了他们居住的原始情形。不论在山洞中，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他们就像可爱的羊群举族拥居在一处，每个人均不拥有独立的个体空间。没有独立的个体空间，即便狩猎采集的东西有了剩余，他们也只能留作下一次的共同分享，而没有私占藏匿的地方。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着，年轮一圈一圈地飞转着，他们就在那个共有共享的生活中进行着生死的轮回。然而，进化是不知不觉的，随着它对人类身心的不断作用，他们的想法越发复杂，使用的工具也愈发多样有效，大自然的变幻莫测也迫使他们考虑挡风遮雨的问题。于是他们开始搭起原始而简单的窝，过起了有所遮蔽的生活。开始时，它对共有共享的生活影响不大，但随着这一个体空间的完备、拓宽和专有化，一种让人类发生重大变化的力量被孕育了。那就是让人们有了可藏匿私物的地方，有了可藏匿私物的地方，与权势扭合在一起的私有化占有不就可以大摇大摆地登场了吗？从此，本能的纪元开始被本性接手了。
我写着这些文字，寻觅着私有制产生的蛛丝马迹，突然对个体空间这个当今的常见存在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和恐惧。这个当今被我们认为生活的港湾和隐私的储存地，原来却是一个各种欲念和善恶美丑的孕育之所啊！它使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位蒙古老人所讲的故事。很显然，老人用这一故事，试图为我们诠释人类各种罪业起始的情形，包括私化占有的。他说：起初的人都是天神的化身，所以有无限的寿命。他们休息时落到地上，而行走时足不触地飞在空中。他们不吃地上的秽食，去吃圣界的净食。出生时没有男女之别，没有怀胎生育，只有神变而出。看东西时不靠日月之辉，而靠自身之光。那时候还没“人”这个称谓，他们都被统称为众生。
后来，一个贪婪的众生找到一种叫大地之油的食物吃下，大家也跟着去吃，于是原有的那个圣界的食物就绝迹了。众生们吃了那个叫大地之油的食物后，失去飞翔的本领，落到地上，身上的光亮也消失了。他们开始在黑暗中度日，愚痴罪业由此开始了。后来靠众生的修炼，升起日月星辰照亮了大地。此后，又一个贪馋的众生找到一种叫青苗的食物吃下了，大家也跟着他去吃下。因常吃地上的秽食，从此出现了男女之别，开始相互爱慕，生儿育女，贪欲罪业就此产生了。此后，又一个馋嘴的众生找到叫撒鲁的自然生长的稻谷，迟疑稍许后吃下了它。于是大家也跟着吃，结果那个叫青苗的食物也绝迹了。之后，大家只好吃那个叫撒鲁的稻谷。当大家现吃现取那种稻谷时，有一个奸猾的众生拿回次日的份额储存了起来，结果那种稻谷也绝迹了，而嫉妒罪业也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