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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示克雷兹的选择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地讨论一下那位高明之人对国王克雷兹的劝言。从希罗多德展示给我们的情况看，这个人对神是崇拜的，但他似乎不怎么相信他们在人间的业务能力。所以，他有与神大相径庭的分析意见。可以坦诚地说，如果没有这个人的揭发，后人对当年波斯人的生存境况不会有较为清楚的了解。也有可能像现今一些人羡慕古代人生活一样，会认为他们游牧在高原草地，驰马围猎，吃肉喝奶，过着悠然自在的生活。然而，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穿的只是用牛羊的皮子做的衣服，就算保暖很好，但炎热时可就受罪了；他们吃的不是自己所喜欢的，而只是他们所能够得到的，食物匮乏呀；他们喝的不是酒而是水，最简单的加工产品也还没有啊。最后那位先生概括为，他们“一无所有”。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原来，波斯人是在生存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顽强生存的一部人群体系。他们缺吃的，少穿的，住得简陋，过得艰辛。所以，他们对好的生活有着无法拒绝的向往。他们想穿好看的衣服，想吃美味的佳肴，想住舒适的房子，也想喝一喝那个叫作酒的东西，很想过一种丰足殷实的生活。可是他们没有，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大地上那个时候也不生产所需要的那些东西。但所需的那些东西在这个地球上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就在不远的西邻，就在策马便可到达的迦勒底王朝境内。所以，他们也和希腊人一样，需要拥有它、享用它！
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我一直没有怀疑过神的普世性。可是看到他对吃不到自己所喜欢的，而只能吃所能得到的东西的波斯人和能够享用无花果做的点心和那个叫作酒的东西的吕底亚人的态度后，我的感觉就像被人欺骗了好多年。虽然我们不知道克雷兹乞谕的是哪尊神，也不知道那神依据怎样一些理由，给了克雷兹一个“会毁灭掉一个强大帝国”的神谕。
于是，克雷兹没有采纳那位高人的劝阻，而百般虔诚地服从了神的谕旨。
杀戮无情的战争就这样开打了！
据希罗多德介绍，克雷兹和居鲁士在提里亚不分胜负地打了一仗，克雷兹退却了。居鲁士紧追不舍，克雷兹于是在他的首都萨狄斯城外应战。吕底亚人的主要力量在于他们的马队，他们即使没有经过训练，也是很出色的骑兵。他们用长矛作战。
希罗多德说：“当居鲁士在这里看到吕底亚人列队迎战时，害怕他们的马队，便采用了米底人哈尔帕戈斯如下的献策：他把辎重队中所有运载粮食和行李的骆驼都集合起来，把他们背上的东西卸了下来，让具有骑兵装备的人们骑了上去，在这样的安排以后，指定他们走在其他军队的前头向克雷兹的骑兵队冲去。同时他命令步兵跟在骆驼的后面，在步兵的后面他们又布置了全部的骑兵。然后，在所有的兵士各就各位以后，他指令他们把阻挡他们前进的任何吕底亚人一个不留地杀掉，只留下克雷兹一个人，即使他在被俘时抵抗也不杀死。这些就是居鲁士的命令。他之所以要布置骆驼来和马对峙，是因为马害怕骆驼，看到骆驼的形象或闻到骆驼的气味都受不了。因为这个缘故，他策划了这条诡计，使克雷兹的马队变得没有用处，而吕底亚王所最寄予希望的又正是这支力量。于是当两军接战时，马匹一闻到骆驼的气味和看到它们，转身就逃，克雷兹的全部希望便立即化为泡影了。”
如果将希罗多德先生换作是我，那么我把故事讲到这个节点后必将陷入深深的沉思。我会不断地追问，为什么神错了，而人对了呢？难道让我们付出那么多的虔诚，那么多的敬畏，那么多的热情，让我们用最讲究的方式慷慨地奉献着最为珍贵的，让我们毫不犹豫地寄托了命运与希望的神，不能给予我们正确的引领和指导？然后，会因找不到答案而深深烦恼。可我现在不会，因为现在的我已经清楚地感知到，神是由我们人类先民各自不饱和想象集结而成的意象体，虽然一代代的人把最美好的希望与期盼粘贴到了这个意象体上，并努力使它具象化、物态化，但始终未能改变它虚幻存在的本质，所以它可以关联的对象也应该是以虚幻的形式存在的心灵，而不是人间的物态事务。然而，深沉的希罗多德先生也没说，冷静地讲述着后续的故事。
他说，在14天之中，萨狄斯被攻占，克雷兹成了阶下囚。
“于是，波斯人俘虏了克雷兹，把他带到居鲁士面前；居鲁士垒起了一个大柴堆，命令身戴枷锁的克雷兹爬到顶上去，在他两旁各有7名吕底亚的子弟。不知居鲁士是否打算要把克雷兹作为他的胜利的初步果实供奉给某一个神，还是打算在这里还个誓愿，要不然就是他曾经听说克雷兹是个敬畏神灵的人，所以叫他爬上柴堆，因为他想知道，要是任何神灵会来救克雷兹的话，那么克雷兹就不应该被活活烧死。据说，他是这样做了。但是，站在柴堆上的克雷兹，虽然在这样不幸的情况下，却想起了梭伦在圣灵的启示下曾经说的话，就是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可以称为幸福的。据说，当想到了这一点的时候，他保持了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深深地叹息，大声地呻吟，又三次喊出了梭伦的名字。居鲁士听到了这个声音，便吩咐通译者问克雷兹他叫的这个人是谁，他们赶紧去问他。据说，当他被询问时，他沉默了片刻，以后被逼迫紧了，他说：‘这是一个比许多财富更为可贵的人，我但愿他同所有的国王都谈一谈。’由于他的语意含糊，他们又向他追问，当他们催他回答不让他宁静时，他才告诉他们，有一次，一个名叫梭伦的雅典人怎样到他那里，看了他全部财富，却加以蔑视，而说了如此这般一番话；他所遭遇的一切结果又怎样和梭伦的话十分相符；不消说，这番话不是专对克雷兹本人讲的，而是针对全人类讲的，特别是针对那些自以为幸福的人讲的。当克雷兹说这些话的时候，柴堆上已经点起了火，边沿四周正在燃烧，据说，居鲁士从通译者那里听到了克雷兹所说的话以后，改变了主意，觉得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人，却正在把一向和他自己一样幸福的另外一个人活活地烧死。不但如此，他还害怕报应，并且回想到人间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件是靠得住的；据说，他于是下令尽可能把正在燃烧的火赶快扑灭，并把克雷兹和与他一起的那些人从柴堆上带过来；他们虽然尽力，但火焰已无法控制住了。据吕底亚人所说的，当克雷兹知道居鲁士已经变更了他的主意，并看到人人都在扑火，但已无法制止的时候，便高声呼唤阿波罗神，恳求说，如果神对他过去所呈献的任何礼品认为合意的话，那就要来帮助他，使他免于面前的大祸。他这样含着泪向神恳求，据说，在天晴日暖之中突然乌云密布，大风狂起，暴雨倾盆，柴堆就熄灭了。
“于是，居鲁士深信克雷兹是喜爱神的人，而且是个好人，便把他从柴堆上释放下来，问他说：‘克雷兹，告诉我说在一切人中是谁劝说你来攻打我的国家，从而使你变成我的敌人而不是好朋友？’克雷兹回答说：‘哦，国王啊，我干了件给你带来好运、给我带来祸灾的事。而惹起这种结果的，是希腊人的神，是它煽动我出兵进攻的。没有一个人愚蠢到这样的地步，会自愿选择战争而不要和平，因为在和平时期是儿子埋葬父亲，而在战争时期则是父亲埋葬儿子。但是，我想，这些事情这样实现，是合乎神们的意愿的。’”
据希罗多德介绍，就这样，克雷兹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可是他那诡异的举止，不仅未能证明神的灵明，而且把本应驰向迦勒底帝国的战车引向自己的王国，使它变成波斯人的练兵场不说，也使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开拓的生存资源获取点顺势落入了波斯人的手中。
不过，需求是不会迷失方向的。在居鲁士领导下的波斯人，利用冲向吕底亚的猛力之惯性，尽管砍断了希腊人伸向生存资源的手，也顺势把自己的占地向东扩大到了亚洲中部的乌浒河以东地区。待筹集了足够的冲击力后，立即按照需求的方向掉转马头冲向了被我们称为新巴比伦帝国的迦勒底帝国，如愿以偿地于公元前539年将美索不达米亚这块生存资源富产地划归到了自己的统治版图之中。
饥饿的人吃饭，在吃到咽不下去之前是不会停下的。用这个来比喻当年的波斯人、当年的居鲁士和他的继承者是没有什么不妥的。将地中海东岸生存资源富产地收入囊中之后，波斯人并没有心满意足，就像饿极了的人，踏着喜克索斯人的足迹，又把尼罗河中下游的埃及也纳入了统治版图，使地中海东岸和南岸的生存资源产地连接到了一起。史家们还承认，胃口大得惊人的波斯人约在公元前518年把印度河流域的生存资源产地也抢入了自己的怀中。
波斯人对亚非两洲连接处生存资源富产区的独霸式占有，引起了希腊人的高度警觉和强烈不满。这个不满起始于公元前500年的米利都城。位于小亚细亚西端，爱琴海东岸的米利都城曾是希腊人伸向生存资源的手臂和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开拓出的生存资源获取点。所以，这里有很多由本土希腊迁移而来的住民。就是这些住民于公元前500年发动反抗波斯人的起义，拉开了波斯人与希腊人50余年交战的序幕。
开始时，起义在米利都取得了胜利。但是，随着波斯人加大兵力镇压，不仅起义遭到无情镇压，而且米利都大部分男子惨遭杀害，妇女儿童沦为奴隶，还因本土城邦支持过起义而又把愤怒的波斯人引向了希腊本土的方向。
波斯人是气昂昂地踏向希腊本土去的。不过，组织有力、兵力强大的波斯人并未能如愿以偿地一举制服惹怒自己的希腊人，而是与没有一体政权领导、但在危难之际能够联合起来的希腊人开展了互有胜负的周旋。他们的周旋共持续了50余年，其间发生过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斯战役、普拉提亚战役和米卡尔山战役等著名战役。后来，在希腊人的奋力抗击下，波斯人损失惨重地退回到地中海东岸的大本营，希腊人顺势也收复了小亚细亚海岸开拓的生存资源获取点。
2400多年已经过去，不过，运动员在马拉松距离上的挥汗奔跑，让人类每每想起叫战争的那个恶物，进而真心祈愿和平常在。记得，前些年我也写过一首叫《假如，和平是一只鸽子》的诗。其中写道：“假如，和平是一只鸽子，当听到她的名字时，做一个祈祷，给她；当看到她的身影时，伸出一个臂膀，给她；当她栖息在你田野时，常放些食物在心头，给她；当她无处落脚而呻吟时，吹灭你手中的火炬，迎她。”如今，就在写希波战争留给人类的启示的时候，我想起这首诗，并为自己曾经的幼稚而感到脸红阵阵。
原来，战争是人类用最聪明的智慧来进行的最愚昧的蠢事，也标志着人类的智慧尚还存在重大的缺陷。即便是现在，人类仍常常被这个缺陷威胁得心神不宁。
向食物和生存所需的方向移动，这是人类在动物阶段就已经画出的基本方向。当生存资源以野生动物的形态分布大地自然的时候，他们便无师自通地搜寻着它们的踪迹遍布了世界各地。后来，有些肥沃的土地被开发成了生产生存资源、制作生存所需物品的地方，于是人们就不由自主地开始了挤进其中，分享其物，并获取支配权的努力。就这样，周边地区、邻近地区的人们经过头破血流的战争，一个接一个地挤了进去。可是，已经挤入的，绝不会是最后的，他们的脚印也不会是人类这一方向性运动的句号。只要地球的其他区域还没有被开发成生产生存资源、制作成生存所需的场地，那么人类挤向生存资源富产区的方向性运动就不会停止。外面的人们总想挤进去，总想分享一些，尽管是头破血流；而里面的人总是不肯礼让，无情拒绝，哪怕是大动干戈。于是，战争就成了他们独一无二的选择。他们为战胜对方，把人类最聪明的智慧投入到战争的事务之中，把人类最健壮的青年人推上战场的搏杀，使人类自己不断地失去用来繁衍发展的最美丽的年华、最精锐的力量，然后用各种理由掩盖内心的疼痛。这是因为，人类的早期先民，那些被称为国王、君主、大帝和法老的人们，只以财富的形式认识生存资源，而不能以生存所需的资源来认知那些财富，更是只会知道占有支配的需要，而并不明白进行再分配的必要和绝对必需，所以，只停留在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境界上。
啊，我可爱的同类，可怜的同类，让我无奈再无奈的同类呀！
我知道，无奈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我们仍还怀着无奈，继续在人类留下的悲壮足迹上行走和思考。
是的，人类的物种一元性是显而易见的。当智慧的缺陷深深困扰环地中海人类住民的行为时，东方古代中国的人类住民同样也未能逃脱它的困扰。
到公元前7—公元前8世纪时，古代中国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基本被开拓成了相连成片的生存资源产地。在后来的历史中，人们通常称它为中原地区。那个在存在形式上极度扭曲的商王朝的权力被周王朝取代之后，整个中原地区基本辖属在周王朝名下。这个王朝因始创了一些东方特质的礼仪而闻名中国的历史。但无论是王朝的宗主王，还是大臣和各地诸侯，因对占用生存资源的合理形式毫无认识，所以诸侯们为占取更好的利益位置，展开了背信弃义、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国的史家们称这个时期为春秋和战国。春秋是周朝建立的利益关系已不能适应各地诸侯获益需求的情况下，诸侯们纷纷挣脱宗主王的权力缰绳，开始走向自我发展、自我壮大的时期。按中国史家的划分，这个时期从公元前770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76年。史家们统计说，在这个近300年的时间里就在中原这块生存资源产地上一共出现了142个之多的利益自主体——诸侯国。而被称为战国的历史阶段，就是这些利益自主体相互争抢、蚕食、吞并的混战过程和最后被秦国征服到一体政权管辖之下的历史过程。
中国的史家们认为，春秋无义战，而且是群雄并起、礼崩乐坏。显然，评价是较为负面的。不过，我倒觉得他们近300年间的那些事情并非一文不值，而是有着很深的人类启蒙意义。
把肥沃的大地开发成为生存资源的出产地，然后生活在它的上面，享用生存所需要的各种物品。对人类而言，这是何等理想的生存形态呀，可是，自那些独处一方的生存资源产地被连接整合成一体后，这种起初式的生存形态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生存资源产地为独处一方的存在时，它的开发者和占用者也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一体人群，而被整合连接为一大整体后，占用者就会是很多个不同利益体系的不同人群。进而这些属于不同利益体系的人群就不可能无所争夺地安然分享那些并非丰足的生存物品。那么，生活在同一片生存资源产地上的不同人群怎样才能以没有暴力争抢的形式分享那些生存资源呢？对此，人类的先民是茫然的。
按理说，人类对生存资源分享方式的探索应该在苏美尔起先进行。但是，苏美尔的城邦们开始为争夺生存资源产地上的霸主位置而大动干戈，在未能找出一个可行的结果之前闪米特人的拥入使这个探索半途而废了。之后，古埃及也应该是发生过此种探索的地方，但因留下的记忆模糊而无法辨识出一些有价值的经验或教训。而被认为“无义战”且“礼崩乐坏”的古代中国的春秋300年，则正是人类对分享生存资源的可行方式进行残酷探索的历史时期。根据中国史家们的介绍，无论是商朝或是周朝，虽然天下大地名义上是宗主王的，但那些被称为诸侯的各部人群的头人则实际控制着各自占据的生存资源产地。因此，宗主王并未实际掌握生存资源的支配权，进而也未能承担对它进行合理调配的责任，而只选择了为自己所需而随意索取的权力。看来，对生存资源的这种占用方式并不适合人们的需求和期待。所以在春秋时期发生了诸侯纷纷挣脱宗主王的权力缰绳，开始自立各自的利益门户。结果就出现了142个之多的自主利益体——诸侯国。那么，利益主体的小型化和分散化是人类分享生存资源的可行方式吗？春秋的故事和随后的战国实践都齐声地告诉我们说：不是。因为，在春秋和战国的500多年间，在古代中国的中原一地，在分化还并未很久的血缘近亲的人群之间、在昨天还欢宴在一起称兄道弟的人们之间展开了一场场难以细数的、不辨是非的、诡计多端的、残酷无情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其间，战事之多、代价之大、创伤之深、苦难之重难以表述，整整损毁了好多代人类的中国住民。
于是，古代中国生存资源产地上的人们终于伤痕累累、筋疲力尽地被其中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整合到了一起。在中国的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秦朝。秦朝没有延续前朝对生存资源产地的占用形式，而是发明了一个一体化的统筹占用模式。他们破除原有的分散化占用模式，将占有的全部疆土置于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体系之下，然后把它分成多个管理板块，对所占有的生存资源进行一体化的统筹管理。据中国史家们的介绍，这个政权共创设了40个郡，若干个县，还统一了文字，修筑了通道，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钱币，以确保一体化统筹管理的顺利实施。结果战乱没有了，争抢不见了，生存资源得到了统筹使用。绵延于中国山川大地的万里长城和让游人络绎不绝而惊叹不已的秦始皇陵，便是这一模式极致化的结果。
对生存形式日趋复杂的古代人类来说，这可是不亚于发现种子之秘密的一大发明，只是当时的人类没有闲暇去归纳和总结，更没有人将它作为不同人群对同一片生存资源产地的占用模式来推广和复制，而是各自以头破血流的实践去探寻这一模式。
这是一种多大的不幸啊！可是，我那人类的古代先民们就是这样固执，就是这样深深地被智慧的缺陷困扰着。创就了占用生存资源新模式的古代中国人与当时占有西亚生存资源产地的吕底亚与迦勒底的国王君主们一样，只知道独自享用，而不懂得对有限的生存资源应该进行再分配的重要性，所以，依然未能摆脱进攻与抗击的战事。秦朝的始皇帝与吕底亚国王克雷兹没有什么不同，与克雷兹主动出兵攻击波斯一样，名为嬴政的秦朝始皇帝把中原大地整合到一起后，马上掉转马头去攻打从北面和南面挤占而来的匈奴人和百越人。
从北面向中原这个生存资源产地挤占而来的是匈奴人。当时已经转型成游牧民族的匈奴人的生存境况与波斯人所能拥有的相差不会太大，差别可能就是波斯人没有酒，而匈奴人有酒喝。他们与波斯人最大的相同，就是对生存资源的需要。有人曾怀疑，被称为匈奴的这个人群可能与曾为波斯人一部的斯基泰人有关，但后来被归类到了突厥——蒙古人种的一支。他们生活在地球东半部分的北部地区，虽然较早完成了从狩猎到游牧的转型，但单一的滋养获取方式使他们一直处在对丰富的生存资源的向往之中。由于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距离较近，而两地基本以平原地形相连，所以不断向中原地区挤进。当嬴政的秦朝整合中原地区时，匈奴人已南下到被称为河套地区的黄河中游沿岸地带。而从南面窥视中原地区生存资源的则是被中国史家们称作百越的人群。当时，他们居住在现今中国江西、福建、浙江、广东、广西及湖南的南部地区，是并非为一个族群的不同部族人群，只因当时对他们的认知有限，所以百越就成了对他们的笼统名称。他们虽然很早就学会了水稻的耕作和家猪的养殖，但因占地自然多山多水，人力难以打造出连块成片的生存资源产地，所以依然处在物产匮乏的境况之中。于是，他们与匈奴人一样一步步挤向生存物产丰富而多样的中原地区。只不过，冲击力没有匈奴那样强大而已。
面对南北两面因需求而形成的巨大威胁，始皇帝嬴政也和吕底亚国王克雷兹一样先发制人地去打击匈奴人和百越人。而嬴政与克雷兹不同的是，他没有引火烧身，而是击退了匈奴，降伏了百越，还沿所占疆土的北边修筑了万里长城，想一劳永逸地拒绝匈奴人对生存资源的要求，很想独自而完全地占用它。
尚且不说绵延万里的高墙能不能挡住匈奴人等游牧民族奔向生存资源的脚步，但始皇帝嬴政所整合到一起的中原大地，以其生存资源对四面八方的吸引力，不仅导致了一大生存圈的形成，也使自己变成了这个生存圈的中心。与此相同，经不断地连接和拓展，以半圆形遍布地中海南岸、东岸和东北沿岸的生存资源产地，也以它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造就了席卷欧亚非三大洲交接地带的超大生存圈，承载着各色人群为生存而掀起的种种波澜壮阔。
远远地，从岁月的远处望去，我们可以在人类历史的古代存在中观察到两大风云旋涡，它就像跳动剧烈的两颗心脏，搅动着几大洲古代人类的聚散离合与喜怒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