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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是一茬茬儿反复生长的骗子吗？
是，还是不是，或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尝试过回答。
不过，尤瓦尔·赫拉利先生认为，这是肯定的。他说：“农业革命可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至于为什么，他解释说：“早在农业革命之前，采集者就已经对大自然的秘密了然于胸，毕竟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非常了解自己所猎杀的动物、所采集的食物。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其实更为丰富多变，也比较少会碰上饥饿和疾病的威胁。确实，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不代表吃得更好了、过得更悠闲，反而只能造成人口爆炸，而产生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
尤瓦尔·赫拉利先生所说似乎不是危言耸听，古埃及农夫的悲惨生活的确让人心疼不已。威尔·杜兰特先生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透露说：“每个农夫仅纳十分之一的税，想象中其负担似乎很轻松，但事实上则不然。麦尚未成熟，虫先吃了一半。另一半成熟后，又受害于河马。加之田里的老鼠、蚱蜢、小鸟再吃，收回来的已所剩无几。其实，能收回一点，已算幸运。更倒霉的人遇上恶人半抢半偷，根本一点也拿不回来。犁朽了、耙坏了，正愁中，税吏来了，‘要十分之一！’没有。没有？法老的兵丁加上吆喝的黑人，就动手揍人，打得鼻青脸肿不算，还绳捆索绑地拖到河边。孩子被绑成一串，妻子和农夫用绳系在一块。兵丁凶狠地把农夫头下脚上持着，说一声‘去’，头便被浸在水里……”
多么悲惨和让人心疼难过的生活状况啊！可这是农业和那些反复生长在农田里的农作物带给农民兄弟的吗？非常明显的是，不是！那么，是什么让那些从食物的追逐者已经变成食物的生产者的人类的一部分还过着这样水深火热中的悲惨不已的生活呢？
那就是，权力！就是权力对生存资源的占有形式和由此形成的生产方式及利益关系，就是被史家学者们称为“秩序”的社会存在形态！
是的，已经结束自闭的部落生活的人们，纷纷向本区域内的生存资源地集结与汇聚。就像在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的集结，就像在埃及、印度和中国中原地区的汇聚。不论用的是战争的形式还是其他方式，汇聚到一起的人们不可能继续过去的生活，也不可能各自为王混乱无序，而是需要过一个共同而有秩序的生活。这种共同而应有的秩序并不是凭空想象的结果，而是权力对生存资源占有形式的体现。
在远古时代，权力很是懵懂，对生存资源并没有明显的占有意识，所以原始人类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共有生活。后来，生存资源从单纯的猎物发展到猎物和果实时，权力已经成为贪婪本性极度膨胀的社会主导力。所以，在拥有意识的驱使下，权力就对这个生存资源进行了整体性的占有，并以此为总的依据安排社会的结构、生产的布局和利益关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秩序。
那个让人恻隐不已、心疼不止的埃及农夫的悲惨生活就是古代埃及生存秩序的必然产物。
因为，农业虽然使人类有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而且足可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但已经成长并开始主导社会走向的权力，没有按照尤瓦尔·赫拉利先生所希望的那样将农业革命的成果用到改善人们的生活之上。相反，却建构起了满足自身贪婪需求、确保自己统治地位且能万代永续的社会秩序或生存形态。
埃及古王朝规定，尼罗河两岸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法老的。周朝时的中国人都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古印度《乔达摩法经》《阿帕斯檀跋法经》都将国王称为“大地的主人”，确定国王原则上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凡占有土地者皆得向国王政府交纳税赋。不论在埃及，还是在中国，或是在印度，权力对生存资源的这种占有，是人类进入交汇共生的历史阶段之后的基本的和典型的占有方式。这种占有是未经商议、未经授权，更没有征得全体民众之同意，而是由权力擅自决定的蛮横的占有。所以，它给走向交汇共生的人类提供一种秩序模式的同时，也成了权力追寻梦想的天堂和一切不公正、不公平批量出现的温床。
权力手舞足蹈起来，一个人类至今还在进行的探索就此开始了。那就是秩序和制度的探索，就是对社会存在形态的探索。首先是标定人在社会中的层级与地位。埃及古王朝标定，国王或法老是社会这个金字塔的塔尖，因为他们是太阳神的儿子，所以必须处在与太阳最近的位置上。其次是专职的祭司们，因为他们替国王或法老维护与料理着与神的关系，所以位次仅次于国王或法老。再下来就是被称为宰相等的社会与生产的管理者，他们中有被称为“全国管家”和“国王耳目”的宰相及掌玺大臣、赏赐大臣、州长、市长等，因为这些人既是权力本身的延伸，也是它的利益承包方，所以被排在第三个层级上。他们之下是一些大小不一的诸侯，因为他们都是一些与权力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的人们，所以稳稳地站在第四个层级。再往下就是处在塔基般社会底层的农夫、奴隶等为数众多的人类成员。
与埃及古王朝的古老相比，印度的古代还是较为年轻。这缘于达罗毗荼人与雅利安人交汇共生的形式和结果。是的，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的交汇碰面的形式总是让我们用疑惑的眼神去遥望它。因为，这块大地后来呈现出来的历史实在让人迷惑难解。如果雅利安人有组织地入侵而来，那么征服摩亨佐-达罗、哈拉帕等已经进入相当程度文明的达罗毗荼人之后，在南亚次大陆一定区域内出现的应该是军事专制的统治体系。但史家们没有从历史中找到这样的痕迹。如果就像威尔·杜兰特先生所说那样他们是“移民”的话，当时的雅利安人并不是有组织地举族入侵而来，而是不相统属的雅利安人以各自的部落之群，沿着一条历史走廊陆续拥入印度，打败所到之地的达罗毗荼人，建立起自己统治体系的。要是这样的话，原住的达罗毗荼人和后来的雅利安人之间应该产生一个文化交融的结果。可是，史家们在后来的印度文明中找不到原来文明的印痕。于是，让我们不得不做一个荒唐的猜想，以找到古代印度进入交汇共生的历史阶段之后秩序出现的状貌。那就是，互不相属的雅利安人拥过来时，发展出摩亨佐-达罗、哈拉帕文明的达罗毗荼人已经被一个不明的力量灭绝已久，只有处在最原始状态的乡野村落的人幸存下来。于是，以群落集体拥进来的雅利安人轻松征服所到之处的达罗毗荼人，不仅与他们一起重走一遍从孤独的部落生活到多部落交汇共生的社会化之路，而且在此过程中又形成了耐人寻味的秩序体系与社会结构。
他们重新进入交汇共生之历史时期的步伐，使古代印度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王国。这些林立的王国，虽然不统属一个大的王国，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孕育出了一种以种姓的区别确定人的社会层级的特殊制度。被固定在印度社会顶层的是婆罗门种姓。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阶层，他们不是国王或君主，而是一些从事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祀神灵的僧侣人群。这些人不掌握具体权力，但有受掌权者和一切人群供奉的特权。在以权力为主导的人类存在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人类史家们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是权力慑于神力的制度化结果，还是人类尊重知识的极致化做派，或是在远古时代印度确实发生过神秘的毁灭，所以后人对它的不断考问导致了这一局面的形成？总之，这是印度一大神秘所在。位于印度社会第二层级上的是刹帝利种姓，他们是掌握印度社会具体权力的人们，一般为军事贵族或行政方面的贵族。这个种姓的人们拥有征收各种税赋的特权，同时也有供奉婆罗门的义务。处在第三层级的便是未能挤进前两个种姓的其他雅利安人。这些人被称为吠舍种姓，是印度社会里的自由平民，他们必须承担的义务是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供养前两个种姓。处在最底层的叫首陀罗种姓，是印度原本住民的达罗毗荼人。他们人数众多，从事农牧渔猎等生产外被认为卑贱的所有其他行当。
与印度的含蓄相比，权力在古代中国的表现本色而大方。进入交汇共生的生活，尤其是随着周边民族不断向生存资源产地拥进，中国的中原大地上就出现了许多以“国”自称的政权地盘，后经一段时间的聚散离合约在公元前17世纪形成了可以追溯而较为稳定的王朝。这个王朝也和古代埃及与印度一样搭建出了早期中国的社会层级。占据顶层位置的是王族，就是为王者的家族成员。位居其次的是旧姓贵族，就是除了王族成员以外的、对王朝有贡献的新旧贵族们。位于第三层级的是叫百工的人群，这是一些有手工技术并管理工房奴隶的人们，他们既有供养王族和贵族的义务，也有剥削工奴的权利。处在最底层的就是耕农和奴隶，他们人数最多，对劳动成果甚至对自身生命都没有自主权。与苏美尔、埃及等西部世界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相比，令人惊奇的一个不同是，在早期中国的社会层级中没有给神职人员安排任何的位次。是这个地方没有神，还是没有专门服侍神的人员？我们需要做一下简单的观察。
神，在人类的生活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想这个世界永远说不一致。在我的认知中，神是随着神话出现在人类面前的心灵客人。起初可能是针对权力的超感能想象，也可能是用来解决困难的创造，后经普遍和无数次的重复被固定成为一方民众的共同意象。这个意象就像是建造在人类心灵天空的空间站，被不断运送上去的内容装备得丰满而神秘。到这个时候，人们不再回味它最初的想象形态，而是根据各自对它的认知形式调整和建立与它的关系。由于古代埃及等西部世界和古代印度的先人们为它注入了诸多的超然能力和神奇的功能，使它发展成为让人容易产生功利向往的神圣意象体。所以这些地方的权力不失时机地拉近了与它的距离，甚至独自占有了其中的一些。比如，太阳神是埃及法老的专有之神。于是，神职阶层在社会层级中占据了高端位置。与之相比，中国的神话开始出现时就较为饱和，很少带有可供后续打造的不饱和空间。就像埃及的拉神，他创造完天地世界后仍然毫发无损地生活在高天之上，留出了被赋予各种功力的可能性空间。而中国的盘古开辟出天地后，又让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了日月星辰、山河花草和空气与雨水，这样他就不再以个体形式存在了。所以，他既保持了更浓的人性特征，也没有留出后续打造的任何空间，只为后人提供了去敬仰和崇拜的选择。于是，中国的权力与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服侍神灵的人们在社会层级中没有确切的位置。也许，这就是预示了中国社会后续发展的方向！
随着社会层级的被标注确定，人类进入交汇共生期后最初的利益关系也就被设计完成了。埃及与中国大同小异，国王和王族都把自己设计成了利益汇集的中心，以体现自己生存资源之主人的身份。印度则有所不同，婆罗门虽然高居在社会的顶层，但处在第二层级的刹帝利才是印度社会的权力主体。于是，印度社会的利益关系就被设计成了劳动创造的财富既向婆罗门流动，又向刹帝利汇集的别样模式。权力占有生存资源的目的就是让它产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满足其尚未被理性干预的欲望之需。于是，政府在埃及，村落在印度，诸侯在中国，扮演了生产组织者和财富转运码头的角色。他们管理生产劳动大众，并收取对权力体系的赋税，再向权力主体，也就是向国王、王族、婆罗门、刹帝利进行汇集。从此，权力对梦想的追求毫无掩饰地开始了。
要说这个世界最自私的是什么，我想非权力莫属。人类之初，权力朴实而又自然。它可以蜷缩在一根羽毛之内，也可以栖息在一把拐杖之上，还可以安居在戴在头顶的冠冕之中。可是，占有了肥沃的生存资源并将自己设计为财富汇集之中心之后，它就不再满足于原来的存在方式，而是穷尽想象地装饰和打造起自己的存在形式。仅就埃及情况而言，就有让我们惊愕不已的记忆。据史料显示，伺候法老的人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总管、衣物浆洗与保管的人、御厨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单以每天负责法老化妆的官员来说，便有20多位。理发师只能修面与剪发，梳发师负责整饰头饰和戴上王冠，指甲师负责修剪并擦亮指甲，美容师负责喷香水、刷眼睑、涂胭脂以及口红等。仅对仪表面容就如此讲究的权力，将会住什么样的房子、走什么样的路，我们可想而知其大概的。所以，后来的人们都听说，有位法老在宫中曾乘平底船，令无数美女着薄纱牵引为乐的荒唐行为。
著名的卢克索神庙和卡尔纳克神庙是古埃及建筑，其中卡尔纳克是世界上现存的规模最大的神庙。它占地80余英亩，由蒙特神庙、阿蒙大神庙和赖特神庙组合而成。其大气宏伟及所含工艺等至今令世界惊叹不已。它著名的大柱厅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厅顶距地面高25米，由134根圆形石柱支撑着这大空间的顶部。每根石柱的直径约4米，高约21米，皆由1米多高的鼓形石块垒成，石柱顶端可站100多人，有着“艺术世界奇观”的美誉。被称为神庙的这个建筑，其实就是埃及法老存放自己对神的虔诚之心的地方。虽然神是心灵有关的存在，并不需要物的中介，但随心任意的权力却以耗费巨大的资源为代价，设计它，建造它，利用它。如今，神庙尚在，法老却已去，豁达的人类并不计较神庙是否带来了神对法老的佑助，而是庆幸于因它的存在而能够了解到4000多年前人类的埃及聚落所具备的人为能力，以及权力存在形式的一个侧面。
“世人怕时间，时间怕金字塔”，能够让阿拉伯人如此感叹的建筑究竟是怎样一个永恒之作？不仅是阿拉伯人，而且是全人类都为之惊奇的金字塔在埃及有100多座。其中，体积最大、最为壮观的是建于公元前2560年的胡夫金字塔，也叫大金字塔。该金字塔原高146.5米，现高136.5米，四方形底边全长921.5米，用230万块巨石垒砌而成，最重的石块重达100多吨。4000年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这些山峦般的金字塔傲立在埃及大地，目送着尼罗河水般潺潺流去的时间，不得不让人产生“时间怕金字塔”的感觉。可是，很难会想到这样一些雄伟的建筑却竟都是坟墓，是那些曾是古埃及权力的依附体——法老们的坟墓。古埃及的法老们为什么会建造这样的坟墓呢？原来，古埃及人对生命有很深的期许，他们不认为人的身体是生命的一次性用品，而是认为，人死后只要躯体完整不腐烂，那么灵魂与躯体就还能在另一个世界生存。如果躯体残缺或腐烂了，灵魂就消失，人真的就死去。于是，法老们不仅把自己死后的躯体做成不会腐烂的木乃伊，而且还用巨形石块垒砌出一座座小山，把自己放到其胸腔之中，永远地规避了被损坏的可能。
看吧，虽然“来世永生”只是一个虚无的说法，但只要有符合自身奢望的东西，权力就不惜代价地去追求、去尝试。因为，权力的拥有远远超过了它主持社会所应有的需要，所以掌权者都希望它永远停留在自己或子孙的手上。古埃及十二王朝之主曾告诫其儿子说：
来，让我说给你听。
在你将来登基之后。
若谨记住下列的话，相信对你必十分有益：
臣属一个也不可信任，
提防那些带有危险性的人，
不可单独接见任何人
别以为他们是你兄弟
别以为他们是你朋友
……
睡觉时千万要警惕
你要知道，这种邪恶时代
人是不可信赖的。
多么珍视权力，又多么警惕被别人夺去！这只是因为，权力能够使其掌管者变得伟大、高贵、稀奇、富足，使其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为，使其变得贪婪、凶恶、无情……
我们可以彻悟的一个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是：古代埃及权力存在的不恰当形式就是导致埃及农民悲惨生活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为增多人类的食物而奋力生长的农作物，而且，这不只是在古埃及，而是在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在古印度、古中国，在古代权力处在懵懂自信、为所欲为的情形下都曾有过的普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