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作家对待文字就像恋人对待爱情，都会掂量每一句话的妥当与否。尤其是我，胆小如鼠，既怕表达不清自己的想法，又怕浪费读者的时间，更怕因言语不妥引起不满而遭读者的嫌弃。前几天，我就有些忐忑，不知道读者们能不能认同我那“人类是向着心灵智慧进化过来的”这一个体认知，所以放下笔和纸足足思考了一周之多。反复地打量穿过远古的人类身影，又反复地思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自己的这个认知基本符合人类进化的历史方向，只不过表述方面并非专业而文学一些，不至于引起大的反感。于是又拿起笔，小心地续写这个作品。
其实，事情就是这样。在远古的那个年代，面对虎狼成群的野性自然，人类拿起石头或树枝的那个动作就预示了他注定向心灵智慧进化的天然选择，否则他只会和其他动物一样，用身体的变化来应对自然的严酷，而不会利用他物去武装自己。所以，从粗糙的旧石器到苏美尔年代所已有的一切非天然的进步成果，无疑都是心灵智慧这棵大树上注定要结出的果实，乃至直到今天的无数创造，岂不都是它的果实吗？因此，在史家学者们兴奋地谈论起人类在苏美尔的成就时，我心里充满的是惊奇，而不是意外。
我的惊奇，首先是对人类之伟大的赞叹。不论岁月何等漫长，牺牲多么巨大，在生存需要的恒定支配下，经过千万代的辛苦努力，终于远远地走出动物的行列，从一个只会服从环境的群体，进化成了能够制造适合于生命的局部环境的神奇人类。其次是，从石器出现的200余万年前直到5000余年前人类才迈入最初的文明形态，让人不得不感到进化的蹒跚与缓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农耕劳作终于使人类开辟出了大地滋养的泉涌之地。大地滋养是生命得以延续的根本之物。所以，所有动物都为了获取它而绞尽脑汁。开始时，人类也和动物同样或以狩猎或以采摘的方式加以获取，而且基本处于劣势地位。为了避免同强壮狂野的禽兽们争夺，寻找到容易获取食物的地方，人类的祖先们无奈地从故乡的非洲一批接一批地走了出来，遍布了全世界。其间，他们凭借开化的智慧，手持石木工具，尝试并学会了农作物的耕种，终于在走到苏美尔年代时已经在大地的一些区域开辟出了收集大地滋养的专有场地——农耕基地。这是使我惊奇不已的重要一点。因为，有了农耕基地这样一个种植农作物、获取滋养的专有场地，人类才能获得生存方式的主动，才能走向按照自己意愿创造生活的方向。
在我看来，这对人类比什么都重要，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历史的方向就在于人类开辟生存滋养生产基地的这一脚步之下！
苏美尔人开辟出的生存滋养生产基地就是苏美尔地区。这是经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常年泛滥，冲积而成的沃土，位于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靠南的一侧。从考古发掘可知，这个地区冲积土层的厚度达100米左右。冲积而成的原野，最大的特点就是肥沃，而肥沃就是撒下种子就能丰收的天然条件。就在这样的土地上，苏美尔人开始种植玉米黍、小麦、大麦、枣以及各种蔬菜，后又学会用牛犁田，用一种管状的播种机播种，还用一种木制的打谷机来帮助收割，开辟出了世界上第一块生产和收集大地滋养的基地。
人类史家们认为，农业是植物的种子透露天机的结果。当苏美尔人不动声色地过起农耕生活时，落脚到尼罗河中下游的古代埃及人也没有错过种子的提示，也在那块神奇的土地上发展起了农业。从史书的描述看，埃及可能是这个地球上最容易开发农耕生产的地方。被史家学者尊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曾对埃及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埃及人所获土地的收成真可说是不劳而获。”
他介绍说：“他们不必犁，不必锄，就可收获到一般农夫必须辛苦才能得到的成果。他们只等待大河水涨，灌满沟渠田畴，水退后，他们随即播种。然后赶猪下田，以便把种子踩到泥土中。当猪猡把种子踩入泥土后，他们就等着收获了。”也许，希罗多德老人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撒下种子之后赶猪进去是很麻烦的，猪会毫不客气地吃掉撒在泥土上的种子，而把很少的种子踩到泥土里的。原因是猪不知道那是种子，它的心智没有得到人类的开化。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可以从老人的描述中感知到那块土地的肥沃。这块肥沃的土地就是尼罗河中下游地区，就是那每年泛滥一次的河水冲积出来的三角形原野。就河水泛滥而言，一条河总比两条河规律得多。所以，埃及这个地方比起苏美尔更有利于耕种和收获，只要觉察到并效仿种子落地与生长现象，就能从食物的追逐者转变成生存滋养的生产者。
古代埃及人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按照种子的提示，开始播种和收获的。据考古发掘，古埃及的农业发端于公元前4000年前，到公元前2600年前的古王国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种植的农作物有大麦、小麦、亚麻及卷心菜、黄瓜、大蒜、萝卜等蔬菜和枣、无花果、葡萄、石榴等水果。在种植这些农蔬作物时，古埃及人很早就开始使用了犁、镰刀、锄头、叉子、铲子、篮子等工具，并会使用牛、驴、羊等牲畜帮他们耕作。帮助古埃及人发展农业的这些工具主要为木制，让生活在当今的人类为其绿色和生态垂涎。
当古埃及的土地上稻谷飘香时，印度河流域的沃土上也翻滚起了金色的麦浪。印度河流域的沃土，比苏美尔、埃及适宜农耕的面积都要大，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着实让人羡慕和嫉妒。开发这一沃土，使印度列入文明古国行列的并不是现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国民的祖先，而是一个已经行踪全无的叫达罗毗荼的古人种。史家们说，就是这个叫达罗毗荼的人种，自公元前4000年前后起耕种大麦、小麦以及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等。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时，他们从事的农耕生产发展到了出现城市中心的阶段。达罗毗荼人究竟建造了多少座择中而居、周边耕作的城市中心，人类至今心中没数。仅找到的两处，一个叫哈拉帕，另一个叫摩亨佐-达罗的城市遗址，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的逃兵偶然发现的。经发掘发现，其文明造化体现了农耕生产高度发达的水平。据说，他们种植的棉花是用来织布和做衣服的。但遗憾又遗憾的是，把印度河谷开辟成生存滋养生产基地的达罗毗荼人后来失踪了。
人类是最懂得感恩的动物。中国人视黄河为母亲，自古以来多有赞美黄河的文学艺术作品。的确，黄河对中国人，如同两河对苏美尔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尼罗河对埃及人，印度河对达罗毗荼人，都有帮他们从食物追逐的蛮荒转入食物生产之文明的父母之恩。相对而言，中国人更幸运一些，他们不仅有黄河，还有长江，这两条河不像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那样只冲积出一个美索不达米亚，而是在中国的南北冲积出了两条宽大的适宜耕种的沃土带。古代中国的先民们就在这两个沃土带上开始了农作物的耕种。据《中国通史》透露，中国从事农耕事务的痕迹出现于9000年前左右的仰韶文化的遗址之中。对于中国的古代农业，民间至今流传着刀耕火种的传说。较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中国的大地还很羞涩，不过从已经被发掘的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已经得知，长江流域的农业以种植稻子为主，而粟为黄河流域农业的主要种植物。有趣的是，近日听一位考古专家朋友说，就在我生活的内蒙古草原的敖汉旗红山文化遗址上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之后这个地方出产的小米就成了内外热销的产品。初听之际我还想，好吃的小米哪有我家乡荞面的可口与保健。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这些如今让我们挑来拣去的食物，在遥远的年代使古中国人从居无定所的猎物追逐者变成了定居村落的食物生产者。
多希望写下的这些文字都有白发飘舞、满口无牙的老态，都有辛劳无度、筋疲力尽的倦态，都有离合如梦、悲欢如风的沧桑历史姿态，好让读者们感知到远古先民从食物的寻觅者变成滋养的生产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万千多年的试探再试探、揣摩又揣摩、失误再失误，最后得以成功的，充满蹉跎坎坷的艰辛与曲折。同样，孕育了几大古代文明的亚非那些江河冲积平原，也不是神造般地一夜之间或一天之内，从野草丛生的荒野转身就变成了生存滋养的超大种植场的。而也是散落各处的，由那些20—50人开始的原始群落们一块块、一片片开辟出来后，经统合连接才得以形成的。
有史以来，人类建造了很多纪念设施，纪念他们难以释怀的人和事。其实，最该给树碑立传、缅怀和感激的就是这些为人类提炼出了农业的经验，并把亚非两洲最大几块冲积平原统合为人类生存滋养种植场的先民和部落。可惜，人类已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他们知道其中隐藏着人类对历史方向的选择之谜，所以也很想知道他们每个人、每一个家族集团及部落的名称和他们之间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可是时光带走了大多秘密，而大地留下的只够我们去粗略地认识和品读。
苏美尔的情况，可能比其他稍好一些，连续的发掘和解读已经勾勒出了当时的大致情景。就在公元前3000多年时，农耕生活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出现。当时，苏美尔地区出现的城市共有12个，人类史家们称它们为城邦。这些城邦互不相属，各自独立，都由一个居核心地位的家族集团来掌管和统治。这时，这里的生活已经进入共同而有秩序的阶段，所以权力已经成长到了政府雏形的模样。这个已有政府功能的权力，在从原始公社后期的深度占有制转向农业城邦时，虽然对统治的形式和手段做了一些调整，但对沿着本性轨道发展的历史走向未能进行理性的干预，进而使掌权者个体的本性贪婪，转化成了体制性的存在。这种贪婪表现形式怪异，势力强大时成为野心，势力弱小时则成为恐惧。那时，苏美尔的城邦主们已经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自己的城邦之外还有别的城邦。对各城邦主而言，所属城邦的产物虽然能够满足他们的奢华需要，但由本性使然的贪婪使他们总是感到缺少什么，让他们总是盘算增添些什么。于是，他们的手就不可避免地伸向对方，就实施整体对整体的暴力。从此，战争被引入人类生活，其孽根就在这里！
苏美尔的城邦主们未能违背本性制导的这一规律，为了占有更大的生存滋养种植地，开始对外发动战争。起初，他们都很英勇，但战具很原始，后来各种奇思妙想被用到战具制造上，胜负开始出现了。互相间的争夺漫长而激烈，于是苏美尔就出现了“王权从天而降，王权在埃利都；埃利都衰落了，王权转移到巴德提比拉；巴德提比拉衰落了，王权转移到拉萨尔；……王权在基什，基什被打败，王权转移到埃安娜；……乌鲁克被打败，王权转移到乌尔姆……”
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局面。
就在争夺日趋激烈之际，一个“卑贱”而“乡下”的人大步走进了争夺的行列。他的“卑贱”如他自己所说：我那可怜的母亲，怀了我见不得人。好不容易生下了我，却偷偷地把我藏在了一个废木箱里。在封箱之前，她用沥青涂满了箱盖，我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又被母亲丢弃了的孩子。而他的“乡下”贬称是因为，他所属的闪米特人是从别处迁徙过来的人群，原来比苏美尔人蒙昧、落后。就是这个蒙昧的闪米特人之子，名叫萨尔贡的卑贱的人，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地带，靠近苏美尔的地方，建立起一个叫阿卡德的城邦，组建起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备军，势力日益强大起来。当苏美尔的王权停留在乌鲁克第三王朝卢加尔扎克西手上时，萨尔贡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争夺土地的纷争之中，并打败苏美尔各城邦主，于公元前2335年建立起了一个叫阿卡德的帝国。这个帝国不仅占有了苏美尔的全部，还不断向北拓展，最后把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统合到了自己的统治之下。
古代埃及人也未能逃脱本性对他们的摆布。史家们发现，为占取尼罗河中下游的肥沃空地，不仅古代埃及人开展过激烈的争夺，而且部分西亚人很早也开始加入到他们的争夺之中，导致对峙状态的上下埃及的出现。经激烈的再争夺，最后一位叫美尼斯的传奇人物，约在公元前5100年左右，把尼罗河中下游地区全部统合到自己的麾下。照此断想，由本性制导的行为规律，也不会不眷顾古代印度人，但因达罗毗荼人没有留下相关信息之故，他们对印度河两岸土地的争夺，至今不被人类所知。
本性的制导似乎很精确。虽然苏美尔与东方中国相隔万里，而且相互间的来往还没有开始，但人们对资源产地的争夺，如出一辙地激烈与复杂。据传说化的记忆，远古年代在黄河中游和汾水下游一带，曾有10000个以上的大小部落。经过漫长时间的争夺，后来由叫作神农的部落、九黎的部落和有熊的部落，各占去了大部分土地。但他们没有就此满足和罢休，仍然酝酿着进一步的争夺与占有。传说称，有熊部落的首领叫轩辕，是一个有大智慧、大能力的人。当三个部落的争夺处在对峙状态时，轩辕率领部落力量，先向神农部落发动进攻，战胜并占取其土地和民众。之后，他们又在一个叫涿鹿的地方，大战九黎部落。传说称，九黎头人蚩尤也是一个很有魔法的人。战事一起，双方勇猛无比，难分胜负。见状，蚩尤张开大口，喷出滚滚浓雾，三日三夜不散，有熊部落的人都迷失了方向。于是，轩辕发明指南车，使队伍辨识道路。蚩尤接着又施用一些魔法，但一一被轩辕破掉，最后九黎部落大败，蚩尤也战死沙场，其土地民众由轩辕占领……
阅读着人类先民的这些故事，我突然感觉到猜测历史是冒险的。当人类原始聚落发展成为各有耕地的农业部落，并经进一步发展壮大，将要走出各自的疆界时，我曾为他们的相遇与相见设想过几种可能。首先是惊喜。某一天，他们突然发现有个地方还生活着和他们一样的人群。于是，一直孤独无朋的他们惊喜不已，不仅部内奔走相告，还和对方热情相拥，携手共存。其次是好奇。还是某一天，他们突然相互发现，于是愕然好奇，上下打量，并慢慢走向对方，渐渐地相识和相知起来。最后就是熟视无睹互不理睬。仍是某一天，他们突然发现对方，于是出于本能，他们警觉不已，并为安全起见，他们不相往来，但相安无事地生活着。可是，从北非的埃及到西亚的苏美尔，再到遥远的东方中国，生活在这些地方的部落们，在结束各自孤独无朋的原始生活，转向共同而有交汇的人类生活时，并没有如我设想的方向走去，而是一经发现对方就开始了对土地与人民的激烈争夺，使人类交汇共生的历史一开始就被鲜血染红了。
于是，我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和简单，更是发现了他们浴血争夺背后的一个秘密。原来，对依靠农耕发达起来的他们来说，肥沃的土地和勤劳的人民是当时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生存资源。所以，已按体制化存在的本性贪婪，驱使着他们进行了置生死于度外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