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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讲述各自独处的那些家族群落的故事。
虽然，可食植物的种子从野外荒地来到了人类开垦的田园里，但人类群落的本身还没有走出各自独处的生存天地。因对水的需要，他们无一例外地紧靠河流或湖泊居住。他们依存的这些河流和湖泊，有的是一个庞大水系的一条支流或为一处汇聚点，而且位于气候温和的温带以内，为生存在那里的族群领先人类历史的脚步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而有的则位于寒冷干燥的温带边沿，由此那里的人们与人类其他成员同步前行的脚步被阻碍了。
在河边，在温暖地带，不仅杂草茂盛，树木更是可想而知地茂密与粗壮。所以，这样的地方很少有肥沃的闲置地。但这样的地方就是种植农业别无他选的好地方。这样，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他们用什么工具刨土开辟出农田呢？
尤瓦尔·赫拉利风趣地说：“很多人以为在农业革命前的人类都只使用石器，其实这是考古偏误造成的误解。所谓的石器时代，其实说是‘木器时代’更精确。”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铁器出现的约5000年前，人类经历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石器木器混同使用的“石木时代”。那些注定要走到人类前列的人们就是用石器和木器，为人类创造出了不朽的荣耀。
大地自然是生命滋养的唯一宝藏，至今人类采集它的方式只有几种。最早和动物一样，只懂得捕猎和采摘。然后随着智力的发育，又懂得通过畜牧与农耕加以采集的办法，并且沿用至今。在传统的条件下，畜牧被动于自然较多，而农耕则主要依靠人的能动劳作。所以，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发明很多来自农耕文化。农业对人类的重要性不是天然显现出来的，而是被组织起的有效劳动将它呈现出来的。在那个时代能够组织起劳动力队伍的，就是那些可被称作奴隶主或深度占有者的人们。因为，权力在他们的手中已经成长为统治力，并且也已经很大程度地占有了族群成员的人身权利。所以，他们在占有欲的驱使下，有力地组织起族群的成员，让他们拿着木头的或石头的器具，开始开垦野性的大地。然而，在温润的自然条件下，没有一块拒绝草木生长而专门等待人们来耕种的土地。反之，每一块地方或早已被野草占据，或早已被森林覆盖。
大多史学家们认为，早期的农业主要以“刀耕火种”的技术开发农田，进行耕种。可是，有过务农经历的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一块森林之地得以刀耕火种的可能性。因为，即便烧掉了地面上的树木，但盘根错节在地表下面的根茎既难以刨出，农作物更是不能在其上面生长。所以，他们只能选择没有树木的草地为开发对象。即便这样，对只有石木工具的人们来说，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可人们不得不像蚂蚁啃碎土一样，一点一点去刨，一点一点去挖，使之变成能够耕种的农田。因为，他们的那个首领和统治者强迫他们去这样劳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劳动在继续，成果在扩大，文明创造也日趋加速了。随着人类与泥土深度交往的继续，泥土开始有了人的灵性。依照人的需要和想象，泥土被垒筑成了房屋，被捏制成了器皿，被烧制成了陶器，文明借泥土的身躯现形了。从泥制器皿到陶制器具，中国流传有这样一则故事：距今1万多年前，有位心灵手巧的妇女叫尤陶氏，她用泥巴捏一些玩具供小孩玩。有一天，一场大火烧毁了她的家园。这场大火以后，悲伤的尤陶氏发现，她用手工捏制的各种玩具变得更加坚实，而且耐水。于是，人们就尝试着这种办法，制作各种器皿和食用器物。如果说，就像这则故事，从泥器到陶器的跨越缘于偶然的自然提示，那么已经出土的陶器遗址向我们透露着，这样的提示在日本和中国发生得早一些，其次为印度，再次在西亚，然后在世界各地。时间，从1万多年前到5000多年前。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劳动在继续，收成在增多，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了。由于被开发的农田一天比一天多，投入的劳动一天比一天精细，所收获的粮食越来越多了。粮食多了，能够养活的人也就更多。人口的增多，对劳动者来说增加的是负担，而对占有者来说带来的问题可就更多了一些。首先是，孩子多了，长大成人了，分家的必要就产生了。接着是，家分出去了，但一无所有，生活又难以为继，财产分割的必要又产生了。再接着，因为当时的人还没有公司化管理的智慧和知识，父母长辈就简单地把部分财产一一地分给了他们。所分得财产中，既包括物质的财富，也包括现有的耕地，还包括生产财富的劳动者。这样，原来那个组织单一的社会，就衍化成了以首领为总的占有者、以孩子们为分级占有者的多层级占有的复杂性社会。这样，家族群落向族群部落转型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劳动在继续，财富的需求量更大了。由于下级占有者须向总的占有者——首领缴纳一定的财物，所以他们对劳动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技术还很原始的条件下，提高劳动效率的办法只有一个：加大劳动的强度。于是劳动者被强制的程度越来越高，使他们的体力付出经常处在极限状态。毕竟，人体是血肉组合，当压力超过承受力时，它就启动摆脱的程序。因为人们尚未形成颠覆力，所以精神上的抗衡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选择。神产生的条件已经具备。针对不绝于耳的图腾说教和强迫劳作的蛮横权力，人们开始酝酿威力远远大于图腾和权力的虚拟存在。有一天，这个威力终于被虚拟出来。这就是威赫曼·史密特神父所认为的“太初人类造了一位神，他是造物主，是天地的统治者”。宗教评论家凯伦·阿姆斯特朗阐释说：“有时也称作苍天之神。”神就这样被造出来，并开启了人类神话时代的大门。人类没有无目的的创造，神就是为抗衡图腾，尤其是为抗衡权力而被创造出来的，所以有着深刻的底层性。神来了，但因没有权力的支持，未能及时解决人们的需求，不过还是为他们身世认知提供了一条思路。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光在流逝着，世代在更替着，权力文化也发育起来了。因为，权力必须与生命相结合，才能显现出它的效能。所以，权力永远不会成为陪葬品。然而生命是有限的，一代更替一代是它延续的基本程序。这样，权力的接续与更替就成了古代人类必须解决的一大问题。关于古代没有文字记录时期的权力，斯塔夫里阿诺斯先生认为可能是这样存在的：“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
而威尔·杜兰特先生则认为可能是这样的：“拥有同一片土地，同一种血统，并生活在同一风俗与条规的管辖下，几个家族结合起来，在同一个酋长管辖之下就形成了部落，这就是成为国家的第二步骤。这种发展是缓慢的，有些集团根本就没有首领，有一些似乎仅在战争状态下才组合在一起。依我们的现代民主看来，这样的组织形成的确不值一提，仅仅是几个原始团体的结合，如说有政府存在的话，也就是在他们家族中，有一些家族的长老们出来管理家族，但并不具有专断的权力。”中国史学家范文澜认为，禅让和世袭已经成为权力接续更替的主要形式。
不论是哪种，都说明人类已经开始认真对待权力接续的问题。
是的，这是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总的占有者只有一个，而二级占有者不止一个，他们是总的占有者繁殖出的几个或多个。更因为，总的占有者自然早于二级占有者离世，所以他的位置由二级占有者中的某一个来接替。这样，争夺就不可避免了。争夺可能是和风细雨式的，也可能是明争暗斗型的，还可能是暴风骤雨般的。不论怎么样，结果都会产生一个新的智勇超群的总占有者。按此机制产生的首领，很快会转身成为部落联盟盟主或酋长。
时光仍然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争当了首领，也不会万事大吉，能争当的更不会消沉而去。反之，他们情愿或不情愿地拥戴新主后，很快转入自己新一轮的发展中去。于是，农田开发从他们各自的占据地向外扩展开去。随着农田一块接一块、一圈又一圈地扩延开去，他们惊奇地发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终于还看到了和他们一样、两条腿走路的其他部落的人。
经过难以确说的漫长岁月的独立发展，领先历史脚步的人们就这样开始相见了。这时，他们已经不知同根的亲情，所以眼睛里充满了陌生、恐惧甚至是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