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当我打电话要我的信件和报纸时,我收到了一条信息,是对我给费洛斯小姐的便条的回复。信息说阿尔罗伊·基尔先生约我一点一刻他在圣詹姆斯大街的俱乐部见面。所以,不到一点的时候,我先步行到自己的俱乐部喝了一杯鸡尾酒,因为罗伊是肯定不会邀请我喝的。然后我沿着圣詹姆斯大街走,悠闲地看着商店的橱窗。因为我还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打发(我不想太准时到那里),我便走进了克里斯蒂拍卖行,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能看得上的东西。拍卖已经开始了,一些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的男人正在互相传递维多利亚时期的银器。而那位拍卖官用厌倦的目光追随着他们的动作,嗡嗡地嘟囔着,“有人出了十先令,十一,十一先令六便士……”那是六月初的一天,天气不错,国王大街的空气非常新鲜。这使得克里斯蒂拍卖行墙上的画显得非常昏暗。我走了出去。街上走路的人们带着一种悠闲的神情,好像天气的舒适已经渗入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在自己的事物中意外地突然想停下脚步,欣赏生活的美景。
罗伊的俱乐部很安静。在前厅里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门房和一个男侍者。我突然有一种忧伤的感觉,好像这里的成员都去参加领班的葬礼了。当我说出罗伊的名字时,那个侍者领我去了一个空荡荡的走廊,放下我的帽子和手杖之后又进到了一个空无一人的大厅,墙壁上挂着真人大小的维多利亚时期政治家们的肖像。罗伊从一个皮沙发上站起来,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我们直接上楼吧?”他说。
我猜得没错,他果然没有请我喝鸡尾酒,心里暗自赞赏了一番自己的周到考虑。他带我走上铺着厚地毯的华丽楼梯,路上没有碰见任何人;我们走进客人用餐的餐厅,里边一个别的客人也没有。房间相当的宽敞,非常干净,墙也刷得雪白,还有一扇亚当式的窗户。我们在窗边坐下,一个端庄的侍者送来菜单,上面有牛肉、羊肉、羔羊肉、冷三文鱼、苹果馅饼、大黄馅饼、鹅莓馅饼。当我顺着这张千篇一律的菜单往下看时,不禁叹了口气,心里想着街角的那些餐馆,那里可有着法式菜肴、生活的喧闹气息以及穿着夏季连衣裙、化着妆的好看女人。
“我推荐这里的小牛肉火腿馅饼。”罗伊说。
“好的。”
“我自己来拌沙拉吧,”他用一种随意但却命令似的语气对侍者说。然后他又看了一眼菜单,大方地说,“要不要再来点芦笋?”
“好呀。”
他的举止变得更加神气了一些。
“两份芦笋,告诉厨师长要亲自挑选。你想喝什么?来一瓶霍克酒①怎么样?我们都很喜欢这儿的霍克酒。”
我表示同意后,他让侍者叫来了管酒的服务员。他点餐时,我不得不赞赏起他那种权威但却十分礼貌的态度。那感觉简直像一个有教养的国王在召见一位元帅。那位管酒的服务员有些胖胖的,穿着黑色的制服,脖子上挂着代表他职务的银色链条,拿着酒单快步走了过来。罗伊亲切又简单地朝他点了点头。
“你好,阿姆斯特朗,我们想要二一年的利伯弗洛密尔契①。”
“好的,先生。”
“存酒还多吗?还不少吧?这种酒以后可很难喝得到了。
“是这样的,先生。”
“不过,也不用杞人忧天,对吗,阿姆斯特朗?”罗伊真诚而轻松地对服务员笑着说道。
而这位服务员呢,由于服务这些俱乐部成员的经验丰富,知道这句评论是需要一个回答的。
“是的,不用,先生。”
罗伊大笑起来,眼睛朝我看来。这个阿姆斯特朗,真是有些个性。
“嗯,把酒冰镇一下,阿姆斯特朗,但是不要太凉,知道吧,要刚刚好。我希望我的客人觉得我们这儿的人是识货的。”他转向我,“阿姆斯特朗已经在这儿工作四十八年了。”当服务员走了之后,他又说,“我希望你不介意我们在这儿见面。这里很安静,我们可以好好聊天。我们上次这么聊天还是很久以前呢。你看起来身材非常好。”
这使我注意起罗伊的外表来。
“比起你来差远了。”我说。
“这都是拜正直、不喝酒还有虔诚的生活方式所赐,”他笑着说,“很多的工作,很多的锻炼。还打高尔夫球吗?我们最近应该来打一局。”
我知道罗伊只是随口一说,而且没有什么比跟我这样对高尔夫球不感兴趣的人打一天球更无聊的了。但是我觉得接受这样一个含糊的邀请也没什么坏处。他看起来真是健康的化身。他卷曲的头发变得灰白,但是却很适合他,使他坦率、被太阳晒黑的脸显得更加年轻了。他的那双真诚地注视着世界的眼睛非常明亮、清澈。他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身材修长了,所以当侍者拿来面包卷,他却要黑麦饼干的时候,我并未感到惊讶。他虽然微胖,但那却让他显得更加有气派了。这使得他的言论更有分量。由于他的行动比以前还要从容些,你会很自然地信任他;他坐下来的时候非常敦实,你几乎会觉得他是坐在一座纪念碑上。
我不知道我对于他和侍者对话的描述,是否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展现出他的谈话既不精彩也不诙谐,但却非常流畅这一点。他常常大笑,以至于你有时候会产生他的话很幽默的错觉。他永远都不会找不到话说,而且他谈论时事时是那么轻松,使得他的听众不会感到一点紧张。
许多作家由于非常重视辞藻,养成了一种坏习惯,就是在日常的对话中也太过注意用词。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在讲话时小心翼翼,保证表达得不多也不少。这使得上流社会的人们觉得与他们进行对话有些难于应付,因为他们的精神需求简单,因而词汇量有限。因此,这类作家往往不是很受欢迎。而与罗伊在一起,这种拘束感永远都不存在。他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一个跳舞的警卫交谈,也可以跟参加赛马会的伯爵夫人用她马童的语言交谈。他们谈论起他的时候都非常热情而放松,说他一点也不像一个作家。没有什么赞美比这更能让他高兴了。聪明人总是用一些现成的词组(现在我最常用“与任何人无关”这个词组),流行的形容词(比如“神圣的”或者“使人害羞的”),还有那些只有生活在某些特定群体中才懂的动词(比如“用胳膊肘轻轻推”),这让闲聊变得非常亲切,使人们免于思考。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人,他们把这种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发明了那么多简练、平常的短语,使得他们不用花时间思考自己在说什么就可以进行一场有趣而愉快的对话,他们的脑子就可以用来思考那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大的买卖或者通奸。罗伊的词汇量非常丰富,他当机立断的选词总是准确的,这也为他的演讲增添了色彩,但是他每次用词时都显示出一种适当的、清晰可见的渴望,仿佛他那有如肥沃土壤般聪慧的大脑刚刚创造出这一词语一样。
现在,他正在和我闲聊,聊到我们共同的朋友,刚刚出版的书,或是歌剧。他表现得非常轻松愉快。他总是非常热情,但今天他的热情让我大吃一惊。他抱怨我们彼此很少见面,而且用他那种最令人愉快的真诚语气对我说,他是多么的喜欢我,对我的评价有多高。我觉得我没法不迎合他的这份情谊。他问起我正在写的书,我也就问问他正在写的书。我们互相都说对方的作品没有得到它应有的成功。我们吃了小牛肉火腿馅饼,然后罗伊告诉我他是怎么搅拌沙拉的。我们喝了霍克酒,赞赏地咂着嘴唇。
而我却一直在想,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切入正题。
我怎样也不能说服自己,在这样一个伦敦社交季,阿尔罗伊·基尔会在一个既不是评论家又在任何地方没有影响力的作家同僚身上浪费一个小时时间,仅仅为了谈论马蒂斯、俄国芭蕾或者马赛尔·普鲁斯特。而且,在他谈笑风生的背后,我隐隐感到一种忧虑。要不是知道他很富裕,我真会怀疑他要跟我借一百英镑。看起来我们的午餐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他还没有找到机会说出他想要说的话。我知道他非常小心。也许他认为我们是在分别很久后第一次碰面,所以应该要首先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因而准备把这顿愉快、丰盛的午餐仅仅当作一个诱饵。
“我们去隔壁喝咖啡,好吗?”
“随便。”
“我觉得那儿会舒服些。”
我跟着他到另外一间房间,地方更宽敞,有大的皮扶手椅和大沙发;桌子上有一些报纸和杂志。角落里的两位老人在低声交谈。他们很不友好地看了我们一眼,但是这并不妨碍罗伊热情地跟他们打招呼。
“您好,将军。”他大声喊道,愉快地点着头。
我在窗前站了一会儿,欣赏着今天的好天气,心想着要是能多了解一些圣詹姆士街的历史背景就好了。我有点惭愧,我竟然连马路对面那家俱乐部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不敢问罗伊,怕他会因我不知道任何一个有身份的人都知道的事而看不起我。他叫我回去,问我喝咖啡的时候要不要一起来杯白兰地,当我拒绝时,他却一再坚持。这个俱乐部的白兰地非常出名。我们在一个雅典的壁炉前并排坐在沙发上,点上了雪茄。
“上次爱德华·德里菲尔德来伦敦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这里吃的午饭。”罗伊随意地说道,“我让他老人家一定要尝尝我们的白兰地,他喝了非常高兴。我上个周末还跟他的遗孀待在一起。”
“是吗?”
“她还多次问候你。”
“多谢她了。想不到她还记得我。”
“对呀,她记得。你六年前在她那儿吃过午餐,对吗?她说他老人家当时见到你很高兴。”
“不过我想她当时可并不高兴。”
“唉,这你可就错了。她当然得要小心一点。老爷子被想去看他的人打扰,她必须要节省他的精力。她总是担心他的活动太多。你想想,她竟然让他活到了八十四岁,而且智力不减,这是多么了不起啊。在他去世后,我常去见她。她非常的孤独。毕竟,她全身心地照顾了他二十五年。这简直是奥赛罗①干的活。我真为她感到难过。”
“她年纪还不算大,我敢说她还会改嫁的。”
“哦,不,她不会这样做的,这太可怕了。”
谈话稍停了一下,我们品尝着自己的白兰地。
“你肯定是为数不多的从德里菲尔德不出名的时候就认识他的人。有一阵子你跟他交往非常密切,对吗?”
“有点来往。我那时还是个小男孩,而他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你知道我们并不是志趣相同的朋友。”
“也许不是,但是你肯定知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关于他的事情。”
“大概是吧。”
“你有没有想过把你对他的回忆写下来呢?”
“天哪,当然没有。”
“你不觉得应该写下来吗?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最后一位。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小说完全可以像过去一百年来的任何一本小说那样流传下去。”
“不见得吧,我总觉得他写的东西很乏味。”
罗伊看着我,眼睛里闪烁着笑意。
“这种口气还真是像你!至少你得承认,你的这种看法是占少数的。不瞒你说,他的小说我读过不止一遍两遍,而是六七遍,每次读下来,我都觉得他的作品更好了。你读了那些在他逝世时评论他的文章吗?”
“读了一些。”
“大家观点的一致太令人吃惊了。我每一篇都读了。”
“如果他们的评论内容都一样,那不是很没有必要吗?”
罗伊友好地耸了耸他宽大的肩膀,但却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认为《泰晤士报》文艺副刊的那篇文章非常精彩。如果老头儿读到的话,也会对他有好处的。我听说《季刊》下一期也要刊登一篇文章。”
“我还是觉得他的小说很枯燥。”
罗伊宽容地微笑着。
“当你和所有拥有话语权的人观点都不一致的时候,你不会觉得稍微有点不安吗?”
“没什么特别不安的。我到今天已经写了三十五年书了,你想象不到我见过多少所谓的天才,曾经获得短暂的辉煌,然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不知道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是死了吗?关进疯人院了吗?还是藏在办公室里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偷偷地把他们的书借给某个偏僻村庄的医生或者老处女。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仍是某个意大利膳宿公寓①中的大人物。”
“哦,当然,他们是昙花一现的人物。我知道他们。”
“你还以这些人为题发表过演讲。”
“这是不得不做的。就算知道他们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有能力的时候还是想要帮他们一把。管他的,人总是能够做到慷慨一些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德里菲尔德可不像这些人。他的全集一共有三十七册,最近在苏富比拍卖行出售的那套卖了七十八英镑。这本身就是证明。他的书的销售量每年都会增长,去年是卖得最好的一年。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话。上次我去拜访德里菲尔德夫人的时候,她给我看过他的账户。德里菲尔德的地位已经很稳固了。”
“谁能肯定?”
“你不是认为你可以吗?”罗伊尖刻地回答说。
他并没有使我生气。我知道我正在激怒他,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认为我儿时确立的那种基于本能的判断是正确的。那时候,他们跟我说卡莱尔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我却觉得他的《法国革命》和《衣裳哲学》简直读不下去,这曾经让我非常羞愧。现在还会有人读他的书吗?我以为别人的观点一定是优于我自己的观点的,所以我努力让自己觉得乔治·梅雷迪斯的作品非常了不起。但是我心里却觉得他非常做作、啰唆而虚伪。现在有许多人也这么认为了。因为别人告诉我说,欣赏沃特·佩特能够证明你是一个有教养的年轻人,于是我欣赏沃特·佩特,但是天知道他的《马里乌斯》是多么的无聊!”
“好吧,我承认现在没什么人会读佩特的作品了,而且确实,梅雷迪斯也已经过时了,并且卡莱尔是个自负而且满嘴空话的人。”
“你不知道在三十年前,这些人的不朽地位看起来是多么的确凿无疑。”
“那你就没有判断失误过吗?”
“一两次吧。我从前对纽曼的评价还不如现在的一半,还有我以前过于看好菲茨杰拉德写的铮铮有声的四行诗了。当初我读不下去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但现在却觉得这是他的杰作。”
“有没有什么是你当时觉得不错,现在依然很欣赏的呢?”
“嗯,比如说《项狄传》《阿米莉亚》和《名利场》,还有《包法利夫人》《巴马修道院》和《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华兹华斯、济慈和魏尔伦。”
“我这么说你可别介意,你的这种看法不算独到。”
“我一点也不介意。我也不觉得这个看法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你问我为什么相信自己的判断,我这才试图向你解释。不管我因为胆怯或为了尊重当时文化界的观点说了什么,我当时并没有真的欣赏某些被大众认可的作家,而事实证明我那时候是对的。而那些我真诚地从直觉上喜欢的作品则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不管是来自我本人的,还是整个评论界的。”
罗伊沉默了一会儿。他盯着杯子底,不知道是想看看还有没有咖啡,还是想找些话说。我瞥了一眼壁炉台上的钟。那一刻可能正好是我离开的好时机。也许我猜错了,罗伊邀请我可能只是想随便聊聊莎士比亚或者玻璃碗琴①。我为我之前对他不厚道的想法而责备起自己来。我忧心地看着他。如果那就是他邀请我的全部目的,那他一定是累了或者失去信心了。如果他对什么都很冷漠,那只可能是至少在现阶段,这个世界让他有点受不了了。但是他看见了我在看钟,便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否认,这样一个能够坚持写作六十年,而且读者人数不断增加的人,一定是有其独特之处的。毕竟,在费恩别墅的书架上,德里菲尔德的书被翻译成了每一种文明的语言。当然我愿意承认,他的许多作品现在看起来有些过时了。他是在一个糟糕的年代成名的,因此倾向于写一些冗长的东西。他笔下的大部分情节都有些夸张;但是他的作品有一个特点你必须要承认——美。”
“是吗?”我说。
“说来说去,这一点是最有价值的,而德里菲尔德的作品中,没有一页是不充斥着美感的。”
“是吗?”我说。
“他八十岁大寿那天,我们给他送去了一幅他的肖像画。我真希望你那个时候在场。那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在报上读到过。”
“到场的不仅仅是作家,你知道吗,那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聚会——科学界的、政治界的、商业界的、艺术界的,来自世界各地;那么多名流聚在一起,从黑马厩火车站的火车上下来,这种场景你恐怕很难见到。当首相给老人颁发荣誉勋章的那一刻,那场面真是极其令人动容。他作了极富魅力的演讲。我可以告诉你,当天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
“德里菲尔德哭了吗?”
“没有,他很镇静。他就像他平时那样,有些害羞,但是很安静,有风度,对大家当然非常感激,但是说的话多少有点干巴。德里菲尔德太太不想让他太累,所以当我们去吃午饭时,他留在了书房,而她叫人把饭用托盘送了进去。当别人在饮用咖啡时,我偷偷地溜了出来。他正在吸着烟管看那幅肖像画。我问他觉得画得怎么样,他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笑了笑。他问我是不是可以把假牙拿下来,我说不行,代表团一会儿就要进来跟他告别。然后我问他觉不觉得刚才那一刻十分美好。‘奇怪,’他回答说,‘非常奇怪。’事实上,我觉得他已经不行了。晚年他成了一个邋遢的食客和一个邋遢的吸烟者——装烟斗的时候,他总把烟丝弄一身;德里菲尔德太太不希望别人看到他这个样子,但她当然不会介意我在场。我为他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他们就都进来和他握手,我们就回城里去了。”
我站起身来。
“好吧,我真的该走了。见到你非常高兴。”
“我正要去莱斯特画廊看一个私人画展。那儿的人我认识,如果你想去的话,我可以带你进去。”
“谢谢你。他们送了我一张请柬。不过我应该不会去。”
我们走下了楼梯,我拿上帽子。出门来到大街上的时候,我转头向皮卡迪利大街走去。罗伊说:“我陪你一起走到街角吧。”说着他跟上来。“你认识他的前妻,对吗?”
“谁的前妻?”
“德里菲尔德的。”
“哦!”我已经把他忘了,“是的。”
“熟吗?”
“还算熟。”
“我想她应该很糟糕吧。”
“我没这个印象。”
“她肯定是极其普通的。她曾经在酒吧做侍女,对吗?”
“是的。”
“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娶了她。我一直都听说她对他很不忠。”
“是非常不忠。”
“你还记得她到底什么样吗?”
“记得,记得非常清楚。”我笑着回答,“她非常招人喜欢。”
罗伊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
“这可不是大家普遍的印象。”
我没有回答。我们已经走到了皮卡迪利大街,我便停了下来。我向罗伊伸出手。他握了握,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了他平时的那股热情劲。我感觉他好像对我们的会面很失望。可是我却猜不出他为什么失望。不管他想要让我做什么,我都没有做到,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暗示出什么,所以当我穿过里兹酒店的拱廊,沿着公园的栏杆走到半月街的对面,我不禁想自己是不是表现得太不近人情了。很明显,罗伊觉得现在不是一个求我帮忙的好时机。
我走到半月街上。经过了熙熙攘攘的皮卡迪利大街,半月街的静谧令人很是舒服。这里安静而庄重,大部分的房子是出租公寓。但是广告并不是粗俗地写在卡片上的;有些门前挂着打磨得锃亮的铜牌,来表明这是一间出租房,就像医生的招牌一样,还有一些人家把“出租公寓”字样整齐地喷刷在橱窗上。还有一两家更为谨慎的,只是写了房东的名字,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会以为那是一个裁缝店或者钱庄。这里不像杰明街那样交通拥挤,那里也有出租房,可偶尔谁家的门前还会有一辆没有人照管的漂亮汽车,或者另一家门前会从出租车上下来一位中年女士。你会感觉住在这儿的人不像杰明街的人那么放荡,名声也没有那么坏。这里没有早上起来就喊头痛,需要解酒液的赛马迷,有的是受人尊敬的乡间女士,她们在社交季来到伦敦待上六个星期,也有的是参加高级俱乐部的年迈的绅士。你会感觉他们年复一年地都会住到同一栋房子,而且或许在房东还在某户人家做用人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的房东费洛斯小姐曾经在一些非常好的地方做过厨师,但是如果你看到她走路去牧羊人市场买东西的样子,你绝不会猜到这一点。她并不像你想象中的厨师的样子,长得既不粗壮,也不是红着脸或者不整洁的样子;她很瘦,身材笔直,穿着简洁而入时,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中年女人;她的嘴唇上擦了口红,戴着眼镜。就像一个生意人似的,她非常安静,有些愤世嫉俗,又喜欢花钱。
我的房间在一层,客厅里贴着老旧的带大理石花纹的壁纸,墙上画着些浪漫主义的水彩画,比如骑兵向他们的姑娘们告别,或者在庄严大厅里的旧式的贵族欢宴;室内放着几盆蕨类植物,扶手椅上的皮子早就褪色了。房间里那种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气息令人陶醉,而当我看向窗外时,我期待看到的是双座马车,而不是一辆克莱斯勒牌汽车。窗帘则是由厚厚的红色菱纹平布做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