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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肺系疾病一般包括感冒、咳嗽、哮证、肺胀、喘证、肺痈、肺痿、肺痨等，西医学的呼吸系统常见疾病，诸如上呼吸道感染、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炎、肺气肿、肺脓肿、肺结核等均可参考肺系疾病论治。中医肺病学作为中医临床医学的一个主要学科，也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早在甲骨文中便记载了20多种疾病，其中与肺有关的疾病有鼻病、咽喉病。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记录了不少治疗肺病的常用药，如贝母、桑叶。大量文献资料说明，中医学对肺病的生理病理具有系统的认识，对其防治具有丰富的经验与良好的效果。这些经验经过长期反复验证，不断地得到完善。其形成和发展，上可追溯至春秋战国，下可至当代，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要了解中医肺脏疾病，必先清楚中医对肺的有关论述。肺，在脏腑中位置最高，有“华盖”之称，上通鼻窍，外合皮毛，与自然界息息相通，对抗外部能力差，易受外邪侵袭，故又有“娇脏”之称。肺为“娇脏”，指的是肺在脏腑中位置最高，且肺娇嫩，不耐寒热，为清虚之体。肺在体合皮毛，在五行中属金，为阳中之阴，与自然界秋气相适应。其生理功能主要为主气，司呼吸。肺主气包括主呼吸之气和一身之气。肺主行水，通调水道，肺气的宣发与肃降运动，推动和调节全身水液的输布与排泄。肺主宣发与肃降，主宣发是指肺具有向上升宣、向外布散气与津液的作用；肃降是指肺具有向内、向下布散气和津液的作用。肺朝百脉，主治节，说的是肺具有治理和调节呼吸运动、全身气机、血液运行及津液代谢作用，是肺生理功能的概括。
中医肺脏病理论肇基于先秦，形成于秦汉，充实于晋隋唐，发展于宋金元，成熟于明清，又经过现代长期的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是伴随着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中医理论的整理、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发展过程大体可概括为五个阶段，即理论萌芽阶段、理论形成阶段、理论丰富阶段、理论发展阶段及理论成熟阶段。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在与自然界的长期斗争中，为了免遭各种病邪的侵袭，常常采取一些简便易行的方法进行防治。《周礼》曰：“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对咳、嗽疾病等有相应的记载。我国古代人体解剖生理的发源较早，早在先秦典籍中就有肺等脏腑名称的记载。《管子·水地》记载：“五味者何？曰五脏。酸主脾，咸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吕氏春秋·孟夏纪》载：“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其性礼，其事视，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而肺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肺字从肉，从市”。市同“芾”，指草木茂盛的样子，也有人认为是“勃”的初文。这表明，肺的本意取象于根深叶茂的树木形态，这与现代肺的解剖结构是相似的。由此说明，古人对肺的解剖是有一定认识的。而“肺”字声旁一方面显示了肺发声的生理功能，另一方面体现了其志所属，肺在志属悲，而肺与悲的古音，两者系帮母双声，月、微旁对转，故有同源关系，这就进一步说明在当时根据人体器官部位的不同、作用互异，而确立了相关专有名词。公元79年面世的《白虎通义》一书中，已明确了脏腑名称的含义。《白虎通义》认为，“肺之为言费也，情动得序”。《释名》记载：“肺，勃也，言其气勃郁也。”费，资用也，耗也，呼吸之气资用不歇，情动所以得序也，而《释名》所言，或是指肺中充满气时，勃然壮盛郁逆而短之状。在此时期，古人尤其注意到五脏与五行的紧密关系。《黄帝内经》成书之前，一直存在五脏与五行两种配属方法，一种是古文《尚书》提到的配属法，即肺配火，这种配属法在《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记》《明堂月令》中均有记载。这种配属法实际上源于古人对五脏实际解剖位置的观察，因为五行本身亦含有五方的规定性。五脏在人体之中，肺的位置最高，故配五行之火。另一种五行五脏的配属方法为古文《尚书》所记载，其具体搭配为肺配金，五脏的方位变为肺属金居右。这种配属显然已与五脏的实际解剖位置没有关联，而完全源自对五脏功能属性的认识。这种认识受中国传统文化轻体重用思想的影响。《黄帝内经》理论体系在形成之时，便完全采用第二种配属方法，这种以功能属性为基础的配属方法，不仅直接影响着《黄帝内经》理论对五脏特性的规定，而且也渗透到《黄帝内经》理论的各个方面。
战国至秦汉时期，人类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伴随着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向前发展。在东汉早期的武威汉简中就记载有久咳上气、气逆、喉中如百虫鸣、声音嘶哑、鼻不利等肺系常见病症，并详细记载了药物的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的用药方式。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肺病临床医学的进步和发展。《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部经典著作的问世，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其中《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肺脏病理论体系的形成。
《黄帝内经》从藏象思维出发，建构藏象学说的生理、病理、疾病形成的病因及诊断和治疗的系统理论，它以功能相关、属性相关为前提，并经过长期临床实践、验证、完善和提高。它采取五行模式将人体分为五大系统，并与自然界相关事物相联系，建立以五脏为核心的人体整体功能动态模型。
1.《黄帝内经》对肺脏病理论的贡献
（1）明确了肺脏的位置及生理功能。如《灵枢·九针论》强调“肺”在五脏中位置最高，提出“肺者，五脏六腑之盖也”。而在《灵枢·本脏》则记载“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张胁者，肺下”等有关肺脏位置受胸廓形态影响的描述，反映出古人对肺位于胸腔已有了明确认识。《素问·灵兰秘典论》记载：“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在生理功能方面，《内经》明确指出“肺者，气之本”“诸气者，皆属于肺”，这是说肺有主气的生理功能；如“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上焦出气，以温分肉而养骨节，通腠理”，是指肺的宣发作用；“通调水道”是指肺的宣降功能对水液的输布、运行、排泄所起的疏通和调节作用；“肺朝百脉”是说全身的血液都要通过经脉而聚会于肺；“主治节”则说明肺有辅助心治理调节全身气血运行的作用。
（2）以阴阳五行理论构建了肺脏系统理论体系。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说：“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之太阴，通于秋气。”《灵枢·脉度》记载：“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香臭矣。”《素问·宣明五气》提出：“五脏化液……肺为涕。”《素问·金匮真言论》指出：“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开窍于鼻，藏精于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类金，其畜马，其谷稻，其应四时，上为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数九，其臭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以上观点进一步阐述了肺的功能及其同五体、五味、五声、五色、五液、七窍等之间的关系。
（3）阐述了肺脏疾病的病因病机。《素问·至真要大论》认为“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这是对肺系疾病病机的高度概括。且对引起咳嗽的病因病机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如《素问·咳论》指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这些论述，至今仍对临床具有指导意义。
（4）描绘了手太阴肺经的循行路线及所主病证。《灵枢·经脉》记载：“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腕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则交两手而瞀，此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叙述了肺经的循行路线及其呈现出的一系列病证症状。
（5）提出了肺脏病证表现及虚实辨证要点。《黄帝内经》关于肺脏病的研究，其关注点是在辨证方面。《素问·脏气法时论》曰：“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尻阴股膝，髀腨胻足皆痛。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耳聋嗌干。”《灵枢·本神》记载：“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素问·方盛衰论》曰：“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兵战。”《灵枢·淫邪发梦》则记载：“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素问·大奇论》载：“肺之雍，喘而两胠满。”《素问·标本病传论》论述：“肺病喘咳，三日而胁支满痛，一日身重体痛，五日而胀。”《灵枢·五邪论》曰：“邪在肺，则病皮肤痛，寒热，上气喘，汗出，咳动肩背。”《素问·至真要大论》则提出：“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这些论述均讨论了肺气虚、实等病理变化及其临床表现，明确提及了“虚”证及“实”证对肺气“虚”“实”的认识，为后世医家对肺的进一步辨证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且体现了《黄帝内经》时代八纲辨证的萌芽。《素问·刺热论》曰“肺热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恶风寒，舌上黄，身热，热争则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头痛不堪，汗出而寒”“肺热病者，右颊先赤”。具体论述了五脏热病的病理、临床证候及其在颜面部的分布表现。《素问·痿论》记载：“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讨论了肺痿的病理与临床表现。《素问·咳论》认为咳嗽系由“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肺咳之状，咳而喘息有音甚则唾血”，强调了肺脏受邪及功能失调均能导致咳嗽的发生。肺胀源于《灵枢·胀论》和《灵枢·本脏》，“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肺高则上气肩息咳”。提示喘证以肺为主病之脏，并以呼吸气促、鼻扇、抬肩为特征。
（6）确立了肺脏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原则。《黄帝内经》着重于色诊、脉诊，指出“夫脉之小大滑涩浮沉，可以指别；五脏之象，可以类推；五脏相音，可以意识；五色微诊，可以目察……白，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虚下实，惊，有积气在胸中，喘而虚，名曰肺痹”，对肺的平脉、病脉、死脉论述颇详：“平肺脉来，厌厌聂聂，如落榆荚，曰肺平，秋以胃气为本。病肺脉来，不上不下，如循鸡羽，曰肺病。死肺脉来，如物之浮，如风吹毛，曰肺死。”对肺系疾病的预后及护理，指出“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禁寒饮食、寒衣”。同时提出了一些治疗原则：“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
2.《黄帝内经》防治肺病的系统论述 《黄帝内经》对咳嗽、哮病、肺胀、咯血、失音、鼻渊、肺痨等病的病名厘定和临床发病机制及特征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初步奠定了中医防治肺病的理论基础。
（1）咳嗽 《黄帝内经》对咳嗽的病因、症状、证候分类、病理转归及治疗等问题做了较系统的论述，并列《素问·咳论》专篇讨论。该书记载：“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以从其合也。”就咳嗽病因指出了内、外两方面，外因主要是外感风寒，由皮毛而入，合于肺而为病；内因则指出寒饮入胃，则冷饮之邪循胃口上膈，从肺系上干肺而致咳。其认为咳嗽是肺的病变，故《素问·宣明五气》说：“肺为咳。”但《素问·咳论》指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说明其他脏腑受邪，皆可影响于肺而发生咳嗽。从治疗来说，提出五脏之咳应取俞穴，六腑之咳应取合穴。
（2）哮病 《素问·阴阳别论》说：“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鸣。”《素问·通评虚实论》亦有“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的记载。喘，指气喘；鸣，指喉间作声。《素问·太阴阳明论》又把这一症状称作“喘呼”，谓：“犯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阳受之则入六腑……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喘呼”也就是气喘而呼鸣有声的意思。可见《黄帝内经》不仅对哮病的临床特征有所掌握，而且还认识到本病主要是肺的病变，且与其他脏腑有关。
（3）喘证 《黄帝内经》最早记载了喘的名称、临床表现及病因病机。如《灵枢·五阅五使》说“肺病者，喘息鼻张”；《灵枢·本脏》也说：“肺高则上气肩息。”《黄帝内经》认为，喘主要是肺与肾的病变，如《素问·脏气法时论》说：“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虚则少气不能报息……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至其病因，则与“风热”“水气”“虚邪贼风”“岁火太过”“岁水太过”“气有余”等有关。
（4）肺胀 《灵枢·经脉》有“肺手太阴之脉……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而喘咳”；《灵枢·胀论》说“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说明肺胀是一种虚实相兼的复杂证候。
（5）肺痨 《灵枢·玉版》说“咳，脱形，身热，脉小以疾”，生动地描述了肺痨的一些主症及其慢性衰弱性表现。
（6）咯血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少阳司天，火淫所胜，则温气流行，金政不平，民病……咳唾血。”《灵枢·经脉》说：“肾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面如漆柴，咳唾有血，喝喝而喘。”说明外邪侵袭及脏腑病变均可导致咯血。
（7）其他 关于失音，《黄帝内经》中指出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感受外邪，二是脏气内伤，均可致失音。感受外邪者与肺有关，五脏内伤者主要涉及心肾。而鼻渊的论述，最早亦见于《黄帝内经》，如“少阴之复燠热内作，烦躁鼽嚏……甚则入肺，咳而鼻渊”。
《难经》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有所发挥。第一，《难经》记载了肺脏的重量及形态。《难经·四十二难》曰：“肺重三斤三两，六叶两耳，凡八叶，主藏魄。”第二，提出了肺与呼吸的关系。《难经·四难》曰：“脉有阴阳之法，何谓也？然：呼出心与肺，吸入肾与肝，呼吸之间，脾受谷味也，其脉在中。浮者阳也，沉者阴也，故曰阴阳也。心肺俱浮，何以别之？然：浮而大散者心也；浮而短涩者肺也。”第三，指出了诊肺脉的方法。《难经·五难》曰：“脉有轻重，何谓也？然：初持脉，如三菽之重，与皮毛相得者，肺部也。”第四，描述了肺病的内外之证。《难经·十六难》云：“假令得肺脉，其外证面白，善嚏，悲愁不乐，欲哭；其内证脐右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喘咳，洒淅寒热。有是者肺也，无是者非也。”
《难经·六十八难》指出：“五脏六腑，皆有井荥俞经合，皆何所主？然：经言所出为井，所流为荥，所注为俞，所行为经，所入为合。井主心下满，荥主身热，俞主体重节痛，经主喘咳寒热，合主逆气而泄。此五脏六腑井荥俞经合所主病也。”因此对于肺脏病的针灸治疗，大多遵循“治脏者治其俞，治腑者治其合，浮肿者治其经”的原则，是故五脏之咳，应取俞穴；六腑之咳，应取合穴。故古代医家在治疗五脏咳时，选用本经的俞穴；治疗六腑咳时，选用本经的合穴，而伴有浮肿时则选用本经的经穴。故古代医家的处方中较常选用太渊（肺经腧穴）、足三里（胃经合穴）、支沟（三焦经经穴）。
后世医家在《黄帝内经》和《难经》的基础上，更有较大的发挥。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创六经辨证，将肺脏病的咳、喘放在太阳病篇，方证相对，所创麻黄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大小青龙汤、麻杏甘石汤等经典方剂临床实用疗效显著。《金匮要略》则根据脏腑病机对疾病的脉症进行分析，归纳为某种证候类型，即应用脏腑辨证的方法对杂病进行分析。它对疾病的分析，以辨证为主，同时还注意到辨病。《金匮要略》强调辨病的思想，并且体现为对于疾病病科的设立，不满足于以疾病的主证作为病种，而追求朝着病种的方向不断分化。《金匮要略》关于肺系病证的内容较为丰富，论述了肺痿、肺痈、咳嗽、上气、肺胀及支饮等多种疾病。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首次提出肺痈病名，“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并列专篇进行论述，指出成脓者治以排脓，未成脓者治以泻肺，分别制订了相应的方药，还强调早期治疗的重要性。并指出肺胀的主症为“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在此提出“发汗”的治法。
全观《金匮要略》条文，肺胀的病机似属素有水饮内蓄，因外感而触发。其将证候分为六种类型，一是寒饮郁肺证，方药用射干麻黄汤；二是痰浊壅塞证，方药用皂荚丸；三是水饮内结证，方药用泽漆汤；四是水饮上迫证，方药用厚朴麻黄汤；五是饮热互结、热盛于饮证，方药用越婢加半夏汤；六是饮热互结、饮盛于热证，方药用小青龙加石膏汤。均描述了各类证候的临床表现并提出了各种具体的治法及方药。该篇对肺胀的病因病机、证候分类、治法和方药论述详细，为后世认识和治疗肺胀奠定了基础。
《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深化了对肺痿的认识，将肺痿列专篇论述，对其主症、病因病机、辨证治疗均做了系统介绍，如：“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则死。”并创麦门冬汤治虚热肺痿。
《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则论述了支饮等病证“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若饮停心下，上迫于肺，证情较重者可见“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等。
晋隋唐时期，由于医疗实践的丰富，使得医家对肺脏病的认识得到了充实和完善。与《金匮要略》相比，晋隋唐时期对肺脏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及治法的认识又进一步创新，并补充了临床症状、治疗方药和预后判断等方面。
晋代医家王叔和在《脉诀》中提出：“肺脏最居先，大肠通道宣。兑为八卦地，金属五行牵。皮与毛相应，魂将魄共连。鼻闻香臭辨，壅塞气相煎。语过多成嗽，疮浮酒灌穿。脂膏凝者吉，枯骨命难全。本积息贲患，乘春右胁边。顺时浮涩短，反即大洪弦。实梦兵戈竞，虚行涉水田。三斤三两重，六叶散分悬。”在诊脉的理论、方法和临床意义等方面，较秦汉时期论述得更系统全面。《脉经》收入了《伤寒杂病论》的许多内容，书中对肺痿的论治除现存《金匮要略》有关条文外，尚有其他脉证、预后判断及鉴别诊断，如：“寸口脉不出，反而发汗，阳脉早索，阴脉不涩，三焦踟蹰，入而不出，阴脉不涩，身体反冷，其内反烦，多唾唇燥，小便反难，此为肺痿。伤于津液，便如烂瓜，亦如豚脑，但坐发汗故也。肺痿，其人欲咳不得咳，咳则出干沫，久久小便不利，甚则脉浮弱……师曰：肺痿咳唾，咽燥欲饮水者，自愈。自张口者，短气也。咳而口中自有津液，舌上苔滑，此为浮寒，非肺痿也。”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四方治肺痿咳嗽，吐涎沫，心中温温，咽燥而不渴者：一为生姜、人参、甘草、大枣；二为甘草；三为生天门冬（捣取汁）、酒、饴、紫菀；四为甘草、干姜、枣。进一步认识到肺痨具有传染性，指出“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并创立“尸注”“鬼注”之名。
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对各种病证的病因、病理和临床证候的描述，远较秦汉时期的著作全面、系统而详尽。《诸病源候论·咳嗽候》在《黄帝内经》论“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的基础上，又把咳嗽分为“风咳”“寒咳”“支咳”“肝咳”“心咳”“脾咳”“肺咳”“肾咳”“胆咳”“厥阴咳嗽”十种咳嗽病，并对这十种咳嗽做了症状的描述及鉴别。如：“一曰风咳，欲语因咳，言不得竟是也。二曰寒咳，饮冷食寒，入注胃，从肺脉上气，内外合，因之而咳是也。”《诸病源候论》将哮病称为“上气鸣息”“呷嗽”，并对其病机有精辟的阐发：“肺主于气，邪乘于肺，则肺胀，胀则肺管不利，不利则气道涩，故气上喘逆，鸣息不通。”该书还指出本病之发生与痰有关：“其胸膈痰饮多者，嗽则气动于痰，上搏喉咽之间，痰气相击，随嗽动息，呼呷有声。”其书虽不载方药，但对本病有“应加消痰破饮之物”的原则性提示。《诸病源候论》同样对喘证也做了相应论述，认为因“肺主于气”，故喘与上气、咳逆上气一类疾患均系肺的病变，但有虚实之异。如《诸病源候论·虚劳病诸候》云“肺主于气……气有余则喘满逆上；虚劳之病，或阴阳俱伤，或血气偏损，今是阴不足，阳有余，故上气也”，即是论虚喘。又《诸病源候论·气病诸候》云“肺主于气，邪乘于肺则肺胀……故气上喘逆”，即是论实喘。对肺痿的病因病机及转归预后等做了进一步探讨。“大发汗后，因复下之，则亡津液，而小便反利者此为上虚不能制于下也。虚邪中于肺，肺痿之病也。欲咳而不能，唾浊涎沫，此为肺痿之病也。”“肺主气，为五脏上盖。气主皮毛，故易伤于风邪。风邪伤于腑脏，而血气虚弱，又因劳役大汗之后，或经大下而亡津液，津液竭绝，肺气壅塞，不能宣通诸脏之气，因成肺痿也。其病，咳唾而呕逆涎沫，小便数是也。咳唾咽燥，欲饮者必愈。欲咳而不能咳，唾干沫而小便不利者难治。诊其寸口脉数，肺萎也，甚则脉浮弱。”明确提出肺痿的成因是外邪犯肺，或劳役汗下过度，阴津亏耗，肺气受损，壅塞而成，较仲景认识更为全面。对本病的预后也从咳否、小便利否、欲饮否等方面做了探讨。《诸病源候论·咳逆上气》曰：“肺虚为微寒所伤则咳嗽，嗽则气还于肺间则肺胀，肺胀则气逆，而肺本虚，气为不足，复为邪所乘，壅否不能宣畅，故咳逆，短乏气也。”指出肺气郁滞、痰浊内生是引起肺胀的原因，并贯穿肺胀的始终。《诸病源候论·肺痈候》曰：“肺痈者……寒乘虚伤肺，寒搏于血，蕴结成痈，热又加之，积热不散，血败为脓。”认为风寒化热亦可为痈，并强调正虚是发病的重要内因。
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在论述方剂的分类和各种处方的适应证时，对《伤寒杂病论》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有所发展，尤其在脏腑辨证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其内容更丰富。在咳嗽、哮证、喘证等病证的论治方面，《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外台秘要》均多宗巢元方之说，其以广搜博采为特点，保留了古代医家许多宝贵的经验。如《外台秘要·卷九·久咳坐卧不得方》所载“久患气嗽，发时奔喘，坐卧不得，并喉里呀声”的证候和以麻黄、杏仁为主药的处方，就很明确地认识到本病的发作性和证候特点。在肺痈病的论治上，《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七·肺痈》除引用《金匮要略》治疗肺痈的桔梗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外，还提出著名的苇茎汤，以清肺排脓，活血消痈，此为后世治疗肺痈的要方，并指出服后“当有所见吐脓血”。此外还有“治咳有微热烦满，胸心甲错，是为肺痈者方”，即用合欢皮治疗肺痈之始。在《外台秘要·卷十》列有“肺痈方九首”，其中“疗肺痈，经时不瘥”的桔梗汤，以《金匮要略》的桔梗汤加地黄、当归、白术、薏苡仁、败酱、桑白皮而成，近世对肺痈之经久不愈、气血衰弱者，仍多采用。同时《备急千金要方》明确了肺实热证的概念，《备急千金要方·肺脏·肺虚实·肺实热》云：“右手寸口气口以前脉阴实者，手太阴经也，病苦肺胀，汗出若露，上气喘，咽中塞，如欲呕状，名曰肺实热也。”指出肺实热可以引起肺胀。还有“肺胀气抢胁下热痛”“肺胀胁满，呕吐上气”等症状的描述，皆是针对肺实热证而言。而在肺痿的论治上，《备急千金要方》在《金匮要略》基础上将肺痿分为热在上焦和肺中虚冷类，认为“肺痿虽有寒热之分，从无实热之例”。在治疗上认为虚寒可用生姜甘草汤、甘草汤；虚热可用炙甘草汤、麦门冬汤、白虎加人参汤。并指出胃反关上寒可成肺痿：“胃反为病，朝食暮吐，心下坚如杯升，往来寒热，吐逆不下食，此为关上寒游所作，将成肺痿。”书中还指出用温中生姜汤治肺虚寒羸瘦缓弱、战掉嘘吸、胸满肺痿。《千金翼方》则指出肺痿并非皆为虚证，“寸口脉微而迟，尺脉沉即为血，滑即为实，血实内结，入络胸臆，肺痿色薄，不能喘息”，对《金匮要略》的治法又有所补充。王焘在《外台秘要·咳嗽门》中提出“肺气咳经久将成肺痿”，并在《外台秘要·肺痿门》中补充“肺痿涎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者”，用炙甘草汤。随着对肺痨的认识不断深入，《备急千金要方》明确了肺痨病因病位的认识，提出“劳热生虫在肺”，并把“尸疰”列入肺脏病篇，确认病位在肺。
晋隋唐时期，医家对于针灸治疗肺病的认识比战国-秦汉时期医家更上一层台阶。在《甲乙经》中就有对于各种肺病治疗的记载，如治疗咳嗽上气，有：“咳逆上气，咽喉鸣喝喘息，扶突主之；咳逆上气唾沫，天容及行间主之；咳逆上气，咽喉痈肿，呼吸短气，喘息不通，水突主之（一本作天突）；咳逆上气，喘不能言，华盖主之；咳逆上气，唾喘短气不得息，口不能言，膻中主之；咳逆上气，喘不得息，呕吐胸满，不得饮食，俞府主之；咳逆上气，涎出多唾，呼吸喘哮，坐卧不安，彧中主之；胸满咳逆，喘不得息，呕吐烦满，不得饮食，神藏主之……”治疗寒咳有：“凄凄寒咳，吐血逆气，惊心痛，手阴郄主之。”治疗热咳有：“咳面赤热，支沟主之。”治疗痰嗽短气唾血则有：“咳嗽中鸣，咳唾血，大钟主之。”又有：“咳血，大陵及郄门主之。”而对于咳嗽杂病则有：“咳逆不止，三焦有小气，不能食，维道主之。咳干呕满，侠白主之。咳而胸满，前谷主之。”唐代孙思邈在其著作《千金翼方》《备急千金要方》中同样也有针灸治疗肺脏病的诸多记载，如《千金翼方》提到：“寒咳、支咳、肝咳，刺足太冲。心咳，刺手神门。脾咳，刺足太白。肺咳，刺手太渊。肾咳，刺足太溪。胆咳，刺足阳陵泉。厥阴咳，刺手大陵。”又有：“上气咳逆，短气气满，食不下，灸肺募五十壮。上气咳逆，短气，风劳百病，灸肩井二百壮。上气短气咳逆，胸背彻痛，灸风门热府百壮。上气咳逆，短气胸满多唾，唾血冷痰，灸肺俞五十壮。上气气闷咳逆，咽塞声坏，喉中猜猜，灸天瞿（一名天突）五十壮。上气，胸满短气，灸云门五十壮。上气咳逆，胸痹彻背痛，灸胸堂百壮，忌刺。上气咳逆，灸膻中五十壮。灸咳，手屈，臂中有横纹，外骨捻头得痛处二七壮。”而在《千金要方》则记载：“缺盆、心俞、肝俞、巨阙、鸠尾，主咳唾血。肺俞、肾俞，主咳喘少气百病。”又有：“少海主气逆，呼吸噫哕呕。中府主肺紧急咳嗽胸痛。劳宫主气逆噫不止。三里主咳嗽多唾。”《古今医鉴》载：“远年咳嗽，灸直骨穴即愈。如不与其病不可治。艾炷如小豆大，灸三壮，男左女右。”说明此时对于针灸治疗肺脏病的认识已大大提高。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随着中医各种流派的产生，各家纷起，学术争鸣，使得人们对肺病的认识又有了新的突破。这一时期医家明确具体地阐述了肺脏病证的分型与方剂分类，为治疗肺脏疾病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法则，从而提高了肺脏病的临床防治效果。
宋代医家对肺脏理论的研究，尤贵在崇尚实践，除了脏腑生理解剖知识的不断积累及对脏腑的循名责实不断深化，主要表现在实践中所得的许多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无论在基础理论还是在论病施治中，均有所体现。哮病，《圣济总录》虽没有专门论及，但所论之“伤寒喘”“肺实”“肺气喘急”等证，无疑也包括哮病在内。在“伤寒喘”一证里，就指出“其证不一”，有邪气在表、邪实在里以及水气郁热之异；并强调治法虽多，但“各求其本”已经初具辨证论治的规模。该书单“肺气喘急”一门就有治疗哮病处方35方。再如《普济本事方》还载有治哮病专方“紫金丹”，以砒剂治哮，至今还为临床所用。严用和在《济生方》对喘证的论述比较全面：“诸气皆属于肺，喘者亦属于肺……将息失宜，六淫所伤，七情所感，或因坠堕惊恐，渡水跌仆，饱食过伤，动作用力，遂使脏气不和，营卫失其常度，不能随阴阳出入以成息，促迫于肺，不得宣通而为喘也……更有产后喘急，为病尤亟，因产所下过多，荣卫暴竭，卫气无所主，独聚于肺，故令喘急……治疗之法，当推其所感，详其虚实冷热而治之。”由此可见，宋代医家对于喘证的认识已日趋丰富与深刻。唯此期著作，差不多都把哮病与喘证混论，统称为喘。《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论述了“肺为四脏之上盖，通行诸脏之精气，气则为阳，流行脏腑，宣发腠理，而气者皆肺之所主”，“夫肺主于气，为四脏之上盖，其气通于皮毛，故令风邪易伤也，若人气血虚弱，动作劳伤，多吐利者”。在对肺胀的论述中，《圣济总录》曰：“肺胀者，手太阴经是动病也。邪客于肺，脉气先受之，其证气胀满，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则交两手而瞀，是为肺胀也。脉经谓肺胀者，虚而满，喘咳逆倚息，目如脱，其脉浮是也。”指出了肺胀的发病与临床表现。《圣济总录·肺胀》载肺胀证，治九方证中有五方证考虑到外感因素，药用麻黄或蝉蜕解表。肺痈在《太平圣惠方》中作为内痈之一，《太平圣惠方·卷六十一·辨痈疽证候好恶法》中具体指明痈疽“五善七恶”的各种症状，对深入观察病情、判断疾病预后很有参考价值。《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始以“痨瘵”定肺痨名，《济生方》亦用“痨瘵”之名以统诸称，并列“痨瘵”专篇，认识到肺痨有“传变不一，积年染疰，甚至灭门”的特殊性，并指出“五劳六极，非骨蒸、传尸之比，多由不能卫生，始于过用”所致，从发病学上把痨瘵与一般的虚劳病证划分了界限。宋代《孔氏谈苑》有一段比较符合矽肺的记载：“贾谷山采石人，末石伤肺，肺焦多死。”阐明了职业是“采石人”，病因是“末石伤肺”，病机和转归是“肺焦”，预后则是“多死”。
金代医家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依据《黄帝内经》理论，本着“医道法乎自然”的观点，借助五运六气学说取象比类地归纳五脏各自的功能属性。在正常情况下金主秋，在六气为燥（清），在人体为肺；如果发生了病变，则“肺本清，虚则温”。把五运六气与人体脏腑生理病理联系起来，并从温清寒热中观察每一脏的虚实。并在《河间六书》提出了肺消证的症状及方药：“心移寒于肺，肺消，饮少溲多，当补肺平心。死而可治，乃心肺为贼也。黄芪汤主之。”《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咳嗽论》记载：“咳谓无痰而有声，肺气伤而不清也；嗽谓无声而有痰，脾湿动而为痰也；咳嗽谓有痰而有声，盖因伤于肺气，动于脾湿，咳而为嗽也。”指出了咳嗽与肺气、脾湿的关系。
元代医家李杲在《黄帝内经》治则的指导下，提出了肺脏病具体的治法、方剂和药物。同时期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则对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咳嗽，分别制订了相应方剂，并提出“老幼强弱虚实肥瘦不同，临时审定权衡可也，病有变态，而吾之方亦与之俱变”的论点，示人治疗要因人而异，方随证转。王好古的《此事难知》则对《素问·咳论》的十一种咳证，分别提出了具体处方，多为后世医家引用，并在其《汤液本草》中记载：“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诃子皮；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药；以辛泻之，桑白皮；以酸补之，五味子。虚则五味子补之；如无他证，钱氏阿胶散补之。脾乃肺之母，以甘草补脾，实则桑白皮泻之；如无他证，以泻白散泻之。肾乃肺之子，以泽泻泻肾。”滑伯仁发展了《难经》“六叶两耳”的说法，提出“肺之为脏，六叶两耳，四垂如盖……中有二十四孔，行列分布”。葛可久《十药神书》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治疗肺痨的专书，其对肺痨病病机、治法的论述及其十首良方的创设，对后世肺痨治疗学和营养疗法的发展以及虚劳病治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影响。书中论述了肺痨的病机，即“虚火上炎，克伐肺金”“气血精津亏损”，并把“虚则补之”作为治疗肺痨的基本治则。葛可久开篇就明确提出用药次第的重要性：“余以用药次第，开列于后；用药之法，逐一条陈。”“如呕血咳嗽者，先服十灰散劫住；如不住者须以花蕊石散止之。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定理也。止血之后，患人必疏解其体，用独参汤补之，令其熟睡一觉，不要惊动，醒则病去六七矣。次服保真汤止嗽宁肺，太平丸润肺扶痿，消化丸下痰疏气，保和汤分治血盛、痰盛、喘盛、热盛、风盛、寒盛六事，加味治之，余无加法。”又服药法曰：“三日前服保真汤，三日后服保和汤，二药相间服之为准。每日仍浓煎薄荷汤灌漱喉中，用太平丸徐徐咽下，次噙一丸缓缓化下，至上床时候。如此用之，夜则肺窍开，药必流入肺窍，此诀最为切要。如痰壅，却先用饧糖烊消化丸百丸吞下，又依前嚼太平丸，令其仰卧而睡，嗽必止矣。如有余嗽，可煮润肺膏服之，复其根本，完其真元，全愈之后，方合十珍丸服之，此谓收功起身药也。”其中出血之标急者，急以十灰散、花蕊石散止之；平素咳嗽、虚弱、骨蒸、本虚的调理则以保和汤、保真汤主之，并可根据兼证的不同有所增损；若遇咳嗽剧者又有太平丸、消化丸之截药以止之；病情稳定，即以润肺膏、白凤膏、补髓丹调补收功；将脏器疗法引入痨病的治疗中，并直接将羊肺与此二方化裁用以为君来治疗久嗽、肺燥、肺痿。总之，《十药神书》一书，小之则仅十方，大之则既可融汇诸家治血之要法，又可融汇金元诸家治疗虚劳的主张，还可窥见孙思邈治疗虚劳的思路以及食补、脏器疗法的特色。齐德之《外科精义·论诊候肺痈肺痿法》将肺痈称为肺疮：“其肺疮之候，口干喘满，咽燥而渴，甚则四肢微肿，咳唾脓血，或腥臭浊沫。”“大凡肺疮，当咳嗽短气，胸满时唾脓血，久久如粳米粥者难治；若呕脓而不止者，亦不可治也。其呕脓而自止者，将自愈，其脉短而涩可自痊，浮大者难治，其面色当白而反面赤者，此火之克金，皆不可治。”指出肺痈的预后，凡病进邪盛，如呕脓不止、面赤脉大者，预后不良；病退邪衰，如呕脓自止、脉短而涩者，预后较好，对临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朱丹溪集河间、东垣之学，善治杂病，创见颇多。在《丹溪心法》一书中始以“哮喘”作为独立的病名成篇，他认为“哮喘必用薄滋味，专主于痰”，并把哮喘的治法精辟地概括为“未发以扶正气为主，既发以攻邪气为急”的治疗原则。《丹溪心法·喘》记载：“六淫七情之所感伤，饱食动作，脏气不和，呼吸之息，不得宣畅而为喘急。亦有脾肾俱虚体弱之人，皆能发喘。”认识到六淫、七情、饮食所伤、体质虚弱皆为喘证的病因。《丹溪心法·咳嗽》则结合四时季节的变化及一日之中的咳嗽时间分析病机，进行论治。如“上半日多嗽者，此属胃中有火，用贝母、石膏降胃火；午后嗽者多属阴虚，必用四物汤加炒黄柏知母降火”等，为咳嗽辨证论治提供了新的内容。《丹溪手镜》中明言肺痿热在上焦，对病因方面认识与《金匮要略》一脉相承，见症则与《外台秘要》肺痿门之论述相似，治疗宗《金匮要略》甘草干姜汤方义偏于温中健脾，燥湿化痰。而在《丹溪心法》中治虚劳肺痿，咳中有血，咳嗽不止，往来寒热，自汗，用益气养阴、清热化痰之法。《丹溪心法·咳嗽》中最早提出肺胀痰夹瘀血证候，明言“肺胀而嗽，或左或右，不得眠，此痰夹瘀血碍气而病”，强调痰瘀互结闭阻于肺，并提出了“宜养血以流动乎气，降火疏肝以清痰”的治则，方药用四物汤加桃仁、诃子、青皮、竹沥、姜汁之类治疗。还强调对于无外邪而内虚之肺胀，治法为敛肺化痰，方药用诃子、海浮石、香附、瓜蒌仁、青黛、半夏、杏仁、姜汁为末，蜜调噙化之。在此提出了用蜂蜜和药末含服的服药方法。朱丹溪在《十药神书》的基础上突出了肺痨的病机重点，在《丹溪心法·痨瘵》一书中倡“痨瘵主乎阴虚之说”，确立了滋阴降火的治疗大法。
宋金元时期是肺脏病的理论发展阶段，也是针灸防治肺脏病的理论发展阶段。宋代窦材在其著作《扁鹊心书》中记载：“一人病咳嗽、盗汗、发热、困倦、咸食，四肢逆冷，六脉弦紧，乃肾虚也，先灸关元五百壮……”又：“久咳而额上汗多，或四肢不时微冷间发热困倦者，乃劳咳也，急灸关元三百壮。”王执中则云：“久咳最宜灸膏肓穴，其次则灸肺俞等穴各随证治之。”并在其著作《针灸资生经》写到：“……凡胸满短气，不得汗，皆针补手太阴以出汗。涌泉，主短气。膻中、华盖，主短气不得息……大包，主大气不得息。廉泉，疗咳嗽少气……短气灸肓井二百壮。短气不得语，灸天井百壮，或大椎随年壮，或肺俞或肝俞或尺泽各百壮，或小指第四指间交脉上七壮，或手十指头合十壮。少年房多短气，灸鸠尾头五十壮，又盐灸脐孔中二七壮。乏气，灸第五椎下随年壮。短气，灸巨阙等。”同时还载有一则医案云：“施密监尊人患伤寒咳甚，医告技穷。施桥《灸经》于结喉下灸三壮即瘥，盖天突穴也。”说明当时采用灸治疗肺脏病疗效显著。同期《医说》则载“久病咳逆者，乳根灸之立愈”。元代医家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记载“咳嗽上气，多吐冷痰，灸肺俞五十壮，又灸两乳下黑白肉际各百壮”。又《卫生宝鉴》中的《通玄指要赋》有言“咳嗽寒痰，列缺堪治”。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有言“肺胀咳嗽不得卧，但可一边眠者，可左侧者灸右足三阴交，可右侧者灸左三阴交，立安”。
明清时期是在集古代中医基础理论大成的基础上，结合该时期临床医家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探讨，对肺脏病证无论是病因病机，还是防治方法上都提出许多创见，大大地提高了中医对正常人体和对疾病的认识水平，使脏腑辨证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渐臻成熟。
明代医家李中梓《医宗必读·卷九》以肺病证为主，对痰饮、咳嗽、喘证做了详细论述。“痰饮，稠浊者为痰，清稀者为饮。”“咳嗽，有声无痰曰咳，肺由火烁。有痰无声曰嗽，脾受湿侵。有痰有声曰咳嗽。”“喘者，促促气急，喝喝痰声，张口抬肩，摇身撷肚；短气者，呼吸虽急而不能接续，似喘而无痰声，亦不能抬肩，但肺壅而不能下；哮者与喘相类，但不似喘开口出气之多，而有呀呷之音。呷者口开，呀者口闭，开口闭口，尽有声音，呷呀二音，合成哮字，以痰结喉间，与气相击，故呷呀作声。三证即当详辨。”汪绮石开始强调肺在虚损病证中的作用，对虚劳病证强调肺阴虚证治。其继承了葛可九治痨治虚之道，进一步完善了肺痨的论治，“阴虚劳症，虽有五劳七伤之异名，但要之以肺为撮则”“终身不可或忘护肺”“阴虚之治悉统于肺……治有三本，治肺为先”；并且重视药食滋补，在用药禁忌之中提出“禁”，认为劳嗽、吐血、骨蒸等阴虚成劳之证，皆统于肺，立清金保肺法。赵献可《医贯》进一步论述咳嗽与肺、脾、肾三脏的关系，并强调肾的重要性，对于火烁肺金之咳，力斥寒凉之弊，力主用六味丸壮水制阳，认为“滋其阴即所以降火，补北方正所以泻南方”，对后世医家多有启发。张景岳《景岳全书·咳嗽》指出外感咳嗽由肺而及他脏，故以肺为本、他脏为标，而内伤咳嗽则由他脏及肺，故以他脏为本、肺为标，并将咳嗽分为外感、内伤两类。至此，咳嗽的辨证分类渐趋完善，切合临床实用。《景岳全书·咳嗽》对外感、内伤咳嗽的治疗提出，外感咳嗽以寒邪为主，治以辛温，但须根据不同岁气施治，而在“时气”与“病气”的关系上，又当以“病气”为主；内伤咳嗽以阴虚为主，治以滋阴，但见虚寒而咳嗽不已者又当补阳。张景岳还把喘证归纳成虚实两证，《景岳全书·喘促》记载“实喘者有邪，邪气实也；虚喘者无邪，元气虚也”，指出了喘证的辨证纲领。李中梓《医宗必读·咳嗽》在申明咳嗽“总其纲领，不过内伤外感而已”的前提下，对外感内伤的治疗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大抵治表者，药不宜静，静则留连不解，变生他病，故忌寒凉收敛，如‘五脏生成’所谓肺欲辛是也。治内者，药不宜动，动则虚火不宁，燥痒愈甚，故忌辛香燥热，如‘宣明五气’所谓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是也。”但因药动静并不是绝对的，又必须随患者的具体情况而言，故他又说：“然治表者虽宜动以散邪，若形病俱虚者，又当补中气而佐以和解，倘专于发散，恐肺气益弱，腠理益疏，邪乘虚入，病反增剧也。治内者，虽静以养阴，若命门火衰不能归元，则参芪桂附在所必用，否则气不化水，终无补于阴也。”《医学纲目·卷十九》有“肺痈者，由食啖辛热炙煿，或酣饮热酒，燥热伤肺”的记载，认为饮食不节为肺痈的病因之一。《外科正宗》提出在肺痈初起宜解散风邪或实表清肺，继则滋阴养肺，或降火抑阴，脓成则平肺排脓，最后补肺健脾收功。李梴《医学入门》记载：“肺系喉管而为气之宗。形似人肩，而为脏之盖。三斤三两，空空相通；六叶两耳，脉脉朝会……义配于心……卦象乎兑……谷稻畜马，魄藏于中……合皮荣毛，鼻应于外。”“气逆胸痞背疼，喘哮息贲。”“风浮涕塞声重，瘾疹疮疥……热著，咽膈尻阴，股膝皆痛，鼻、鼻痔或成渊。”“虚极，呼吸息微，欠伸溺频，肺痿、肺痈或成瘵。卫冷身颤呕涎。血燥掌热干咳。补以参、芪、阿胶五味。温必陈皮、半夏、干姜。凉以知母、栝楼、桔梗。泻必葶苈、桑皮、蛤蚧。轻声美食自清虚，夙兴夜寐防灾害。”《医学入门·卷六》有验痰之法，如“咳唾脓血腥臭，置之水中则沉为肺痈”，而在《寿世保元·肺痈》说“肺痈，吐脓腥臭，用黄豆一粒，予病人口嚼，不觉豆之气味，是肺痈也”，这几种辅助诊断之法对肺痈的诊断颇有帮助。王肯堂《证治准绳·杂病》引《仁斋直指方》“肺出气也，肾纳气也，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本”之说，阐发了肺肾对气的相互关系，为肾虚咳嗽治疗提供依据。另外，王肯堂又将肺痿分别列入咳嗽门和血证门进行论述，如《证治准绳·诸气门》的“肺痿或咳沫，或咳血，今编咳沫者于此，咳血者入血证门”，《证治准绳·诸血门》的“久嗽咯血成肺痿”。孙一奎在《赤水玄珠全集·肺痿》引王海藏论认为，此证“初得可治，久则难愈”，因为“上枯水之源，下竭水之本也”；又云“凡风寒、伤寒后咳嗽唾血者，此肺虚也，若不治，恐乘虚而成肺痿”，对本病转归预后之病机做了明确说明。戴元礼在《证治要诀·诸嗽门》提到“劳嗽有久嗽成劳者，有因病劳久嗽者，证见寒热，往来，或独热无寒，咽干嗌痛，精神疲极，所嗽之痰，或浓或时有血，腥臭异常”，其所述之劳嗽与肺痿相似。明代龚廷贤认为“肺胀者动则喘满，气急息重”。在对肺痨的治疗上，虞抟在《医学正传·劳极》提出“杀虫”和“补虚”的两大治疗原则。《医宗必读·虚痨传尸劳瘵》指出“补虚以补其元，杀虫以绝其根”的治疗大法，其中特别强调杀虫一法：“能杀其虫，虽病者不生，亦可绝其传疰耳。”认为杀虫不仅有治疗意义，还有预防意义。明代汪绮石《理虚元鉴》总结治虚之经验，认为：“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这也是治疗肺痨诸虚的原则。对咯血的治疗，孙一奎《医旨绪余·论咳血》中说：“咳血多是火郁肺中，治宜清肺降火开郁消痰，咳止而血亦止也。不可纯用血药，使气滞痰塞而郁不开，咳既不止，血安止哉！设下午身热而脉细数，此真阴不足，当清上补下。”强调清肺降火、开郁消痰在治疗咯血中的重要性。
清代医家王清任在《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中主要记叙内脏器官的位置形态和功能，用大量的篇幅对呼吸器的气管、支气管、肺等形态做了描述，以“肺为两叶”的新概念，纠正了古人“肺有六叶两耳，二十四孔”等错误观点。《医林改错》记载：“肺管至肺分两杈，入肺两叶，直贯到肺底皆有节。管内所存皆轻浮白沫，如豆腐沫，有形无体。”其所论证的肺管及其逐级分支，接近现代解剖学上的气管、支气管、细支气管。林珮琴以脏腑病机为主线的辨证模式是《类证治裁》的鲜明特色，脏腑病证分型明显增多，其中肺病证型居首。书中共载肺系证型十九种，这与肺的病理生理特点密不可分。肺为娇脏，外合皮毛，开窍于鼻，又内连脏腑，既易受外邪侵袭，又易内伤耗损。林珮琴对肺系病证分型颇为细密，诸如肺经风热、肺经火毒、湿热犯肺、燥邪犯肺、风邪犯肺、寒邪犯肺、火邪犯肺、暑邪犯肺、风寒犯肺、湿邪犯肺、温邪犯肺、肺火盛、肺气虚、肺阴虚、肺气不降、败血冲肺、痰火伤肺、血热郁肺等，既有内伤所致，亦有外感罹难。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把哮喘的证治纲领总结为“在肺为实，在肾为虚”，颇为扼要。张聿青、蒋宝素、方仁渊对此又有补充。方仁渊说：“实喘治肺，虚喘治肾，确有见地，然不可执一；实喘治肺，须兼治胃；虚喘治肾，宜兼治肺。”张聿青、蒋宝素则对治痰加以强调“在肺为实，在肾为虚，此指气而言，非关于痰也”，而“喘因痰作”，“欲降肺气，莫如治痰”。《类证治裁·肺痈》记载：“肺痈毒结有形之血，血结者排其毒。”“肺痈由热蒸肺窍，致咳吐臭痰，胸胁刺痛，呼吸不利，治在利气疏痰，降火排脓。”《类证治裁·喘症》明确指出“由外感者治肺，由内伤者治肾”的治疗原则。喻昌《医门法律·咳嗽门》指出：“凡属肺痿肺痈之咳，误作虚劳，妄补阴血，转滞其痰，因致其人不救者，医之罪也。”说明肺痈不同于虚劳之咳。又在《医门法律·肺痿肺痈门》认为“肺痈由五脏蕴祟之火，与胃中停蓄之热，上乘于肺”，认识到他脏及肺的发病机制。治疗上“凡治肺痈病，以清肺热，救肺气，俾其肺叶不致焦腐，其生乃全，故清一分肺热，即存一分肺气，而清热必须涤其壅塞，分杀其势于大肠，令秽浊脓血日渐下移为妙”，主张以“清肺热，救肺气”为要。《张氏医通·肺痈》指出：“盖由感受风寒，未经发越，停留肺中，蕴发为热，或夹湿热痰涎垢腻，蒸淫肺窍，皆能致此，慎不可用温补保肺药，尤忌发汗伤其肺气，往往不救。”另外，该书还提及肺痈排脓之后，病情仍有反复的情况：“肺痈溃后，脓痰渐稀，气息渐减，忽然臭痰复甚，此余毒未尽，内气复发，必然之理，不可归咎于调理服食失宜也。但虽屡发，而势渐轻可，可许收功；若屡发而痰秽转甚，脉形转疾者，终成不起也。”《外科正宗·肺痈论》根据病机演变及证候表现，提出初起在表者宜散风清肺，已有里热者宜降火抑阴，成脓者宜平肺排脓，脓溃正虚者宜补肺健脾等治疗原则。清代医家对肺痿之病因病机、证候特点、辨证论治、类证鉴别及用药做了系统归纳。《证治汇补·胸膈门》记载：“久嗽肺虚，寒热往来，皮毛枯燥，声音不清或嗽血线，口中有浊唾涎沫，脉数而虚，为肺痿之病。因津液重亡，火炎金燥，如草木亢旱而枝叶萎落也。治宜养血润肺，养气清金，初用二地二冬汤滋阴，后用门冬清肺饮以收功。”叶天士认为：“肺痿一症，概属津枯液燥，多由汗下伤正所致。……肺热干痿，则清肃之令不行，水精四布失度，脾气虽散，津液上归于肺，而肺不但不能自滋其干，亦不能内洒陈于六腑，外输精于皮毛，其津液留贮胸中，得热煎熬，变为涎沫。侵肺作咳，唾之不已，故干者自干，唾者自唾，愈唾愈干，痿病成矣。”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肺痿门》提出治疗肺痿“用甘缓理虚，或甘药理胃”，此所谓虚则补其母之义。喻嘉言有“肺火日炽，肺热日深，肺中小管日窒，咳声以渐不扬，胸中脂膜日干，咳痰难于上出，行动数武，气即喘鸣，冲击连声，痰始一应”之议。另外，喻嘉言在其“秋燥论”联系肺的病理、证候特点阐述了肺燥证，认为秋伤于燥，燥则伤肺，治疗主以甘柔滋润之药，并制定清燥救肺汤。其对肺燥证治的发挥，不但是对《黄帝内经》的新的诠释，更丰富了关于肺的辨证内容。张璐在其《张氏医通·肺痿》按喻嘉言之论，将肺痿的治疗要点归纳为“缓而图之，生胃津，润肺燥，下逆气，开积痰，止浊唾，补真气”七个方面，旨在“以通肺之小管”“以复肺之清肃”，可谓理义精深。另外，张璐对肺痈和肺痿的鉴别及治法异同进行了分析，如：“肺痈属在有形之血，血结宜骤攻；肺痿属在无形之气，气伤宜徐理，兼润肺燥，然肺虽燥而多不渴，勿以其不渴而用燥热之药，此辨证用药之大法也。”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肺病源流》进一步对肺痿的用药忌宜做了补充，“其证之发，必寒热往来自汗，气急，烦闷多唾，或带红线脓血，宜急治之，切忌升散辛燥温热，以养肺、养气、养血、清金降火为主”。《证治汇补·咳嗽》认为肺胀“又有气者，宜补肺，气逆而胀者，宜降气，当参虚实而施治”。说明对肺胀的辨证论治当分虚实两端。李用粹言“肺胀嗽者，喘急气粗”。在病机方面重视邪气闭肺，忽略邪气外束、腠理闭郁、表里同病这一病理变化。
明清时期的医家对肺阳生理、肺阳虚的证候及治疗均有一定的论述。对肺阳主宣降的生理功能，清代汪汝麟《证因方论集要》曰：“肺阳气旺则清肃下行归于肾阴，是气有所收摄，不复散而上逆。”石寿棠《医原》认为：“肺阳下归于肾，得肾之合纳，而阳气乃收藏不越，人之阳降，肺之阳气归于肾，如天之阳气潜藏于地，是即火出地下也。”唐容川《血证论》指出：“心肺之阳宣，如日月一日。”“肺阳布护，阴翳自消，一切寒怯虚悸之症自除。”清代高学山《高注金匮要略》指出：“肺中阴阳自和，则下降清华以应甘露，肺中之阳主提携运行之用。”对肺阳主气的生理功能，魏之瑶《续名医类案》曰：“肺易感受寒邪，既病于主气之肺阳，阳气益不得施化，而水中之阳化更微，致湿淫滋患。”对肺阳参与水液代谢的生理功能，清代王旭高、高学山认为“夫饮之生，总有脾肺阳虚”“夫饮之由来，大概起于肾及脾肺之脏阳衰冷”。对肺阳虚的病机证治，张景岳在《类经附翼》中指出：“寒嗽虚喘，身凉自汗者，以金脏之阳虚，不能保肺也。”高学山认为：“医学云喘，在肾为虚，在肺为实。夫所谓实也，非真实也，乃肺之阳虚不化，致水上溢于高源耳。”明代秦景明《症因脉治》则认为肺阳虚可见于肺虚水肿、肺虚腹胀等病，“肺虚身肿……如面色惨白，二便清利，气怯神离，肺之真阳虚也”，“肺虚腹胀之治，肺阳不足，脉缓濡软，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唐容川则认为“又有温补肺阳之法，用保元汤”。
明清时期，随着肺脏病理论的渐臻成熟，中医针灸防治肺脏病的理论体系也日趋完备，许多医家对于肺脏病的针灸防治颇有心得。如《普济方》中载“治肺咳穴肺俞，治肺痿咳嗽穴肺俞，治肺气咳嗽穴膻中”“治咳嗽上逆唾血，穴肩中俞”“治风劳气咳嗽大杼”；《医学入门》言“侠白主咳逆干呕，烦满心痛”；又如《医学正传》“咳逆不止，灸乳根二穴即止如神，又灸脐下气海五壮，七壮亦立止”。明代针灸集大成之《针灸大成》对肺脏病的治疗颇为详细，如：“咳嗽寒痰，列缺、涌泉、申脉、肺俞、天突、丝竹空。”“久咳不愈，肺俞、三里、膻中、乳根、缺盆。问曰：此证从何而得？答曰：皆因食寒物伤肺，酒色不节，或伤风不解，痰流经络，咳嗽不已，可刺前穴。又久咳不愈，咳吐血痰，风门、太渊、膻中、列缺。”《针灸大成》中的歌赋同样有治疗肺脏病的记载，如《席弘赋》所言“冷嗽先宜补合谷，却须针泻三阴交”；《胜玉歌》载“若是痰涎并咳嗽，治却须当灸肺俞”；《玉龙歌》曰“咳嗽须针肺俞穴，痰多宜向丰隆寻”“寒痰咳嗽更兼风，列缺二穴最可攻，先把太渊一穴泻，多加艾火即收功”；《杂病穴法歌》则云“冷嗽只宜补合谷，三阴交泻即时住”。徐凤的《针灸大全》记载有“咳嗽寒痰，胸膈闭痛，膻中、肺俞、三里、列缺”，又有“久咳不愈，咳唾血痰，列缺二穴，风门二穴，太渊二穴，膻中一穴”。《名医类案》中还有相应病案记载，言“一人得伤寒证，七日热退而咳连声不绝，举家彷徨，虞诊其脉，皆沉细无力，人倦甚，以补中益气汤作大剂，加炮姜附子一钱，一日三贴，兼灸气海、乳根三处，当日咳止，脉亦充而平安”。清代《针灸集成》云“咳逆不止，灸期门三壮立止”。同时期日本针灸家石坂宗哲在其著作《针灸说约》记载“经渠治心痛呕吐，咳逆上气”。又有清《勉学堂针灸集成》卷二“咳嗽”中记录肺胀可左侧者，灸右足三阴交，可右侧者，灸左足三阴交；卷四“手部”中记载灸中泉七壮，可治胸中气满不得卧，肺胀，满彭彭然；卷三“手太阴肺经”中记载先针刺太渊二分，再灸三壮，可治疗肺胀喘息不休；卷四“足少阴肾经”记载先针刺阴都三分，再灸三壮，可治肺胀气抢呕沫；卷四“督脉”中记载先针刺大椎五分，再灸五壮，可治疟久不愈肺胀胁满。
中医药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其理论知识和治疗经验是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又通过反复的实践检验，证明确实是有效的，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各种社会原因，中医受到歧视、排斥，不仅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而且面临被消灭的境地，相应的，中医肺脏病基础理论与临床经验总结基本停滞不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党的中医政策的贯彻，中医又获得新生，并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疾病防治水平不断提高。肺病防治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和医学界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和有关科研人员，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理论、临床治疗及药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发展，中医肺脏病的理论、实践和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近几十年来，人们注重取中西医之长，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开展对肺病防治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疗效总结。这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点。
随着国家科技政策重视与扶持，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与发展。20世纪50～70年代，卫生部开展了以城市工矿为中心逐步扩展至农村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建立各级机构，防痨宣教、接种卡介苗，尤其是异烟肼、利福平等高效抗结核药物的相继合成，开创了化疗的新时代，使肺结核的患病率与死亡率明显下降，改善了流行情况。70年代开始，呼吸病的防治研究有了较全面的发展。1971年国务院和周恩来总理做出了防治慢性支气管炎“一抓到底”的指示，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防治慢性气管炎的群众运动，针对中医药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开展了大量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文献整理、中药复方和单验方的筛选与应用等，总结了大量的临床经验。1971年全国首次召开了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相关会议，确定了支气管炎的疗效评定标准，对于促进慢性支气管炎的临床观察与研究逐步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79年在广州全国慢性支气管炎临床专业会议上，明确了慢性支气管炎的中医证候分类，分标实证和本虚证，为推动慢性支气管炎的规范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医药治疗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多为基础理论的探讨、临床经验总结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与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①围绕肺藏象的基础理论或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疾病的病理生理，采用西医的研究方法阐释中医肺脏的主气、朝百脉、主治节、通调水道等功能及其物质基础。②对中医咳喘等病证的文献研究，结合临床经验总结了治疗方法，提出了新的病名如风温肺热病。③探讨了常见呼吸系统疾病如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哮喘的病机及其规律，开展了老年人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机规律和证候诊断规范研究。④初步建立了包括呼吸病中医病证的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并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⑤在国家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的资助下，开展了中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临床研究与作用机制探讨，如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哮喘、肺纤维化、老年人肺炎等，优化了辨证治疗方案，提高了临床疗效，初步建立了突显中医疗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探讨了中医药的作用机制。⑥初步建立有关病证模型，初步建立慢性支气管炎的肺气虚证模型，探讨了慢性阻塞性肺病稳定期的肺气虚证、脾气虚证、肾气虚证模型；基于病证结合的思路，结合疾病的主要病机，初步建立肺炎的痰热证和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的痰热证、痰湿证模型，为探讨中医药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依据。⑦源自针灸发现并验证了支气管哮喘的新靶标，上海中医药大学杨永清团队以针刺防治哮喘为例，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研究，从“三穴五针”针刺治疗哮喘有效出发，成功发现并验证Transgelin-2是针刺效应蛋白MT2的防治哮喘新靶标，成为我国学者发现并验证的第一个支气管哮喘新靶标，也是中国针灸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此外，各省市级中医院和中医药高等院校的附属医院绝大多数设置了呼吸病科，部分单位的呼吸科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专科（专病），提高了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水平，提高了社会服务能力，也为学术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部分中医药高等院校的课程体系中为本科生设置了呼吸系统方面的选修课和研究生的必修课，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中华医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针灸学会及其有关学术团体举办呼吸系统疾病方面的培训班，有条件的医院招收呼吸系统疾病医师进修班，为培养呼吸系统疾病的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防止包括呼吸道疾病在内的各种疾病的流行，党和政府积极号召全国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防止病从口入等工作，同时结合历代医家预防疫病流行的经验，大力推广中医药预防肺病。不仅注重对肺病的未病先防，同时亦开展既病防变的防治工作。
未病先防。为预防肺病的发生，应加强劳动保护，改善环境卫生，消除烟雾、粉尘和有害气体对呼吸道的刺激；加强体育锻炼，提高抗病能力。气候变冷而受凉感冒是引起肺病的基本诱因，故及时治疗感冒对肺病的预防有重要意义。对于用中医药预防肺病的发生，各地曾多次报道，如用玉屏风散连服半年左右；或用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甘草、当归、灵芝、陈皮等制成糖浆，连服3～6个月，可预防感冒或防止其复发。近年来，随着中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冬病夏治穴位贴敷（以下简称“三伏贴”）日益推广普及，成为群众广为接受的中医药防治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三伏贴”主要适用于反复发作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也可用于以反复发作、冬季加重为临床特点，中医辨证为寒证的其他疾病。
既病防变。中医药具有缓效、稳定、持久的特点，尤其是缓解期，其防治结合，寓治于防，充分显示出中医药的优势和特点。而西药则给药途径方便，控制病情迅速，控制感染效果好（尤其对重度和危重患者）。近20年来，由于人们结合中西医的优势，注重运用中西医结合防治肺病，如用补骨脂、淫羊藿、巴戟天、熟地黄、山萸肉、菟丝子、白术、黄芪、当归、五味子、附片、法半夏、胆南星、紫河车等药物组成的补肾防哮丸，按比例，或泛水为丸，或为蜜丸。治疗支气管哮喘缓解期，宜于好发季节前两个月左右连服3～4个月；常年性发作者，宜于喘止后服药3～4个月，可连服3～5年，或以病情稳定不发为度。这样可扶正固本，增强机体抗病能力，减少该病的急性发作，促使疾病向愈。
2003年5月8日，吴仪副总理与在京知名中医药专家进行座谈，中医药参与“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得到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其采取切实措施，加大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力度，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组织立项了各类中医药治疗非典型肺炎研究课题30余项，坚持把中医药防治非典型肺炎的临床与科研工作紧密结合，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型肺炎的临床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科研支撑和理论依据。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在此期间，中医药全疗程、全方位参与救治，在减缓轻、重症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进一步扩大了中医药治疗肺脏疾病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中医药与肺脏疾病研究的热潮。2022年3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岐黄学者”方邦江教授等全国中医临床专家对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中医治疗”进行了修订，其中重点新增“针灸治疗”，由此肯定并突出了针灸疗法在应对新冠疫情这种重大传染病中的独特优势与作用。
对中医药防治肺病的各种经验的系统总结，是近代中医防治体系飞速发展的重要标志。各种治疗方法的进一步研究，有效方药的进一步观察，各种剂型的不断改革，均充分显示了中医药防治肺病的良好效果和优势。
肺病的中医治法可谓丰富多彩。除药物内服外，尚有针灸、穴位贴敷、药浴、中药包热熨、推拿、气功、心理疗法等，这些治法各具特色。大量的实验证明，各种治疗肺病方法的综合运用，可明显地提高临床疗效。近30年来，治疗肺病的中药剂型不仅在传统的膏、丹、丸、散等剂型及所制成的成药方面有很大的发展，而且用现代制药方法所制成的煎剂、糖浆、雾化剂、针剂等亦在不断增加。中药剂型的不断改革，对于方便患者、提高疗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近几十年由于肺病中医防治工作发展较快、成就较为显著，使肺病中医防治体系逐步完善。但也必须看到，由于肺病中医防治体系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必然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加上一些主客观因素，其间依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课题。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中医药防治肺病的优势，亦要正视存在的某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医肺病学向纵深发展。
目前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在坚持提高中医药诊断、防治肺病临床疗效这一目标不变的同时，也要加强中医药与现代科研思想、科研方法的融合与创新应用。此时期，中医肺病学临床科研主要应以优势病种研究为切入点，以中医肺病病因研究、诊断试验评价研究、疗效评价研究、预后研究等为研究分类，以系统评价、随机对照试验、随机交叉对照试验、同个体自身前后对照试验、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问卷调查、量表制定、指南（标准）制定、数据挖掘、“真实世界”的科研范式等为方法支持，以中医临床肺病防治的前沿追踪为创新动力，旨在提高中医药临床防治肺病的疗效及构建公认的规范化中医肺病疗效评价体系，营造中医肺病优势专科发展新格局，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