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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堂是古代城镇行医的最普遍的作业方式。相传是医圣张仲景所开创，他当年被委任长沙太守时，在衙署大堂上，行公事时断案，余时为患者诊病。以后悬壶者为表达对先贤履迹的纪念和踵武，把在门庭执业或在药店执业称为坐堂。这和在家挂牌行医和走方行医是有区别的。坐堂一词的典故出于医圣张仲景的事，见于伍连德和王吉民二位先生1932年所著的《中国医史》。书中未列出处，可能源自“口述史学”，即从民间传说得来。
古代医生行医常有遇到疑难杂症令医生束手之时，需要通过会诊，“乘众智”以求认证治要。此时医生便经常请誉隆当地的一些名医，一起行脉处方，中医称这种会诊为打公堂。当年沪上名医程门雪等人，以其艺高德馨常被请去打公堂，程公等人也因能解医生之难而被称为“医之医”。
也有被请到患者家会诊的，这大多是患者家提出来的。例如在明代嘉兴名医金九渊（字长鸣，号少游）先生的《冰壑老人医案》中，就记载一则伤暑的会诊治案。患者名项兰斋，任都督之职。患者暑月骑马至徐州时患热病，之后又乘船南下，仍身热不食，就医不效。他曾自投于水中，为舟人泅水救起后抵家。请诸医会诊，一医以为伤食，一医定为外感，第三个医生主张辛散泄气，处方为羌活汤加枳实、厚朴、生姜。金九渊先生据脉数而虚，按之少神，指出辨证当属伤暑，如果服辛热散气药必加剧病情。无奈“众议亦坚不可破”，金九渊先生的意见未被采纳，还是采用了羌活汤加味的方剂。但服药后一更多一点的时间，患者“狂躁谵语，躁且走跃”。翌日患家长翁踵门延请金先生。先生询问患者的随身仆人，问他从徐州南下一路上是不是未曾小便过，仆人回答是。遂投六一散一两，汲井水灌之，服后小便即下如注，得安寝，又令徐饮冷粥，服清暑益气汤，十日愈。这是古代会诊的例子。但会诊也往往有各说齐陈，作舍道边之事，还得再兼服药参机变。但有时会诊决策的错误可能难以挽回，例如慈禧当年患痢疾，虽然诸御医会诊，想到是乌梅丸证却不敢用乌梅丸而致死。这说明，会诊一定要充分展示理论才能发挥辨证论治的优势。看来，《素问·阴阳别论》“谨熟阴阳，无与众谋”之语不诬。